李杰
（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临近除夕的一天，笔者家中有客来访，是与我家交往十年有余的朋友一家，他们是黑龙江人，今年在天津过年，与我年龄相仿的肖蔼（化名）去年六月刚参加高考，目前就读于湖南本科院校。虽然相交多年，但上次见到这位弟弟，还是三年前在我的高考升学宴上。而他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经历堪称“孟母三迁”，小初高3个学段分别就读于3个地方，在与其交谈中，笔者产生了一些思考。
农村家庭进城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随着当下零工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城务工的难度相对变小，找到一份工作糊口似乎已经不再成为城乡流动人员的壁障，但工作之余便是生活，也是家庭再生产。在现代性冲击的当下，除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等代际延续的简单家庭再生产之外，各家庭还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和跨越式发展，这便是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的新任务，而这一责任在当下更多压在“70-80后”正值壮年的父母肩上。基于家庭整体发展目标，虽然各个家庭形成不同的策略和分工，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竭尽家庭资源为下一代托举，只为子女有出息。
（一）大城市郊区：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另一座“蓄水池”
城乡融合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城市的物价和消费水平也给进城务工家庭带来压力，进城务工的家庭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也难以适应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岗位。而大城市的郊区地带则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家庭提供了天然的温床，相较于落后地区的县域，城市郊区或许具有更加强大的承载能力。因此笔者试图对进城务工家庭的工作和生活样态进行整体描摹。
以天津J区为例，作为远郊五区之一，这里下辖的小镇混居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人，在这里似乎本地人反而成了稀缺群体，与市区的连接仅有一趟通往天津站的巴士，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每20分钟一趟，房租相较市区几乎低一半，基本300-400元就可以租到大杂院的某一间20多平的屋子，本地家庭会出于为子女升学争取重点高中资格或者追求更便捷的生活质量的考虑，靠近市内六区买房定居，而郊区的房产用来收租。尽管房屋大多破旧逼仄，几家租客共用卫生间或厨房，但进城务工家庭一般不太考虑住所的生活质量，只为了下班后有个休息的地方。郊区的产业相对低端，据笔者观察主要包括半技术半体力型的钢铁加工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配件组装轻工业这两类，他们吸纳了当地绝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外来务工者就业，近年来随着货拉拉、美团等零工经济的普及，平台接单的司机和骑手岗位也成为主要从业方向。
同时笔者发现，这些在生活上不求质量的务工者却对子女的培养格外重视，“70-80后”的家长大多更期望将孩子留在身边照料，且大多认为“咱们这辈子苦点，咱孩子有希望，这是最好的回报，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但从现实处境看，外来务工者的随迁子女想要接受良好的教育，需要克服诸多障碍，且父母对下一代的托举也需要家庭特定的策略与分工。
（二）户籍与学籍：随迁子女教育的“硬门槛”
通过查询资料和访谈相关经历者，笔者深入了解了天津当地的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入学限制。首先是户籍方面，外地随迁子女就学将在幼儿园升小学、小升初以及中高考都面临较多限制。特别是中考，无天津户籍的随迁子女无法报考普通高中，只能报考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和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因此中考政策的地区差异以及让孩子接受更优教育资源的初衷，使进城务工者结合家庭实际做出提前规划，主要包括返户籍地就读、积分落户当地就读以及特殊渠道报考私立学校几类不同策略选择。
其次，并非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户籍所在地的高考，学籍年限、实际就读证明仍是重要考核因素。当前我国东西区域差异依然显著，因而人才选拔方面中高考对中西部的农村偏远地区、革命老区存在优惠政策，例如三大专项计划旨在定向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虽然这些区域教育配套设施和师资力量存在不足，但专项计划等仍然可以帮助农村和贫困地区优异学子实现纵向流动。
为彰显教育公平以及配合三大专项计划，大多数中西部人口迁出大省不断完善高考报名资格审查规定，严禁非正常学籍迁移，严禁空挂学籍，严禁人籍分离，具体要求考生须具有该省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籍且高中阶段教育在该省连续实际就读3年以上（考生实际就读学校与学籍所在学校必须一致）。因此进城务工家庭需要随时关注户籍所在地的政策动向，如果下一年的报名资格审查存在这种限制，就必须将随迁子女转回户籍所在地就读。
（三）托举策略：外来务工家庭的“自致性努力”
随迁子女进城读书限制颇多，学籍和户籍两个难题不能仅仅依靠政策的统筹，各家庭大多立足于家庭实际和未来发展目标，举全家之力进行自致性努力的尝试，据笔者观察主要分为两种托举策略。
其一，花两代人钱包，让孙辈成为新市民。天津的落户方式中最主要的有两种，“海河英才”计划集体落户，或者积分落户，即要求在津合法稳定就业，通过社保缴纳年限、居住年限、学历、职称等项目，攒积分达到110分即可落户。但无论是“海河英才”还是积分落户，购置产权住房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笔者身边也有这类家庭，他们通常是这样的路径：家中“60后”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于80年代进城，常年外地务工为家庭积累进城资本，而他们的子女成长初期大多经历留守，由祖辈隔代抚养，这一代子女中少数通过教育实现流动，成为第一代大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有稳定工作，在父母的帮助下在城市购置房产，成家后使自己的下一代取得城市户口。在两代人的代际支持下，第三代在出生时便解决了户籍问题，可以在教育方面享受城市本地学生同等待遇。而据笔者了解，天津当前仍属于“高考洼地”，被访的落户者也表示更看重的是自主命题相对简单，高考人数少，分数线低等优势条件。
其二，阶段性随迁与留守，城乡间教育漂流。并非所有农村家庭都有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存在部分家庭进城较晚，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家庭首批进城者，而其父辈大多终身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形成典型的“半工半耕”家庭模式，以保证家庭收入的最大化，而这种代际分工也促进了农村家庭渐进城市化，但其随迁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难免一波三折，每次“教育漂流”对于整个家庭也是惊险跳跃。
被访者肖蔼（化名）虽是黑龙江籍，但自小就出生在天津，作为外地户口，在幼儿园升小学时很艰难，家里办了诸多手续，最终在当地小镇上读了书，小学阶段平稳度过，但小升初又面临难题，外地户口即使办了相应证明升入初中，也没办法参加当地中考，于是父母决定送他去河北省衡水某县的私立中学。笔者想起多年前面临小升初时，私立学校尚不普及，我回到户籍地读小镇初中，父母在津务工，而由爷爷奶奶照料生活，或许“00后”一代随迁子女都经历过类似波折，部分家庭会在小升初或者中考这两个结点送子女回老家受教育，去留的选择只是基于各家庭实际做出的不同策略。
私立初中的学费极高，且会根据当学期的本地和外地生源比例给外地学生上调学费。但如果子女有出色成绩，父母一般会认定孩子是“读书的料”，为了供孩子读书，家庭大部分收入用于教育支出，生活方面开销则是格外节俭，家庭无太多稳健型资产，且抗风险能力弱。但即便如此仍存在新问题，肖蔼回忆道：“中考前夕，老师问我们哪些学生是本地的？包括我在内的外地学生基本不受重视了。尽管我当时成绩还不错。因为初中部的本地学生进入高中部才算是指标，其他外地学生不算入，毕竟我们没办法在河北高考。”同时因为黑龙江省高考报名资格审核的限制，经家庭商议，肖蔼最终回到了黑龙江省某市的县高中就读，母亲回去租房陪读。当我问他为何不让祖辈陪读，他回答说，“爷爷奶奶年龄偏大，他们晚上六点多就休息了，我读高中与他们作息也很难一致，而且他们生活在乡下，我在县城读高中，实在有心无力。”
笔者观察发现，首先返乡陪读的任务背后存在着代际分工与性别分工，如果祖辈年轻健在且身体硬朗，一般优先考虑由祖辈照料孙辈，且责任实际承担者也多为女性祖辈，例如奶奶或姥姥负责照顾吃穿住等；如果祖辈离世或者年迈丧失监管照料能力，一般由务工收入相对少的一方——通常是母亲返乡陪读，照料子女读书和起居，这是务工家庭的理性选择，但其中性别分工失衡的潜在风险也值得我们反思。
其次是学校选择，尽管外来务工家庭可获取的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但父母仍希望在能力范围内为子女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环境，无论是就读私立学校还是返乡后择校都是如此。例如县中近年来虽受到超级中学“掐尖”影响，但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上相比乡镇中学相对更先进，大部分父母会在子女返乡后为其争取最佳教育环境。
（四）结语
那天访谈的末尾，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之前因为户口问题吃亏，那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在天津定居呢？阿姨回答说，“有这方面意愿，但也不一定，因为你叔叔的工作还没准呢，也不敢说在这边怎么着了。你老弟今后在哪也不一定，实在不行我和你叔先整个窝，至于他在哪发展，我不能限制他，哪里发展得好或者找到合适的岗位，咱不能给人家决定了，他想回来咱也不拦着，他要是不想回来，咱也不能强制孩子。”寥寥几句朴实话语，笔者却听出了他们对城市生活有所眷恋的同时也有对外来务工临时性和不稳定性的担忧，这是进城意愿和进城能力的张力所在。也看出他们对于孩子成长预期之纯粹，希望子女通过读书有更高的成就，不再从事不安稳的低端工作，借助教育实现代际流动或许是他们心中对子女最好的托举。
无论是两代人接力买房，为孙辈进城铺路还是竭尽所能让子女接受教育不落人后，都是家庭托举下一代的策略，而每种策略又伴随着三代人的代际分工，究其根本，这是新家庭主义伦理支撑下家庭资源集聚和功能整合的实践体现。笔者认为教育流动与市民化越来越成为两条在目标上独立并行，又在实践过程中相辅相成的线索，两者实现的先后次序视各家庭情况而定，但毫无保留地托举下一代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但这种托举背后的伦理机制是否稳定，究竟是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短期意识形态，还是具有更深远的社会基础，仍需笔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