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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故事有温度。
郭沫若纪念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东临什刹海，南望北海公园。这所四合院是郭沫若生前办公和生活的地方，由达仁堂乐氏兴建于民国年间，至今已有百年。院墙南端，有块“乐达仁堂界”的石桩，字迹至今可辨，印证着院落的来历。清朝时期，这一带曾经属于恭王府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曾是蒙古驻华使馆，此后宋庆龄也曾在此居住。1963年11月，郭沫若搬了进来，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五年。可以说，这座建筑见证了中国的百年沧桑巨变。然而走进郭沫若纪念馆时，感受更多的是人文的温情。
顽强的“妈妈树”
一进院，抬眼便能瞧见郭沫若先生生前最爱的银杏树。在馆院的10棵银杏树中，有一棵有着特殊的意义。1954年，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因患重病需要去外地治疗。在她离开北京的第二天，郭沫若便带着孩子们去了北京西郊的大觉寺，移回了这棵当时只有手腕粗细的银杏树苗，栽种在了西四大院的家中，并给这棵银杏树起名“妈妈树”，有“孩子们少不了妈妈”的深意，同时更是希望妻子如同银杏树一样生命力顽强，早日恢复健康，回到自己和孩子们身边。1963年，郭沫若一家搬到这座位于前海西街的院落，也将这棵被投入了最为质朴真情的银杏树移种到了院中，它似乎已经成为了郭沫若家庭中的一员。
来历不凡的铜钟
郭沫若纪念馆一件件馆藏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段与郭老有关的故事。走近四合院垂花门，门前两口铜钟颇为引人注目。这两口铜钟的造型、花纹相似，顶端各有一个龙形神兽，乃是传说中龙的四子蒲牢。虽然两口铜钟外形相近，它们却并不是一对，铸造年代也有不小的差异，左侧高而细一点的钟铸于明代，矮而粗的钟则铸于清乾隆年间。明代铜钟上的文字比较复杂，记录此钟铸造的时间、用途、捐款铸钟者姓名、文字书写者姓名等信息。从铜钟铭文可知，此钟建造于大明天顺元年岁次丁丑十月吉旦，后因“大清乾隆岁次甲子仲春重修洪慈道院”，由住持周复定募集资金购买，在大清乾隆岁次乙亥十月吉旦进入道院，并且由顺天府学的廪膳生员张元鼎书写铭文。铜钟的下半部分刻写各地捐资者的姓名。清代铜钟上的铭文比较简单，只记录该钟建造于大清乾隆戊寅年，由齐初百“诚造”，并将捐资铸造铜钟的人员姓名刻录在钟的下半部分。
两口铜钟下面的垫砖也不是普通物件，砖上刻有“贰年成造细料贰尺见方金砖江左苏州府知府钟殿选照磨周存颖管造六一甲袁春霖造”，从此可以推测，此砖是由苏州府监制的。金砖也叫“京砖”，专为京城皇家亭台楼阁使用，所以砖的选土、用水、烧制、运输乃至选用，每道工序都极为严格，它们“流落民间”并能够保存至今，实在是非常难得。虽然垂花门旁的两口铜钟并非前海西街18号建造之初的原始摆设，但是把用金砖垫放的铜钟放在有百年历史的四合院垂花门左右两侧，凸显院落的历史韵味，自然也显示出院子主人隽永的文化情怀。
“沧海遗粟”木匣的经历
进入郭沫若纪念馆的第二展厅，一只日式木匣赫然展现在大家眼前，上面有郭老亲笔题写的“沧海遗粟”四个大字，这可称得上是“镇馆之宝”。木匣看起来普通，里面却装有九部郭沫若编著的古文字研究的手写书稿，这是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间学术研究的精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夕，郭沫若撰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避居日本，开始了近十年的流亡生涯。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下，郭沫若在家中埋头研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从历史经验和规律中寻找救国之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创者。出于历史研究需要，郭沫若开始了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读完了东京图书馆与东洋文库中所有有关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在深入考证和分析后，编著出版了《卜辞通纂》《金文丛考》等九部学术著作，在当时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当之无愧成为了古文字研究和考古领域的专家。这些古文字学术著作手稿，都存放在这只木匣子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决定秘密回国。为避开日本当局监视，他只随身携带了一支钢笔。这只装有手稿的木匣子则留在了日本，直到二十年后的1957年才被友人带回。看到这只失而复得的木匣子和九部手稿，郭沫若当时喜出望外、感慨万分，在木匣子上写了“沧海遗粟”四个字，又用几行小字记述了木匣子的辗转经历。凑近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上面写着：“余以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国后，此箱手稿遗留日本者垂二十年，自以为不可重见矣。直至今年四月，始由陈诚中同志携回，实属喜出望外。题此以志始末。”
床畔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郭老的卧室紧挨着书房，是一个约10平方米的狭小房间，布置简约朴素，只有一张1.2米左右的棕绷床、一个两开门衣柜，此外没有过多的物品和装饰，反倒是床头靠墙有一个高约1.5米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书柜很是显眼。这个书柜由商务印书馆制作，按照历史时期分成15个单元格。
而为什么单独将《二十四史》放在卧室床边呢？原来这是由郭沫若个人的阅读习惯、从事学术研究的领域、日常工作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如果说客厅是郭沫若接待客人的场所，它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大方地向外人展示，而书房则具有半隐蔽的特征，可以进入的人多与郭沫若谈论书稿、考古等学术问题，介于公共场所和个人空间之间，卧室则是最私密的地方，它位于客厅、书房的最里面，足见郭沫若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珍爱程度。他将装帧精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书柜摆放在自己的床头，表明不想将此套书轻易示人。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时，恰逢战火纷飞，出版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三年，直到1936年才全部出齐，加上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印数并不多，所以郭沫若收藏的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弥足珍贵。
一盏藏有秘密的床头灯
郭沫若小小的卧室内，竟还有其他有故事物件，在他的床上夹着一只不起眼的紫红色烤漆床头灯，是周恩来总理与郭沫若两人友谊的见证。1974年，郭沫若已经八十多岁，身体非常不好，周总理向郭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出指示，要求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于是工作人员在郭老的卧室外搭了张折叠床，晚上有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怕半夜睡得太熟，不能听到郭老起夜，就在郭老的床头安上一盏床头灯并连了响铃。半夜郭老起床开灯，响铃就会响起，这样值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及时过来照顾郭老。郭老听力不好，自己听不到铃响的声音。他不想影响工作人员休息，半夜起来总是轻手轻脚的，可让他奇怪的是，每次半夜起来都会有工作人员赶来照顾。当他得知这盏小台灯连着响铃，而且是周总理的安排时，感动地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SPECIAL REPORT
OK!独家对话
郭沫若纪念馆
副馆长
OK!：郭沫若纪念馆的院落景观、内部展览布置有怎样的讲究？
副馆长：我们馆的主体建筑是典型的中式庭院式两进四合院。庭院里绿树参天、百花齐放，四合院建筑古香古色、庄重大气。四合院垂花门的上沿雕刻着“福禄寿”图案，象征着吉祥如意；垂花门两侧有两棵百年古树；古树下面还有两个明清时期的古钟。通过垂花门进入里院，里院有正房、左右耳房，东西厢房和连接回廊。后院和里院正房之间，由暖廊连接。我们利用四合院内的房间建立了常设展厅，展出“郭沫若生平与思想展”。
这个展览于2012年即郭沫若诞辰120周年正式对外开放，共三个展厅，分别为“少年时代”“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流亡十年”“抗日洪流”“迎接新中国”“文化新篇”“和平使者”“笔耕不辍”9个章节，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献文物，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郭沫若追求真理、报效国家、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光辉奋斗的一生。我们将正房设计为原状陈列室，分为西侧、中部和东侧三个区域。大家在这里参观时，可以多注意房间里布置的细节。西侧房间是郭沫若生前的客厅，沙发摆成马蹄型。钢琴前面的单人沙发是郭沫若接待朋友和客人时常坐的座椅，主宾在他左手居中的位置上。因为他双耳重听，助听器只能戴在多少有些听力的左耳上，所以打破了以右为上的常规。
沙发后面的背景是中国著名山水大师傅抱石的巨作《拟九龙渊诗意》。在这幅丈二山水画的下面，主人陈列了一排他所喜欢的石头，造型自然，各显神韵。中部房间是郭沫若的办公室。一排书柜依西墙而列，书柜上方横挂着毛泽东的手迹《西江月·井冈山》。对面是于立群的隶书中堂，录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南窗下面对面放着两张书桌，主人常用的是东边那张。黑电木的墨盒、北京牌的蓝黑墨水、普通的极品狼毫毛笔……正是用这些最平常的文具，晚年郭沫若完成了《〈兰亭序〉真伪的论辨》、《李白与杜甫》及《英诗译稿》等重要史学、文学和翻译作品。郭沫若亲手抄录的两个爱子——世英、民英（均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的日记，静静地摆放在他的案头。东侧房间是他的卧室，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伴着一张棕绷床、绿格子床单及一双步瀛斋的布鞋，使小屋显得朴素宁静。这些物品都留有郭沫若生前的痕迹，游客们在连廊中穿梭，走过郭老的客厅、办公室和卧室，循着他每天生活的足迹，他的鲜活形象便油然而生了。
OK!：郭沫若纪念馆刚开放时是什么样子？
副馆长：郭沫若纪念馆的前身是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简称“郭著”。1978年6月12日郭老在北京病逝，同年11月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提议和关怀下郭沫若著作编委会成立。编委会由周扬同志任主任委员，主要负责《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办公室就设在郭老生前办公和生活的这个院子。1979年，周扬致信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在“郭著”基础上成立“郭沫若纪念馆”。之后周扬又提出应该把故居建设成“郭沫若研究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宣传中心”，这成为从“郭著”“故居”到“纪念馆”一直以来的发展方针。
OK!：听说郭沫若纪念馆有部分文物是来自他人的捐赠？
副馆长：我们馆的藏品主要是郭老生前用品，其中包括手稿、书籍、文件、生活用品等，其中纸质品占绝大多数。这些作为“郭沫若遗物”首先由“郭著”工作人员加以整理。1988年故居开放仪式上，由家属捐献给国家，现由纪念馆管理。“郭著”的主要任务是编著《郭沫若全集》，郭老相关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是它的主要工作。这一过程中就有不少郭老的生前好友，或者社会人士向“郭著”以及之后的纪念馆捐献资料，其中有不少珍贵的手迹、版本书。这其中的故事还是挺多的，这里可以谈一件刚刚发生的。
在我们馆的西院展厅正在展出一个临时展览，内容是关于郭老与一位日本科学家的故事。这位科学家叫坂田昌一。坂田先生是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生前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与郭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6年，坂田昌一作为日本和平代表团团员首次访华；1964年，他应郭老邀请率领日本科学代表团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在他病重期间，郭沫若寄去中医药方为他缓解病情；他去世后，郭老和夫人专门致信安慰他的遗孀坂田信子女士。可以看出这是一段不寻常的友谊。2023年年末，坂田昌一之子坂田文彦先生联系郭老家属，希望把家中所藏郭老题赠坂田昌一、坂田信子夫妇的书法作品捐献给纪念馆。
2024年5月，纪念馆派出人员前往日本接收捐献。在捐献仪式现场，坂田文彦先生不仅拿出了郭老的书法，同时还带来了郭老和夫人于立群给坂田昌一、坂田信子的全部信函。经整理，我们发现这些作品已经不仅代表着两位学者间的友谊，更记录着中日两国人民对于和平、友好、合作的渴望。2024年11月16日，为纪念郭老对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加深两国的文化与学术交流，我们馆举办“微观小宇宙力转大车轮——郭沫若与日本科学家”展。开幕式上我们特意邀请了坂田文彦先生来到郭老的家里，来到他父母曾经来过的地方做客，中日两国友人借此齐聚纪念馆，共叙两国人民和平友好之情。
OK!：以往游客最为感兴趣的部分是哪里？
副馆长：我们馆常设展厅里的书画作品比较多，其中在郭老客厅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张巨幅山水画尤为引人注目，这是我国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创作的《拟九龙渊诗意》。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和留学日本的傅抱石相识。两个人都属龙，郭沫若比傅抱石大12岁。由于两人在文学和艺术上有很多共鸣，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1934年，当时没有多少名气的傅抱石在郭沫若的鼓励下，在东京举办了个人首次书画篆刻展。郭沫若为这次展览忙前忙后，给予了大力支持。1963年郭沫若搬到前海西街18号后，作为多年的好友，傅抱石从郭沫若1958年访问朝鲜游览金刚山九龙渊瀑布时，所作的一组纪游诗中获得了灵感，用一年多的时间为这个客厅量身绘制了这幅画。画中远处云山相对，近处瀑布飞泻，瀑布两岸树木郁郁葱葱、峰峦叠嶂，瀑布下的山石之上站立着两个人，正是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傅抱石将其二人的影像画入山水之间。这幅画结合了郭沫若的诗情与傅抱石的画意，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更是两人三十多年友谊的生动写照。《拟九龙渊诗意》是傅抱石一生创作的诗意画中尺幅最大、气势最磅礴的一幅。然而就在这一年秋天傅抱石因病去世，这幅画也成了他生前最后的巨幅作品，更显珍贵。
OK!：郭沫若纪念馆保留了郭老的哪些舞台剧创作或相关资料？
副馆长：我们习惯把郭沫若的戏剧创作称为历史剧创作，主要和他选取的题材有关。在创造社时代他就写作过《聂嫈》。到1941至1943年间，郭沫若先后创作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后改名为《高渐离》）、《南冠草》和《孔雀胆》6部历史剧。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创作了话剧《蔡文姬》《武则天》和电影《郑成功》。这些历史剧无论从创作手法，还是美学内涵，都是他继“女神”时期诗歌创作之后为中国文学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郭老在抗战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手稿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他自己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我们馆内尚存部分相关报纸剪报，以及演出时的剧照。而《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三部作品的手稿、版本书则由我们馆收藏。这些都属于我们重要的馆藏。
此外，在编辑《郭沫若全集》和完善纪念馆展览的过程中，我们也征集收藏了与这些历史剧相关的资料，比如演出节目单、海报、出版的音响制品等。说一点有意思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历史剧创作而不简单说话剧创作、舞台剧创作呢？从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可以看到，郭老的戏剧创作一方面和他本人的历史研究息息相关，每一部历史剧的产生，同时都伴生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如论文、专著，甚至于诗歌作品，另一方面，郭老创作的剧本为话剧之外的其他舞台艺术提供了素材。《蔡文姬》是最好的例子，在我们的收藏中，除话剧相关的资料外，京剧、豫剧、粤剧等剧中都以郭老的本子改编排演过这一剧目。而《武则天》最早的剧本是豫剧本，之后才有了由北京人艺上演的话剧版本。我们馆的收藏里还有一部分很有趣的，就是以郭老历史剧为原本改编创作的连环画作品，数量非常多。由此可见，郭老的历史剧已经不简单是文学创作了，它真正成为了一种可利用可创新转化的珍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