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普”快讯：这11市，文物“四普”有这些新发现！

▲山西晚报2025年1月27日报道版面

四普

山西

从春夏到秋冬，

从酷暑到严寒，

有一群人，

用脚步丈量着三晋大地，

经历四季更迭，

经历风霜雨雪，

坚守在田间地头、大街小巷，

只为甄别一条条线索，

复查一处处文物，

以双手触摸历史，

为我们身边的不可移动文物上“户口”。

自2024年5月以来，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

山西省精心统筹谋划，

整合资源力量，强化协调联动，

持续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注：简称“四普”）实地调查工作，

已落实普查经费7000余万元；

投入普查专用设备800余台；

建立专家包市机制与试点推动机制；

吸纳基层专业人员1200余人，

组建普查队伍170余支……

截至2025年1月20日，

山西已复查“三普”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9752处，

复查率73.8%；

“四普”调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959处。

这份成绩，

是全省普查工作者携手奋进的“战果”

——他们追风赶月、跬步千里，

一心扑在普查上，

用实际行动书写着

“文物保护有我一份力量”的誓言。

在山西省文物局指导下，

山西晚报推出“四普”特刊，

全景式记录山西“四普”的概貌，

反映“四普”的成果，

用镜头捕捉普查队员的风采，

记录基层一线文物工作者

饱满的热情与执着担当——

山西普查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份付出，

都将成为文物保护事业中弥足珍贵的、

沉甸甸的记忆！

全力以“复”开新局

挺膺担当启新程

什么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四普”，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简言之，就是从2023年11月到2026年6月，各省各地市的文博工作者要一起行动，下沉到一线，摸清身边的不可移动文物“家底”。

自“四普”工作部署以来，我省省、市、县三级均按照双组长制，组建了普查工作领导小组或专班，印发普查实施方案、宣传工作方案与经费保障方案，共吸纳基层文物保护和考古机构工作人员1200余人组建了170余支普查队伍，并在队伍正式上岗前组织普查培训，建立文物专家包市机制与试点推动机制，蹚出了一条具有符合山西普查情况、富有山西“特色”的普查之路。

▲山西晚报2025年1月27日报道版面

复查文物数量已达39752处

2024年5月，“四普”工作进入实地调查阶段。我省坚持“应普尽普、应保尽保”的工作原则，周密组织、有序推进，普查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采访中，山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华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全省118个（含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县级行政普查单元已全部启动实地调查，启动率达100%。省普查办制定了关于长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类型文物的普查标准，为普查一线工作者提供技术规范。

截至2025年1月20日，我省已复查“三普”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9752处，复查率达到“三普”登记53875处文物的73.8%；已调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959处。

其中，太原市万柏林区发现的磺厂石窟，为目前已知太原市范围内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具有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大同市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窟顶考古发掘发现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遗址，特别是该遗址发掘出的大型铸造工场遗迹，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完整的宋辽时期治铸遗址；忻州市定襄县发现的长城资源，填补了当地长城资源的空白；晋中市昔阳县钟村社区发现目前为止夏商之际等级最高的墓地，规模宏大，丧葬习俗特殊，不仅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之际考古遗存的空白，更丰富了人们对夏商时期古代中国的再认识，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开辟了新的考古视角。

▲省普查办副主任王振华（右一）、

省普查办综合协调组组长刘刚（左二）

在晋城泽州纯阳宫现场督察。

“四普”中的山西样本

时光荏苒，从普查之初到现阶段取得的成果，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山西文博人为“四普”工作默默奉献着，也在全国开创出了“四普”中的山西样本。

据王振华介绍，在“四普”工作中，山西探索出一些工作的亮点与方法经验，一是抽调专业力量组成普查队伍，大同从云冈研究院和市考古所、市博物馆、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等6家市直属文博事业单位抽调了业务骨干40名，与县（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组成10支普查队伍，共同开展实地调查工作。省普查办也组织专业队伍，对全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普查，并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采集数据，形成带有空间信息的真彩色三维数据模型，为下一步建设文物实景三维和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奠定基础。运城市采用“老带新”模式，由参加过三普的老专家与年轻骨干组成普查队伍，通过普查锻炼基层青年文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

二是拓展普查成果，依托普查数据与我省资源特色，计划启动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纲要编制、旧石器文化遗址专项调查、元及元以前木结构古建筑专项调查，同步加强文物资源空间管理；

三是在普查过程中提升文物资源管理水平，如阳泉整合了市文物管理中心、市考古研究中心和盂县文物管理中心的专业力量组成调查队，开展遗址类文物范围边界认定试点工作；

四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普查，如晋城市城区利用文物保护志愿者协会力量，动员志愿者参与文物线索征集、资料整理和实地调查。山西大学232名文物全科生利用暑期投入到第四次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中，为基层普查注入青春力量，提升了专业水平，也增强了对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认同；

五是以科技“赋能”普查。普查人员将普查与古建筑活化利用相结合，探索古建筑活化利用的新思路。例如，通过AR、VR等数字化技术构建沉浸式体验项目，推动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形成“文物+”业态格局。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四普”工作中还引入了新的手段和方式提升普查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在跨学科合作中，除了吸纳文博专家外，还抽调了省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有地理信息系统（GIS）、测绘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学者，为普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昔阳县钟村墓地，

该墓葬为等级最高的夏商墓葬。

面向未来的新启发

在“四普”工作中，新技术、新设备的涌入，不同专业的学科融合，对于山西文物事业发展来说，有怎样的启发呢？

王振华表示，首先要进行政策和法规上的持续完善，文物保护仍任重而道远，如何加强系统性保护，确保文物资源的完整性和有效利用，是文博人未来仍需不断努力和探索的方向。其次，未来数字化将成为文博行业的重要趋势，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文物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展示，有利于文物本体的活化利用，便于公众在数据云端就能欣赏到文物之美、文化之韵。第三，国际交流与合作。文博行业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跨国展览、学术研讨等方式，推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发展。同时，利用国际平台展示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他表示，通过“四普”的实践，文博行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和定位。未来，文博工作将以实施数字化战略为驱动，以文物保护为核心，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推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山西力量。

“四普”侧记

踏遍青山巷陌只为厘清“家底”

“做好文物普查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文物家底有多少，普查一下就知道”……自晋南向晋北，这样的“四普”宣传标语在山西各市随处可见。作为文物大省，坚定扛起历史与时代交付的使命，精心守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是山西文物人肩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坚守，接力时代新使命

“王老师，之前手持拍好的照片上传pc端，照片不显示经纬度了，这是什么原因？”“王老师，为什么上传通道失败”……在山西省四普县级普查队长群，每天都会“上演”这样的询问。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山西省“四普”办综合协调组专家王军总会第一时间给予解答。16年前，他就背着相机跑遍了大半个山西，为“三普”记录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如今，他已经成长为“四普”的重要骨干。

“以前做考古工作，明明前期勘测出了在这片田地里有一些考古遗存，可是等到了种庄稼的季节，茂密的庄稼地里压根就无法进行定位。现在不同了，你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考古遗存在哪里，这是科技给我们工作带来的便利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介绍，2007年“三普”时，队员们使用的工具叫做GPS测量仪，但普遍存在20米至30米的误差，有时候误差可以达到100米至200米，而现在使用的是RTK（实时动态测量）测量仪进行定位，误差只有3厘米。

“今日7月7日，晴朗无风，一行五人继续忙碌的征途。第一站是西村关帝庙，我们于9：40抵达，大家各司其职……”大学生志愿者的普查日记让人为之动容，一笔一画的清秀字迹写下了一个文博人的赤诚，也折射了文物从业人“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专注。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从60后到00后，老当益壮的老文物人，带着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托举起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在实践中淬炼，在责任中担当，共同为文物普查写下新的注脚。

▲省四普办综合协调组专家王军（中）

为普查队员现场讲解普查规范。

探寻，揭示历史新内涵

寒风萧瑟中，太原市迎泽区文物普查队在队长李素芸的带领下，正复核东祁家山村知青房旧址。她不时甩甩冻得通红的手，往冻僵的指头上哈口热气，再往平板电脑上记录调查走访过的建筑信息。

与她一起的其他组员，则按照文物普查外业测绘流程，确认文物本体是否发生变化，逐个完善文物的基本信息。通过RTK打点，采集文物本体的边界点坐标；运用卷尺、激光测距仪等工具，测量文物的尺寸数据，现场绘制平面草图；使用采集软件移动端、照相机等工具，拍摄文物的局部、整体等多角度照片……一系列工作完成后，队员们还向文物单位工作人员、当地村民收集其他相关信息。至此，一处文物的实地复核工作基本结束。

“‘四普’工作，是一场既充满挑战又满载喜悦的文化探索之旅。”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王卫滨，这样描述他的感受。

“文物普查帮助我们了解身边的文物，它可能就是不起眼的一砖一瓦，但确确实实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来自山西省古建院的李唯一这样说道，传统的木门窗，古旧的楹联，带有精美花纹的砖雕，造型生动的石狮子……都让他思考、惊叹、着迷。不仅仅是他，参与普查的山西大学文物全科学生纷纷表示，在跋涉探寻中，能深深感受到山西的历史脉搏。

▲太原新发现的磺厂石窟正面照片。

砥砺，奋进文物新篇章

如今，山西已进入深冬，但对于普查工作者来说，只要任务没结束，一年四季都需要奔赴一线，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寻常巷陌、大山深处。

襄汾县文物普查队队长兰会才说，“四普”相对“三普”来说，在细节把控上更为完善，尤其是文物普查种类方面，也有提升，“三普”时普查1949年以前的文物，“四普”则是应普尽普，把近现代的文化遗产甚至人文景观也囊括其中。

半年多来，普查队员和包市专家表现出极高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不畏艰难险阻，深入田野、山区、古遗址等复杂环境开展工作。秉持“不漏一个自然村庄，不漏一条河流，不漏一个高台地，不漏一个山头”的“四个不漏”原则，灵活调整工作作息，根据季节、气候和地形条件安排工作时间，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确保普查工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我们每天的微信步数都在一万步以上，虽然在山上又冷又累，但收获也很大，每复查一处，都是在为文物的保护添一份力。”太原市迎泽区“四普”队员常伟说，“今后，我们将继续积极迎接挑战，不断磨炼意志，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足够的耐心，为守好迎泽文物、讲好迎泽故事贡献力量。”

新春渐近，冬天的冷冽虽未远去，早春的气息已在大地萌动。复核完东祁家山村知青房旧址，迎泽区普查队又向着东祁家山村冯氏宅院和占道村文殊寺前进……

探寻历史遗迹

新“惊喜”不断涌现

太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历史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富。运城，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最早的“中国”，有“国宝第一市”之称，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这两个市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扎实成效，并涌现出许多新“惊喜”。

▲山西晚报2025年1月27日报道版面

太原

新发现不断填补文物资源空白

北魏石窟不再沉寂

“塔塔地”果然有“小双塔”

自2024年5月实地调查启动以来，太原市各普查队克服野外作业种种困难、吸取总结工作经验，完成三普文物复核1400余处，征集汇总新发现文物线索40余条，其中30处已完成实地核查登记。其中，比较重要的新发现颇为瞩目。

万柏林区磺厂石窟

该石窟位于万柏林区磺厂村以南土坡顶上，处于太原西山主峰石千峰的北麓，开凿于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

▲磺厂石窟航拍图

石窟开凿在一巨石上，坐北朝南，窟外两侧尚有未开完的小龛9处。石窟的形制较小，窟内平面呈长方形，平顶微弧，三壁三龛。石窟三壁主尊均有明显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风格，符合北魏孝文帝改革，特别是迁洛后石窟造像艺术汉化趋势，多采用南朝士大夫服饰形式雕凿。石窟右壁（西壁）为倚坐弥勒像，亦是北魏后期题材。壁面左上角和右上角刻有两处题记，右上角自左往右可见“延昌三年八月十五日”等字样。经专家现场勘察，磺厂石窟时代特征鲜明，信息明确，为目前已知太原市范围内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具有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磺厂石窟的发现，拓展了考古界对太原西山石窟地域丰富性的认识，或为山西石窟寺研究提供了最新时间坐标。

▲太原市万柏林区磺厂石窟侧面。

古交市岔口风则峁遗址

该遗址位于古交市西南部的岔口村，保存状况良好。2009年，当地村民在耕种过程中，约在地表下40厘米处发现一件磨光石磬、几件石斧、一件小口陶罐，遂上交到古交文物部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普查人员前往这些遗物出土地进行现场调查。现场踏查中，在田间地头、耕土地坎中采集到多件夹砂和泥质陶片，纹饰多饰有篮纹、部分素面纹，可辨器物有陶盆、陶罐及器物桥形鋬和鸡冠形鋬。

▲古交市岔口风则峁遗址发现的陶罐

专家推断，岔口村风则峁遗址的时代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它的发现将为探索中华民族早期文明，为探索晋中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提供宝贵的新资料，为探索汾河流域史前文化的面貌提供新的实物证据。

▲古交市岔口风则峁遗址发现的石磬

永祚寺住持砖墓塔

该墓塔位于迎泽区郝庄镇双塔公园内。墓塔坐北朝南，创建年代不详，分析为清末民国初建筑，相传为力宏和法义两位主持墓塔。两座墓塔相对而建，距离为2.55米。两座墓塔平面均呈六边形，均为三层仿木楼阁式实心砖塔，均由塔基、塔身、塔顶组成，塔基为圆形，塔身之间为叠涩屋檐，塔顶为六角攒尖顶。

此地原为永祚寺庙产，新中国成立后划归郝庄镇郝庄村管理，地名就叫“塔塔地”，村民称这两座砖墓塔为“小双塔”。上世纪九十年代，村民在砖墓塔周边围起了铁栏杆进行保护，周边建起了高大建筑，砖墓塔很难被外人发现。2020年，建设双塔公园，拆除了周边建筑，砖墓塔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在公园建设中，硬化绿化了砖墓塔周边的土地，“小双塔”现在已经成为双塔公园的一景。

▲永祚寺住持砖墓塔

此外，杏花岭区将地铁2号线建设工程中的重要考古发现——镇远桥遗址列入本次普查登记范围；尖草坪区普查队按照文化景观认定标准，对太钢渣山公园进行了调查登记；晋源区普查队挖掘区域内红色资源，对太原县第一支部——桃园煤矿支部旧址等红色遗迹、史迹进行了文物调查和价值认定。这些新发现文物完善了太原市文物谱系、填补了部分文物资源的空白，为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也为太原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打下基础。

运城

持续“上新”，发挥试点引领作用

观音庙“开一片真心”

张氏宅院“安泰致远”

自2024年5月以来，运城市实地调查工作稳步推进，现已复核三普不可移动文物4394处，调查新发现文物164处，完成率67.78%。

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普查试点的盐湖区，“三普”登记文物416处，除国省保20处由山西文博集团负责“四普”外，盐湖区的“四普”文物总量为396处。截至2025年1月20日，该区共复核“三普”文物390处（剩余6处中的4处古遗址，地处中条山上，2处古建筑正在修缮），“四普”新发现文物35处。

墩张庄观音庙

墩张庄观音庙，位于盐湖区三路里镇墩张庄村东北小路旁，据该庙所存“创建观音庙碑记”碑记载，其创建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庙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三椽，梁架结构为四檩前出廊，硬山顶，干槎瓦屋面，明间辟门，两次间开格子窗，檐柱皆为方石柱。明间左右石柱分别题“香焚宝鼎熏开一片真心，磬向云堂敲断六根妄念。”两山墙石柱题“瓶中杨柳阴遮百万人家，座下莲花香满三千世界”。廊心墙用砖雕装饰有蝙蝠、如意、宝鼎、供桌等佛教和吉祥图案。庙内原设有神台，供奉观音菩萨塑像，现塑像已毁，村民在后墙上绘有普贤、观世音、财神等画像。据村民讲，该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作为生产队饲养牲畜的场所，后作为仓库使用，生产队会及时对其进行修修补补，才得以保存至今。

该庙虽然建筑体量较小，梁架结构简单，但是创建年代明确，砖雕刻画精美，檐柱均采用方形石柱，石柱上的楹联字迹雕刻规整，是研究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墩张庄观音庙正面

董村张氏宅院

该宅院位于永济市卿头镇董村村中，坐东朝西，创建年代不详，原为四合院。现存门房、过厅、南北厢房基址、上房，均为清代建筑。大门及过厅门两侧有浮雕动物图案的石门墩。门洞与过厅墙上墨书毛主席语录，门洞上题字“燎原”；过厅正门正反面门匾题字“瞻前景”“致远”，两侧门洞门额分别题字“和平”“安泰”，所有门额配上下联警示格言。

▲董村张氏宅院

乔沟头东岳神庙

该庙位于新绛县泽掌镇乔沟头村东部中心。庙坐东向西，现仅存正殿一座，面宽三间，进深三椽，三架梁前带插廊，灰桶瓦覆顶，屋面结构为单檐硬山顶。据梁脊板题记记载为大清道光六年（1826年）创建。殿内无塑像。东南北内壁布满壁画，绘有“东岳大帝神座”“福禄寿星”“五老观太极”“四扇屏花鸟图”等内容。前檐南北山墙内壁各嵌石碑一通，南山墙内壁为大清道光六年（1826年）《创建东岳神庙碑记》，北山墙内壁为大清道光七年（1827年）《捐款碑》。该庙布局严谨、结构精致，壁画人物形象惟妙惟肖，色彩鲜艳，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乔沟头东岳神庙东壁“福禄寿星”壁画

在“四普”实地调查中，运城几乎各个县区都有新发现，虽然体量都不大，但是都具备登记为“四普”新发现文物的价值。如，盐湖区的张半关帝庙、曲庄头关帝行宫，永济市的西文学大队旧址、中共虞临永支部旧址，平陆县的王世卿懿德碑，绛县的紫阳洞，稷山县的南位关帝庙，万荣县的薛瑄故居，夏县的王峪口遗址等。

细针密缕做普查

精细绘制文物地图

文物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让我省文物资源“家底”更清晰，让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可见。今年5月“四普”转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大同、朔州、忻州三地的四普工作者们或风餐露宿、或扛起测绘设备、或穿行于山川之间，以专业与严谨的态度，以经验与科技的手段相并重，探寻文物足迹，保护文物遗存，不让“文物瑰宝”消失，做到应保尽保。

▲山西晚报2025年1月27日报道版面

大同

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07处

北魏铁甲虽残亦寒

碑刻砌进灌溉工程

从城市到乡野，从朝阳到日落，第四次文物普查队顶着恶劣条件作业已是家常便饭。遍布荆棘的山林、身陷险峻的峭壁之下，大同“四普”工作者恪守职位。截至2025年1月20日，大同已圆满完成了对2056处文物复查，新发现107处不可移动文物。

其中，大同民航航站楼旧址、铁牛里北魏塔基遗址、王官屯高灌渠、云冈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遗址等重要新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大同民航站航站楼旧址俯拍现场

大同平城区铁牛里遗址

北魏平城时代，是佛教兴盛的重要时期。大同铁牛里遗址，是一处以塔基为中心的北魏佛教寺院遗址。铁牛里遗址塔基中部发现一处埋藏坑，这是首次在平城塔基中发现埋藏坑，坑里散落的珍珠，坑底出土的五铢钱、铜饰件、珊瑚珠……

在该遗址的北魏倒塌堆积中还发现了一件残铁甲，这是北魏平城考古首次发现的铁甲实物。

▲大同平城区铁牛里遗址出土的文物

阳高王官屯高灌渠

王官屯高灌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该灌渠位于王官屯镇重兴镇村村委会西南约550米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阳高县王官屯镇为解决康窑村附近农田灌溉缺水的问题，组织县区各个公社合作修建，历时近4年完成。现存高灌渠共5段，高灌渠之间通过水渠与涵洞相连，涵洞编号由东向西依次排列，上有编号标识，现存可见一级涵洞、二级涵洞、五级涵洞、六级涵洞编号，三、四级涵洞为公路和铁路所覆盖，地表不可见。

据重兴镇村民讲述，兴建水渠所用的石材，很多取自周边村落的寺庙、民居及墓葬。其中二号高灌渠拱券砌石，可见大量玄武岩质条石及汉白玉材质的明代碑刻墓志残块，残碑所刻年号有明代天顺、成化等，通过残缺碑刻内容可知，有胡窑村曹安墓墓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灌溉工程代表之一

阳高县王官屯高灌渠。

云冈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此次“四普”工作中，大同市云冈区以古遗址和古建筑为主，占普查总量的70%。古遗址中，烽火台和堡址占据主导地位；而古建筑则多为清代寺庙或民居，截至2025年1月20日，大同市云冈区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5处。

在新发现的文物中，云冈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与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该遗址早在2011年5月就因配合云冈石窟窟顶防渗水工程而被发掘，发掘面积达到4740平方米。遗址中出土了北魏时期塔基、埋藏坑，辽金时期塔基、铸造井台、化铁炉等丰富遗物，这些遗物具有鲜明的年代特征，如瓦当、门枕石、柱础石、泥塑莲花冠菩萨头像等，进一步丰富了云冈石窟作为早期皇家石窟寺的研究成果。

▲大同云冈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发掘现场

朔州

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4处

300岁古茶树一树成林

龙王庙麒麟观月

从仲夏到深秋，从深秋到寒冬，摸清文物家底，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搜寻历史碎片。截至2025年1月20日，朔州“四普”调查新发现文物线索14处，其中，朔城区新发现文物1处，平鲁区新发现文物5处，山阴县新发现文物3处，应县新发现文物2处，右玉县新发现文物2处，怀仁市新发现文物1处。

平鲁张崖沟古茶树

平鲁区高乡张崖沟旧村南边崖沿上，有一棵古老的茶树，历经300余年光阴洗礼，仍屹立不倒。据横切枯枝断面考查和村民介绍，该古茶树高大挺拔，形成了坚实有力的树干和发达的树冠。夏秋季节枝繁叶茂，树上的叶子呈深绿色，平展向四面八方，互相掩映，形成了一片密密的“绿色森林”，生机盎然，按时吐绿落叶,以其“稀、奇”成景,不仅是自然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

▲平鲁区张崖沟古茶树是当地人心中的“神树”。

怀仁清代早期龙王庙

在朔州市怀仁市海北头乡小村村东有一庙宇，经实地调查，初步判定为清早期龙王庙。庙宇内乐楼墙体彩绘麒麟观月图一幅，是目前朔州市保存最完好的麒麟观月图。壁画、木雕、石刻、砖雕……小村龙王庙大殿东西山墙均刻盘纹卷草螭龙纹极具价值，该石刻是朔州“四普”工作中发现最精美的石刻，小村龙王庙壁画从形制到绘画的手法来看，是清早期建筑，且艺术价值颇高。

▲怀仁市小村龙王庙大殿全景。宋斌摄

右玉畿上塞围长城遗址

2024年12月初，右玉县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在文物普查工作过程中发现了很长一段疑为土墙的残体，按照山坡起伏连续延伸，后经查阅资料，发现其疑似“畿上塞围”长城遗址，年代为北魏时期，发现地点位于右玉县杨千河乡旧云石堡北约450米处。

北魏时期，外部环境极其复杂，漠北的柔然实力雄厚，常常大举南侵，有时还和南方的刘宋王朝联络。因此，北魏太武帝时修筑了畿上塞围，也就是我们眼中的长城。据《魏书》记载，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北魏“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这一长城西起今山西西北部黄河岸，东到上谷郡，长千余里，当时的善无也就是今天的右玉县。

▲右玉县畿上塞围长城遗址南部起点附近断口土层照片。

武鑫摄

忻州

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60处

白村寨填补长城空白

黄花岭曾飘猎猎战旗

无论是藏匿于乡野的遗址碑刻，还是隐于闹市的古建庙宇。忻州“四普”工作队员们坚定不移地奔走在这片古老大地上，执着、专业、坚守，用他们的汗水与智慧，接力续写着文物保护事业的传承新发现。截至2025年1月20日，忻州“四普”调查新发现文物线索60处。

定襄白村北寨址

在该遗址中，发现明清石碑及砖、瓦等建筑构件，结合寨址分布、现状、墙体结构、所见遗物和碑文记述，可以确定该寨址在明代曾作为防御蒙古骑兵进犯的军事体系，是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遗存，是长城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弥补了全国长城资源调查中，定襄县没有长城资源的空白。

▲“四普”工作队员在定襄县白村北寨址中

发现的明清石碑及砖、瓦等建筑构件。

宁武黄花岭堡址

该堡址位于宁武县凤凰镇岭沟村北，是研究明代边防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不仅展示了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还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军事策略。

繁峙“十一井灌渠”

繁峙县东山乡苏家口村处发现“十一井灌渠”，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兴修农业水利背景下兴建的水利工程，反映了繁峙县乃至全省水利设施建设的技术水平，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等。

五台寺沟金代墓塔

位于五台县豆村镇寺沟村。该塔坐北朝南，为单檐实心砖塔，平面呈六边形，自下而上分为须弥座塔基、收分塔身、砖仿木塔檐、山花蕉叶塔刹四部分。

寺沟金墓塔位于寺沟村朝阳寺后山中，承载和记述了许多历史的故事，也凝结了先人古老的智慧和勤劳，是当地人的骄傲和文明的见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与情感价值。

▲五台县寺沟金代墓塔

文物普查稳步推进

历史瑰宝被唤醒

三晋大地上，无数文化遗产恰似璀璨繁星，将这片古老的土地装点得熠熠生辉。在“四普”中，阳泉、晋城、长治三地的文物工作者们满怀热忱，奔波在城市乡野，用专业与执着，让更多沉睡的历史瑰宝被唤醒，为三晋文化传承添砖加瓦。

▲山西晚报2025年1月27日报道版面

阳泉

新发现文物54处

神泉寨藏百余间石屋

县城“大坡”起斗争风云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以来，阳泉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组建普查队伍8支，普查人员70人，共复核“三普”不可移动文物794处，完成普查任务的71%。整合阳泉市文物管理中心、市考古研究中心和盂县文物管理中心的专业力量组成调查队，对盂县大横沟遗址等9处古文化遗址开展文物范围边界认定试点工作，成为全省普查工作的亮点。

截至2025年1月20日，本次普查新发现文物54处，其中神泉寨址和平定县大坡起义战场旧址具有重要价值。

盂县神泉寨址

经初步考察，该寨址已发现石屋140多间，古建筑大部分集中在山顶及悬崖峭壁边，还有部分建在两道岩壁中间，尚无通道可入。石屋几乎全由规整的片状毛石砌筑，上面由大石板封顶。石室有单间，套间，内有通气窗、佛龛、火炕等布置。寨内还建有寨墙、瞭望台、碓臼、厕所等设施。据史书记载推测，神泉寨最初应该用于军事，距今不少于1600多年，后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可能都有过修缮和增补，它的发现对于研究盂县历史和山寨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盂县神泉寨址房屋基址

平定县大坡起义战场旧址

该旧址位于平定县城上城街天衢阁北侧，是上城与下城连接的必由之路，俗称“大坡”。该坡南北长60余米，坡面呈上宽下窄状，最宽处12-13米，最窄处5-6米，以平整的料石砌铺，边墙高耸，最高处约20余米。据清《平定州志》载：“阁下峻坂修长，道光二十四年潦水暴冲，坡圯路断，知州王继兰募金砌石重修，乃为坦途。”民国20年（1931年）7月4日，在当时中共山西省委特委的领导下，特委书记刘天章亲自参与制定计划并部署，由当时山西省军委书记苏亦雄（即谷雄一）直接参加，在平定发动了一次轰动整个华北地区的武装起义，史称“平定兵变”。平定大坡就是当时平定兵变的遗址，也是平定兵变的主战场之一。

▲平定县大坡起义战场旧址张欣摄

晋城

实地复核文物4749处

宋金遗存圆融寺，惊世石窟石堂沟

为提高第四次文物普查的质量，晋城市积极推动各县（市、区）开展实地普查工作，一方面采取市级包县专家定期下县指导（每个月不少于两次）的方式，主动为各县（市、区）的普查工作排忧解难；另一方面，采取日统计、周通报的方式，督促各县（市、区）对标对表，加快普查进度。

截至2025年1月20日，晋城市已实地复核“三普”文物4749处，完成率达71.9%，新发现文物91处。重要新发现有两处，一处是圆融寺，另一处是石堂沟石窟。

高平市圆融寺

该寺主体是中村春秋楼，位于高平市神农镇中村村西北，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中，南殿为金代风格，其余建筑为清代风格。依据庙内碑刻“……不知创始何代考其残碣在元则肇修于中统三年踵事于乾隆六年……”的记载可知，圆融寺在元代中统三年（1262年）就已存在。该石碑还详尽记录了民国时期一百余家商号资助圆融寺重新修缮的情况。圆融寺坐北朝南，一进院落，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为南殿、正殿（遗址），两侧为春秋楼，西垛殿。圆融寺东西宽27.52米，南北长36.16米，占地面积728平方米。目前，圆融寺正殿坍塌，仅存基址，整体保存状况较差。但其是宋金时期建筑的珍贵遗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工艺以及宗教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见证了当地历史的变迁。

▲圆融寺春秋楼正立面元卫兵摄

高平市鹿宿石堂沟石窟

又称鹿宿佛堂沟石窟，位于高平市寺庄镇鹿宿村石堂沟自然村丹朱岭西麓的发鸠山南坡。

石堂沟石窟造像题材丰富，有坐佛、立佛、胁侍菩萨、护法力士、供养人等，展现出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受当地地质环境影响，石窟开凿于类似小山包的砂石岩上，岩石质地相对疏松，历经千余年的风吹雨淋、日晒冰冻等自然因素影响，岩体风化、剥落、坍塌现象较为普遍。如部分石窟的窟顶、窟壁出现岩石脱落，一些佛像的面部、手部等部位也因风化而模糊不清或残缺不全。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该石窟群整体保存尚好，现存6座石窟，仍然保留了较为丰富的造像、雕刻及建筑遗迹等。窟内的一些雕刻细节，如佛像的服饰纹理、菩萨的姿态、力士的形象以及部分窟门的装饰等，虽有风化，但仍可依稀辨认。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和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反映了北魏后期从大同迁都洛阳时期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元素，以及晋东南地区中古石窟文化的延续性，对研究古代佛教文化、雕刻艺术、社会信仰等具有重要意义。

▲高平市鹿宿石堂沟石窟1号窟窟门（从西向东）。

王浩凯摄

长治

重要新发现有3处

人民公社留存往日记忆

大小青石垒砌十里石寨

长治市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来，专门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双组长，24个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市县两级保障文物普查经费，各县区组建12支普查队伍，共投入133人。

截至2025年1月20日，长治市已实地复核“三普”文物5458处，完成率达79.9%。新发现线索400余处，专家实地核查284处，认定113处。其中，长治重要的新发现有3处，分别是西流寨观音堂、强计人民公社和十里石寨。

屯留区西流寨观音堂

位于屯留区西流寨开发区西流寨村中，坐西朝东，东西长5.75米，南北宽4.95米，占地面积28.46平方米。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为清代遗构。西流寨观音堂面阔一间，进深四椽，五檩前廊式构架，单檐硬山顶，灰布筒板瓦屋面；现状前墙水泥抹面，室内山墙壁画保留较为完整，为研究当地的寺庙建筑提供了实物依据。

▲屯留区西流寨观音堂正面。

襄垣县强计人民公社旧址

建于1961年，是襄垣县存留的一处人民公社。公社东临黎城，北接武乡，南连北底，西邻下良。本着“适度改建，留住记忆”理念，由中共下良镇党委、下良镇人民政府主导，强计支部、村委鼎力，将强计人民公社办公地点新辟为“强计人民公社记忆馆”。馆舍分为“春秋实录”“激情岁月”“社员人家”三大主板块，并辅以老物件、旧档案等，对于重现强计人民公社特殊记忆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襄垣县强计人民公社。

壶关县十里石寨

位于壶关县晋庄镇十里村东南500米处的寨脚山上。坐北向南，东西长64米，南北宽34米，寨墙高5米左右、宽2米左右，建筑面积2176平方米。始建年代不详，据村中三教庙明代正德重修碑记载，地名“寨上”，至迟在明代已建成。寨子全部由大小不一的青石块垒砌而成，根据现场勘察，所用青石为寨内大块青石拆分而成，因而可以看到寨内形成的青石坑。寨子的南侧墙体正中设石砌券门一道，为纵联砌置发券形式。寨子所处位置，向东可通过乡村道路去往平顺县，向东南上十里岭可至石坡乡、石河沐及桥上并到达河南界。从地理位置来看，其地处咽喉要道，为研究当地的军事设施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航拍壶关县十里石寨。

文化博大精深

普查薪火相传

临汾，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还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当时丁村人在此繁衍生息，开启了早期人类的生存繁衍之路。晋中，地处三晋腹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尤其是明清晋商为晋中历史谱写了最为辉煌的一页。提到吕梁，也总能想起那句歌词“人说山西好风光，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在望不穿的大山深沟里也饱含历史的芳华。文明因历史而璀璨，在“四普”的道路上，更加感慨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山西晚报2025年1月27日报道版面

临汾

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13处

汾河岸立起烽火台，崖地上矗立圣母殿

临汾市“四普”工作开展以来，各县（市、区）按照《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临汾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2025年1月20日，全市三普8300处不可移动文物已复查6043处，复查率为77.11%。收集新发现线索158条，调查新发现文物113处。

襄汾县“四普”工作是临汾文物普查工作比较突出的一个地方，截至2024年12月6日，襄汾县“四普”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完成近500处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0余处。对于文物普查队员们来讲，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解开尘封的历史之谜，让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焕发生机。

在临汾市“四普”工作中，较为有特点的新发现有：

侯马圣母殿

圣母殿位于侯马市西里村北向200米的崖地上，当地人称为“娘娘庙”。坐北向南，由正门和正堂构成，占地面积210平方米，初步判定建于明代。

大梁风格一致，梁、檩全部保存完整，六檩前廊式构架，明间与左右次间设直棂窗，大殿内外均有24公分砌墙，整体布局较为规整，周围无其他建筑。殿内空间宽敞，东西两侧墙壁均残留有类似坐像的少部分彩塑，殿内顶部有悬塑痕迹。整个大殿的梁架构件如：梁、檩、瓜柱等均施以红黑、红黑白或红黄绿相间的彩绘。彩绘纹饰山西地方多具特色，多为明清时期民间彩绘，这一留存对明清时期的侯马地方彩绘传承有重要意义。大殿顶部板瓦为现代修葺，瓦砖材质就地取材，尺寸不一，均为手工制作。檐部有方椽和望砖，可知此建筑规格较高。

该殿外观虽有一定程度的残损，但体量大、整体结构保存较完整，在山西同时期发现的古建筑中很难得。作为“四普”新发现的古建筑类文物，从建筑的布局、风格等方面判断，颇具元代遗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一发现为研究侯马当地历史文化、元代建筑风格以及明清时期的彩绘传承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临汾市侯马新发现的圣母殿外景图。

曲沃文敬烽火台

位于曲沃县里村镇文敬村西南约1000米的汾河西岸高岭上，东西南三面临深沟，北与文敬堡址相接。烽火台采用夯筑技术建造，台体整体呈方锥形，底部较大，顶部较小，这种结构既保证了烽火台的稳定性，又便于守备人员观察和点燃烽火。台体底边长6米，顶部残存边长1.5米，残高约10米。烽火台南有平台，平台东侧有守备人员住宿土窑洞七孔，南北向排列，窑洞内草泥抹壁，烟炙痕迹明显。

据清代《曲沃县志》记载，曲沃境内沿汾河河岸自北向南有烽火台8处，皆有兵卒守护，为预警汾河汛情、流兵匪所用。文敬烽火台是曲沃发现的较为完整且有资料记载的一处烽火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此外，襄汾县新发现有508沟遗址、南高刘家一号民居、南高刘家二号民居；曲沃县新发现有薛庄墓地；翼城县新发现还有史伯村张家大院、河东中学旧址。

晋中

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73处

夏商钟村墓地横空出世

北齐摩崖造像历经沧桑

截至2025年1月20日，晋中市普查队已完成“三普”登录不可移动文物复核4127处，复核率达74.5%，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达到73处。晋中市“四普”队由资深文物保护专家、考古学者及技术人员组成，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地经验，结合现代化勘察设备与传统调查手段，确保了数据采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接下来，有几个重磅的“四普”新发现就要亮相，为晋中市的文物家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昔阳钟村墓地

钟村墓地位于晋中市昔阳县钟村社区，地处松溪河东岸的丘陵台地上。该墓地是昔阳县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在考古前置工作中取得的重要收获。钟村墓地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高原东部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暗示着山西东部太行山区域存在一个高等级的文化族群。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之际考古遗存的空白，更丰富了人们对夏商时期古代中国的再认识，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开辟了新的考古视角。

▲昔阳钟村墓地出土的陶斝、陶爵

图源：考古汇

平遥黄仓谷道沟摩崖造像

该造像位于平遥县朱坑乡丰盛村黄仓自然村乱树岭以南黄仓谷道沟内约1300米处，海拔高度1228米，是一处龛窟数量较多的摩崖造像。

此处摩崖造像开凿于北齐年间，现存造像自西向东由西区、中区、东区三部分构成，其中西区造像保存较好，右侧有岩体突出；中区造像有裂隙分布、微生物附着；东区造像风化最为严重，造像已难以辨认，仅存龛形。三区现存龛窟共24龛，合计造像52尊，龛窟大小不一，造像雕凿细腻，栩栩如生，佛像时代特征明显，对于研究平遥地区北齐时期佛像的袈裟样式、佛像坐姿、背光形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晋中“四普”中的新发现还有祁县北关龙王庙、太谷四卦塔墓、榆次西关火车站旧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