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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政治捐款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亿万富翁们大手笔向各大政党捐款，而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3-24 财年，自由党与工党分别收到了数百万澳元的政治献金。
然而，这些金钱游戏背后的真正问题在于，政客们并不完全依赖政治捐款，他们卸任后的收入才是令人咋舌的关键。
政治献金——九牛一毛的权力交易
尽管亿万富翁们在选举前对两大政党慷慨解囊，但这笔钱对于政客个人而言，不过是权力游戏中的九牛一毛。
澳大利亚矿业大亨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在最新的政治捐款数据显示，莱因哈特的汉考克勘探有限公司向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和北领地的中右翼政党捐赠了50万澳元。
与该公司上一财年的捐款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当时汉考克向联邦自由党金库捐赠 15万澳元，她向自由党捐款增加了200%以上。
包装巨头安东尼·普拉特（Anthony Pratt）向工党捐赠了100万澳元，而他本人则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并向MAGA Inc.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000万美元。
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 Harry Triguboff 的 Meriton Properties 在上个财年向中右翼自由党及其州分支捐赠了近 60 万澳元。
这些大额捐款看似是在支持某个政党，但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政治投资，以换取未来的政策优惠或政府合同。
例如，捐款人可以通过购买“政治订阅”计划，以每年 30,000 至 121,000 澳元的价格，获得与部长和影子部长的直接会面机会。
这种灰色交易显然让那些未能付费进入“政治俱乐部”的普通选民处于不公平的位置。
政策制定背后的利益交换
从选举数据来看，两大政党不仅依赖政治捐款，还通过付费订阅制度，为企业高管和游说者提供特殊政策接触渠道。
一次与领导人共进午餐的费用甚至高达 15,000 澳元。
这种利益交换模式使得企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比普通选民更大的影响力。
例如，2023-24 年度，澳大利亚药剂师协会支付了 121,000 澳元，确保自己在卫生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
博彩公司 Sportsbet 在 2022-23 年度是顶级订阅者，但在 2023-24 年度跌至 88,000 澳元级别。
零售集团 Wesfarmers 在 2022-23 年度记录了 110,000 澳元的付款，而陷入困境的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在 2022-23 年度支付了 88,000 澳元。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这种付费游说的方式让政客在卸任后依旧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权力影响，并为自己未来的财富积累铺平道路。
卸任后的真正财富密码
政治捐款的金额虽然庞大，但比起政客们卸任后的收入来源，简直微不足道。
企业董事会成员——许多前政客会加入大型企业董事会，利用自己的政策经验和人脉，帮助企业制定市场策略。
例如，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也通过私人投资和企业顾问职位赚得盆满钵满。
特恩布尔在退任后，通过投资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实现了财富的大幅增长。
国际咨询与游说——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卸任后，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受聘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领导的American Global Strategies公司，担任副主席。
他的角色包括在美国和印太地区提供战略咨询，这无疑是一份高薪职位。
莫里森还计划加入多个企业董事会，利用自己在政界积累的资源，为各大跨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这些收入远超他作为总理时的工资。莫里森进入美国的战略咨询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他的职位不仅能带来高额薪酬，还能帮助客户建立与澳大利亚政府的联系。
大学与智库职位——另一位典型例子是前工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
在竞选失败后，他没有选择回归普通政客的生活，而是成为堪培拉大学的副校长，年薪高达 86 万澳元，比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工资还要高。
显然，政客们在卸任后能够迅速进入高薪职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仍然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网络。
比尔·肖顿担任大学副校长的案例，显示出大学愿意高薪聘请前政客，以此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演讲与出版——许多前政客会撰写回忆录，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演讲，单场演讲费用可能高达 10 万澳元。
以及许多其他我们未曾想到的方法。
选举改革：真能杜绝大金钱政治？
目前阿尔巴尼斯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希望限制政治捐款的金额，并要求实时披露捐款信息。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能否真正削弱大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仍然存疑。
即使政治捐款受到严格监管，企业仍然可以通过聘请前政客担任顾问、董事会成员，或通过高价演讲和出版合同，继续影响政策走向。
结语：政客的真正财富密码
政治献金只是表面上的金钱游戏，而政客卸任后的收入来源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
无论是进入企业董事会、成为国际顾问，还是利用影响力进行游说，政客们早已掌握了远超政治献金的赚钱门路。
因此，与其关注政客们在选举期间收取了多少捐款，我们更应该关注他们卸任后究竟去了哪里，以及他们的政策决策是否受到了未来利益的影响。
毕竟，对于这些政客而言，政治生涯不过是他们通往财富自由的“跳板”，而真正的权力游戏，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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