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探1900》中的美国，从来未曾改变

文 | 猫骑士

今年的春节贺岁观影我选择了从《唐探1900》开始，原本的目的多少有一些对陈思成的不信任在里面，想着如果观影失望，那么还有口碑票房双爆的《哪吒—魔童闹海》可以安抚情绪。但在经历了短暂的两个多小时起伏跌宕的剧情体验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唐探1900》是真棒，在合家欢电影中放置如此沉重的主题，还能用精巧的叙事输出如此多的内容，我只能由衷的夸一句，陈狗还真的有东西。

电影观感评价——克制精巧的万花筒

在这个时代，电影在镜头语言上的知识已经是一门显学，即使以我这样不专业的影评人，也能看出唐探在画面表达上的成熟。成熟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国内很多自诩追求艺术品位的导演，甚至连基本的镜头叙事逻辑清晰都做不到，遑论成熟了。

在旧金山排华运动的大背景下，影片以三条叙事线展开交叠蒙太奇：清朝密探费洋古的追捕任务、华人与爱尔兰帮的长期冲突、秦福与阿鬼的探案历程，通过运送武器，最终收束于“革命”的主题，这种主线结合时间轴螺旋前行的叙事结构，让剧情繁而不乱，就像转动万花筒一般。

在具体的镜头运用上，以人物运动为中心的长镜头体现了叙事的沉浸感。秦福下了火车告别福尔摩斯走出车站，费洋古离开码头到达洛杉矶，在人物行进中引入信息，让观众立即进入1900年动荡且危机四伏的电影舞台。相比某些国产电影全靠演员坐那说话来推进剧情透露信息的玩法，高了不止一筹，当然这对演员的要求更高。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岳云鹏，他演戏的水平显然远远高过说相声。当然实事求是的说，以人物为中心的长镜头本身就是电影拍摄技巧中的基础，只能说某些导演的水平过于低劣了。

具体的意象的抓取和使用更是亮点，比如金陵福大变活人的表演，导演通过“魔术表演”这一核心意象，将清廷、革命党和洋人通过机器的转动形成的人物流动巧妙的表现了出来，最终洋人女演员跳出箱子一拳击倒费洋古的画面更是象征意味十足，而在观众的注视下所有人强装笑颜配合表演的场面，让人联想到近代中国各个势力在“国际观瞻”的压力下穿着脚镣跳舞的历史。

在观点的表达上，影片对历史复杂性呈现出精巧的克制。爱尔兰帮既是压迫华人的施暴者，也是本民族劳工权益的捍卫者——稍微了解一点近代爱尔兰人的苦难，就应该意识到，他们同样也是英美帝国主义暴政的受害者，这种对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影片中爱尔兰帮的邪恶形象。

对费洋古的刻画，也并没有完全把他作为一个民族压迫的符号，而是通过”剪了鞭子就告诉你”把郑仕良置于“进步”的意象之上，用“进步”和“落后”来代替了真实历史的民族解放，这至少比当代不讨喜的团结史观高一层了。费洋古的死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象——旧时代的觉醒和牺牲也是值得尊重的，而这种觉醒和牺牲并非源于自我，而是外部的压迫，和郑、白的人物形象产生了鲜明的层次感。

另外值得称道的是，电影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对中国角色的亮点进行高度褒扬——无论正反派，而不是像殖派导演那样自我规训。也不再像以前的电影，比如《xxxx钗》，设置一个善良高贵的外国人形象，而是通过严密扎实的叙事把美国社会整体的邪恶进行了刻画，明确的宣告，美国这个土匪窝子没有好人。

在爱情要素的表现上，也彻底抛弃了过去土殖导演们把白人置于审美中心的自我矮化，没错，我说的就是诸如《xx绝恋》之类的电影，白振邦与爱丽丝的中西恋曲，摒弃了《蝴蝶夫人》式的东方主义凝视，而是把中国男性放在了这个位置。更值得称道的是，影片赋予了白振邦这个角色极高的英雄主义审美意象：少年英雄，善良悲悯，自我觉醒，勇于牺牲，我想观众会想到很多名字。

当然，电影主体性叙事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在电影的开始，福尔摩斯的退场很明显在暗示“西方救世主”范式的消解，而福尔摩斯的告诫和建议，则暗示着中国叙事的接管，暗合了《邪不胜正》里蓝青峰对李天然最后时刻吐露的心声。最有意思的是“开膛手杰克”这一经典罪案符号，在西方文化的长期塑造下，已经从一个恶性杀人案罪犯，变成了维多利亚文化背景下代表罪恶的文化符号，但电影中却把它解构成了白人政客转移矛盾的嫁祸工具。

导演到底想干什么？——聊聊陈思成的想法

陈导——没错现在要从陈狗改敬称了——在春节贺岁这样的场合，把近代华人在美国的血泪史搬上大荧幕，从一般意义上讲，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如果影片的基调、表演、价值观传达有一点差错或者不尽人意，那么都很可能对票房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显然陈导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以悬疑类型片为外壳，将真实历史中的民族伤痛嵌入商业电影，既回应了当下中美对抗的集体情绪，又用历史真实性与人性复杂度规避了民粹嫌疑。这种创作选择，恰如片中的金陵福：看似迎合白人观众的猎奇心理，实则暗藏颠覆性的文化野心。

陈思成不能未卜先知，无法预测到从去年12月26号开始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带来的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却踩准了这个时代的脉搏，把握住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集体情绪，真实存在，但却被所谓的“主流媒体”冷落的集体情绪。

如果观众带入这些情绪，那么议会听证会上白人政客的虚伪辩论就与今日西方文化界对中国阴阳怪气的敌意形成了互文；协盛堂被迫解散的结局，则直接会让人想到TikTok等中国企业近年遭遇的“国家安全”围剿。

但陈思成又是狡猾的，他始终将观点锚定在历史事实之上——从《排华法案》的真实历史到太平洋铁路枕木下的华工遗骨，也许不是每个细节都有史可考，但历史的逻辑却无可争辩。这种以史为剑的策略，既避免了被土殖自由派责难的危险，又让影片获得了超越娱乐产品的严肃性。

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算投机吗？可以算，但也可以不算，对于观众来说，特别是对于新一代自信甚至有些跋扈的中国人来说，为他们服务是不言自明理所应当的，为愿意迎合他们的文化产品花钱，更是天经地义。

一句话：爷乐意，以后这种电影多来点。

冷僻而深刻——对美国社会的整体解构

在严肃性和娱乐性之外，电影的解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大荧幕上，第一次提及了美国作为中国自由派的进步主义图腾背后地某些禁忌。

首先从格兰特议员与女儿爱丽丝说起。女儿被年轻男人吸引，父亲斩断情缘从而酿造悲剧的桥段经典到烂俗。但对美国wasp传统社会文化和电影叙事手法有所了解的观众在观影的时候应该会察觉到异样。

白人男性格兰特，军医退役，当选议员，在美国传统社会里，这样的人设是无可争辩的主角，往往占据着叙事的中心地位。而女儿爱丽丝呢？电影中的镜头语言给了观众明确的回应：美丽，高贵，纯洁，有艺术气质，活脱脱一位安徒生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显然格兰特对女儿是视若珍宝的，只有一个把女儿捧在手心的男人才会塑造这样一个女孩。

但整部电影里有一块明显的缺失，是什么呢？妻子-母亲。在整部电影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出现过格兰特妻子—爱丽丝母亲这个这个意象，甚至连对亡妻的追思这样普遍的桥段都没有。很显然，这里电影是在暗示格兰特对女儿不正当的情感—即WASP的传统艺能—乱伦，这一击够狠，直接把wasp社会的主角形象直接泼了一桶大粪，但却没有争议，因为现实中美国传统白人社会特别是底层乱伦是个普遍的问题。但在大荧幕上第一次如此直白的暗示，在我印象中还真是第一次。当然我觉得陈导没这么无聊，因为至少爱丽丝这个形象是无辜的。在我看来，这个铺垫是为了更高的美学意象表达，即白振邦这个角色。

如果把格兰特对爱丽丝的乱伦情结带入故事，那么白振邦在这里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恋人，私奔，也就不仅仅是年轻人寻求自由的举动，更是爱丽丝肉身逃离父权禁锢的希望。在最后，在故事的结尾，白振邦放弃生的希望为怀孕的母亲讨取公道的剧情，更是把白振邦在升华成了殉道的解放者。

写道这里我不禁感叹，陈导太特么有文化了，这种揭露动物性的肮脏然后反转成为神性注脚的剧本语言，国内的绝大多数学渣文化从业者是想都想不到的。

另一方面，电影则直接把美国社会无法约束的资本主义逻辑直接扔到了观众面前。威曼先生作为隐形操盘手，完美演绎了资本权力的运作逻辑：他通过兰斯警官操控“正义”的司法审判，借爱尔兰工会煽动民间暴力，再利用民主党政客通过有限制的排华法案。整个过程无需直接染血，只需在私人宅邸摇晃红酒杯便能完成种族清洗。

白轩龄在议会的慷慨陈词，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这个由旧金山地方乡贤组成的议会，会因为一个低贱的小黄人的演讲而改变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清洗吗？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威曼先生需要劳动力，仅此而已。

更可怕的是，他甚至还在民众面前通过议会斗争的外在表现获得了良好的道德形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后续的故事，威曼先生干涉法案决议保留唐人街的义举将会通过报纸赢得华人群体的敬仰，从而为剥削提供无可辩驳的正当性，他收到了最高级的税——道德税。这背后没有什么精巧的设计，仅仅只是逐利的资本无法约束的欲望自然而然的结果。

电影的正向价值外溢——防御性的政治动员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要谈谈现实中一个敏感的问题。

在今天，最愚钝的人也必须意识到，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对美国来说，在7年贸易战无果又在24年底之后频遭重拳之后，全社会对击败大洋彼岸那个古老国家的目标已经失去了信心。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对某些群体来说更加危险了，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文化就是欺软怕硬。

1900年旧金山的血色迷雾中，唐人街在暴徒的火焰中碎裂；2023年纽约地铁里，“停止亚裔仇恨”的标语正在监控摄像头下褪色。这两个相隔百年的场景，在《唐探1900》的叙事镜像中重叠，揭示出一个残酷真相：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底色从未改变，只是暴力形态变了，从武器进化成算法，从街头暴力升级为政策工具。在中美战略对抗的背景下，这部电影恰似一剂清醒剂，刺痛着那些仍对西方文明抱有幻想的华人——防御性政治动员，从来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的必修课。

《唐探1900》这部电影在这个时间点的出现，应该要激起某些不敏感或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们，在祖国强大的背景里，美国的匪帮社会或许不再有胆量以政府为名开展公开的种族清洗，但植根于种族主义潜意识里的平民社会，则会把普遍的恶意显现出来，而这种恶意则会在政府和资本无意识的纵容中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极右翼分子用球棒袭击亚裔老人时，FBI的犯罪统计系统却将大部分亚裔仇恨犯罪归类为“动机不确定”；当华人科学家在实验室被指控间谍罪时，硅谷的招聘算法正将亚裔简历自动降权。这种暴力形态的“现代化”，使得压迫更隐蔽也更难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