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日获悉，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史家、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项楚先生逝世，享年85岁。这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敦煌遗书、俗文学研究的学者，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完成了“冷门绝学”的温度传递。
嘉少年的学术启航
项楚，1940年7月出生于湖北老河口，祖籍浙江永嘉。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不断迁徙中度过的，这种“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不仅让他领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
1957年，项楚从南昌考入了天津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开启了他的学术之旅。
1962年，项楚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恰逢四川大学中文系首次招收研究生，他对六朝唐宋文学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毅然报名并成功考取。那一年，四川大学中文系首次招收研究生，名额3人，宁缺毋滥，最终只有项楚一人通过考试，师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他还在缪钺等大师引导下确立学术志向：“敦煌写卷里藏着未被书写的中国，那些褪色的墨迹需要新的眼睛。”
精研重构“敦煌学”
1976年，项楚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要转折。那一年，他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在编写字典的过程中，项楚接触到了《敦煌变文集》这部珍贵的敦煌文献。当时，敦煌文献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项楚虽然身在成都，但无法直接接触到这些珍贵的原始文献。然而，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利用缩微胶卷和学界发表的一些论文，开始深入研究敦煌变文。
那年，项楚36岁。虽然前方学术道路如入迷雾，但他还是闯了进去。
敦煌变文是敦煌文献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它保留了大量的唐五代口语词汇和俗语，对于研究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变文原件大多错漏严重、俗别字多，而且大量使用少见的唐五代口语词汇，因此校理起来十分困难。
在研究过程中，项楚遇到了许多难题。例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的一句“游泥伽蓝”，就曾让他困惑多年。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不断查阅各种资料，反复推敲。最终，他通过对比其他佛教文献，发现“游泥伽蓝”应该是“淤泥伽蓝”的误写，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了抄写错误。这一发现不仅解决了他多年的困惑，也为敦煌变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此外，项楚认为，敦煌变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价值。因此，他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注重文献的校勘和考据，还深入分析了敦煌变文的文学特点、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法等。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项楚在敦煌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先后出版了《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多部专著，发表了学术论文百余篇。
巴蜀大地的学术守望
自1980年担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以来，项楚在成都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生态系统。他创建了“写本文化”博士培养方向，20年间培育了37位学科带头人，为敦煌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他主持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合集》国家重大工程，为敦煌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项楚坚持手写学术卡片，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2万余张卡片，这些卡片成为他文献学教学的范本。他每日清晨都会在望江校区竹林散步思考，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竹林七贤现代版”。他常说：“成都的包容气度最宜做学问，这里既有司马相如的文脉，又有薛涛笺的创新精神。”晚年时，他仍坚持为本科生开设《敦煌文学专题》课程，教室里常常出现三代同堂听课的盛况。
在很多师生看来，项楚的治学精神可以用“致广大而尽精微”来形容。他既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又注重细节的研究和实证的考据，将语言、文献、文学、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范式。
项楚说，人生就像一部大书，需要不断去阅读和体验。他热爱文学和诗歌创作，经常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融入到诗歌创作中。
文明对话的践行者
项楚始终强调敦煌学的世界性。在2017年一次大英博物馆的讲座中，他指出：“莫高窟的壁画不只是颜料与岩壁的结合，更是希腊凹凸画法、印度佛教故事与中国绘画美学的三重奏。”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敦煌艺术的多元融合特性。
他的著作被译为英、法、日等12种语言，真正实现了“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敦煌”的学术理想。
这位终身与敦煌写卷对话的学者，最终在锦江之滨完成了自己的学术长卷。他的学术精神如同丝绸之路上的明灯，继续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正如他自题诗云：“残卷千行未了因，白头犹作校书人。”他的学术生涯和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敦煌学的史册上，激励着后来者不断追求真理与智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泽登旺姆 图据 网络 责任编辑 何齐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