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睿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年前在县城陪同家人准备节日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县城一个街道办旁有一家“零工驿站”，询问家人后得知，这是一个政府出面的用于帮助农民工找工作的中介机构，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以此为契机，我也在走访观察中发现了近年来农民工，特别是中龄农民工就业的变化。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大量农业劳动力得以离开土地，在城市这片新天地中打拼。几十年的民工潮为中国社会孕育出了一个新阶层——农民工，他（她）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背井离乡，在各个地方留下了工程与汗水。“不出来打工是不可能的，工资就明摆着，（2001年）我在深圳一个糕点房寻到了一份做蛋糕面包的工作，工资大概800元，放在陕西内地可以说是最高工资，而这在深圳就是最低工资。”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农民工，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中龄农民工正在面对新的就业环境。
以下是笔者总结自己走访观察的经历了解到的一些变化。
变化一：工作岗位对技术素养的要求愈发提高。一位农村的个体工商户表示：“现在对技术工作能力的要求是增加的，技术工的工资翻了一倍，这是最近5年的情况，反正这几年只要你有技术就有工作，你只要肯下苦（学技术）就有活儿干，而且工资不会低。”在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许多单纯体力劳动的民工面临大的就业压力。“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一开始打工，空有一身力气，那就只能先卖着力气干上一段时间，以后就想办法学上一门手艺，一来工资碍滴（肯定）提高，二来不下大苦了。”一位在内蒙，山东，浙江，四川，东北各地打拼20年左右的农民工这么说到。相对于这些民工，那些毕业于职校的农家子弟就容易得到更好的工作，“我是在附近乡镇一个工地里的培训机构学的技术，在毕业后先经人介绍去广东务工，之后回陕西，在一家私人（个体工商户）屋里干活儿，工作就是设计并灌装像这个窗前的防盗网呀之类的。”这是一位在城乡结合部长大的技术工人，他在这份工作上持续了长达15年，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这在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中并不多见。是否拥有一门手艺，在新形势下成为农民工，尤其是中龄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因素。
变化二：家庭经济压力与日俱增。随着这批民工步入中年，他们的子女也走向成年，家中的上一辈也进入了养老进行时，这无疑加重了中龄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一位40岁左右的农村个体工商户说道。“现在已经稳住工作生活的人就是求稳，不敢像当年打工时那么闯了，现在还去闯，还在搞投资的，都是那些没稳住的人，稳住的人除了稳住自己的日子外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老人的养老压力，子女的就业，住房，结婚带来的压力都深刻的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与工作状况。“娃些个要成年了，我不得想办法帮他们买房交首付，不得帮他们寻工作？老人也是，咱这些村儿里的还好说，家里还有点儿地，在地里干一干活，农民自古以来都这样，生活就能自给自足，但是要是没法种地了，那我可不得每月打生活费，要是他生活甚至不能自理了，我怎么也得把他带到我身边去照顾他，保障他的生活，你说对吧。要是像那种在城乡结合部的老人，有一点儿地，但不多，老人退休没有了收入，也没有社保，子女不打钱，那老人咋活？”面对这样的经济压力，近年来，中龄农民工纷纷加大了工作强度，在稳定中追求工资收入的提高。“之前我还是只让帮工的去干活儿，我都不怎么亲自干，但近年来压力上来了，我不干也得干，多做一点儿怕什么？这样干下去一天也可以多挣400多，将近500，多挣一些是一些嘛。”甚至一些农民工因为这样的经济压力，主动去学习技术，提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缓解与日俱增的开支。
变化三：南撤北归。随着南方就业环境的变化，许多北方农民工选择了改变打工的地方。目的地就是北方省份与四川、重庆等邻近的省市。“现在北方与南方的工资差距是缩小了，把路费，物价什么的一算，那差距就更小了，有时候甚至能持平，所以现在许多农民工离开南方，返回北方，这叫南撤北归，我认识许多人都这样。”返乡的地点各不相同，“山东，河北还算多的，河南就郑州比较多，再来就咱们这儿（陕西）了，甘肃少，对了，四川比较多，四川可以。”一位带着孩子四处务工长达20年的老农民工这么说。也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家庭因素和政策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你问我有什么国家政策的影响，那还是有的。比方说四川就是，新疆则更明显，很多人就是因为政策所以才去的那儿。至于你问家里的事儿，那肯定也有，离家近了屋里也好经管着嘛。”但同时许多民工仍然选择留在南方。“我明年干活还是去江南一带那儿去采茶吧，去年想好的主意。我就是哪儿钱多我去哪儿，对工作没啥大希望，我50多的人了，也干不了多久，合同一签，干到发工资的那一天，如果别处有更高的工资，走人、去别处，怎么挣钱怎么来”，他的妻子这么说道。
变化四：经济疲软，尤其是疫情以来的经济疲软，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你想问我的所有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用我下面说的这句话来回答：我们国家有很多能人，但没有得到重用，而许多被用的人却不是不能完全胜任工作，记住，高手在民间啊”，一个55左右的农民工这么说道。他会写春联，编筐、画字画、作诗。他从1996年开始工作，但直到2016年才开始外出去打工，在周边的建筑工地上干了大约5年，最近几年才停下，现在只依靠自己的那些手艺挣钱了。“疫情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老婆也是，她现在做保洁的工作已经8年了，之前干家政，但是最后没有干下去。在这种光景上我们除了求稳就没有别的想法了，我现在下了工地。一是因为岁数大了，没有人会再要你了，现在（农民工）35岁以上的工作特别难寻，就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差；另一个也是因为疫情过后还有产业停滞，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产业链都耍麻打（出故障），这岗位不就没了吗？所以说工作是越来越难寻的”。个体工商户及其所雇佣的技术民工也是一样，“从疫情开始经济下滑，我们这儿也是有影响，之前搭彩钢瓦（主要用于屋顶防漏水）这种活儿我们都不做，但是这种活儿现在我们也得做，即使我们不擅长这个。” “希望光景以后能好点儿吧，希望政府可以提振经济，多设立帮扶机构，帮老百姓就业吧。”
农民工孕育于改革开放的新天地，农民工们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尤其是中龄农民工，在近年来社会发展的新环境下，他们的就业状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一批农民工的就业情况是否改善，不止影响农民工群体是否稳中向好发展，更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果是否能落实到亿万人民手中。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好日子是头等大事”，笔者希望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学识与能力讲述他们真实的境遇，并为他们乃至社会的向上向善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