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前段时间忙里偷闲地听读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王鼎钧先生成长于20世纪上半叶的动乱期间，历经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国共战争，后来到台湾，从事报刊、写作生涯，在文化界颇有建树，七十年代后在美国生活。他的回忆录四部曲追溯了四个时期（家乡、流亡学生、国共战争、台湾经历）的人生经历。他写道，他的着眼点不是个人经历，而是从个人角度看大的时代变迁，诚哉斯言。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以一个个或人物或事件泛及其他的小故事连缀而成，文采编织进白话般语言，朴实生动，情节性强，很适合听读。
听读王鼎钧回忆录，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想来这里的缘故，其一因为文中描写的家乡气味很是熟悉；其二是同为男性，成长中的情感发育有所映照；其三是类似的流浪感。王鼎钧先生小时随父母逃难，躲避战火，十七岁成为流浪学生，无意间弃笔从军，在战争硝烟和时局动荡中辗转起伏。作者写道，在不同的年代想念不同的地方……家乡、阜阳、上海、沈阳、台北…… “但我走的是单行道，再也没有回到这些地方。”
这段话触动了我的心。余生也晚，生长在和平时代，但回想起来，随父母调动，小学到初一、初二、高中分别在三个地方，高中毕业后父母再次搬迁，大学期间换专业，然后出国…… 小时候经历的这些地方，大多也再也没有回去，没有一个凭栏追忆的机会。去年和母亲、弟弟一起回到了“初二”上学的农村学校所在地，当年同窗好友热情接待，环顾四周，学校和村庄已经是人事皆非了。回想起来，生活经历似乎一直在流动中，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乡感觉。如王鼎钧先生所写：因为不断的流动，没有老朋友，只有新朋友。
读别人经历的作品，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学习、反省和总结人生经验。听读这本回忆录，作者笔下不时出现熟悉的家乡氛围，让我回想起一些小时候的往事，随手记下来，以为纪念。嗯，记而念之，“纪念“一词在这里很是贴切。
王鼎钧是山东人，与我同乡。阅读王鼎钧回忆录，朴实热情、重家族重情义的山东文化气氛扑面而来，从流亡、中学到台湾，特别是在早年命途多舛的经历中，这种情怀在回忆录中贯穿始终。我在山东长大，但一直随父母在医院大院生活。中小学在医院附近的地方学校上学，与当地同学多有交往，但生活空间颇有差别，除了课堂活动，其他接触有限，似乎生活在不同世界中。小学一年级曾在姥姥家农村待过一年，高中毕业后下乡两年多，算是接了地气。
上大学后走出山东，了解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后，我才对山东文化、对父母的家教方式和日常生活习俗有了自觉的认识。
还有教育重要性的观念。孔子家乡的山东人重视教育。在王鼎钧笔下，小时候成长过程中教育始终是中心。民国后，官立小学取代了私塾。在战乱时期，官立小学不见了，私塾又遍地出现了。即使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人们不时上路逃难，流离失所，但稍有停顿，则不惜千辛万苦，也要把孩子送进学校读书。山东出身的将军李仙洲，驻军安徽，开办中学，收容山东来到流亡青年。他说，“我是校长，不是总司令”，可见教育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想起小时候听姥爷说的，在过去，农民虽然不识字，但视教育如神明，村里街上如果有一块写了字的纸头，乡亲们都要绕着走，不敢踩在纸上。
在这四部曲中，我更喜欢作者关于家乡和 “流浪学生”的前两部曲，也许因为那段生活经历更能让我联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吧。作者17岁时远离家乡，做了“流亡学生”。他记录的学校生活和成长经历，很是生动。想来那时的他已经大致身心成熟了。
作者描写小时候家乡中的乡绅“大老师”、“二老师”等形象，将注音符号、话剧、木刻、还有荷马、安徒生等世界文学作品引入农村书堂，因此一个偏僻乡间角落与世界相连接，今天想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
我也暗自做了对比。作者在转入小学时，需要经过国学考试，解读诗词。而我在文革前夕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时的考试是：从85数到100，辨别前后左右。在战乱时期，作者还在跟着疯爷学习古诗词，而我在小学期间的语文学习留下的记忆，就是文革语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每篇作文开始总是那么几句套话。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书读，作者居然只找到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下册，其中谈论吃喝休闲的生活情调，没有看到上册谈人生情怀的内容，因此对林语堂产生抵触情绪。让我想起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找到一本书如饥似渴阅读的情景，《欧阳海之歌》《红岩》《艳阳天》《虹南作战史》，后来领袖开禁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
文中记录了作者少年时代混沌迷离、情窦初开的感受。“那时男女同学一律穿麻袋似的军服，女同学多半贴着衣领缝一块白布，外面露出两厘米宽的一条白边，她们爱美的天性，整洁的习惯，也只能在这些小地方流露出来，那大眼睛的女同学别出心裁，她在衣领边缘镶了一条阴丹士林蓝，特别清丽。” 我回想到小时候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些女护士，也有类似的镜头。
作者从小喜欢文字，在阅读和语文作业中不断地模仿流行的词藻，后来才慢慢找到自己的风格，在学校期间就不断地向各种报纸副刊投稿。有一幕读来令人动容。逃离至台湾基隆港，刚下船就讨纸张，坐在水泥地上写稿子，到邮局发信投稿，“把稿子寄给《中央日报》副刊，发信地址是基隆码头，没钱买邮票，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我把信投进去，像个小偷一样逃出来。”
读到这些文字，眼前犹如在放一部电影般，看到他讨纸、坐地、写稿、投递、仓皇离去…这些活生生的画面。
说起报纸投稿，我联想起自己少年时期做过的一件荒唐事。小时候经历文革时代，阅读书籍匮乏，家里订过报纸，我经常翻阅，也到母亲的单位去翻看其他报纸，有时读到报纸上刊登读者来信谈他们工作心得体会的短文。不知为什么，我联想到我的医生母亲，平时听她和父亲也经常说起工作中关心病人的事情。于是，我以母亲的名义向报纸投稿，写了一篇关于她工作经历的稿件，写上了我妈妈单位地址。现在回想一下，稿件内容，怎样找到投稿地址、如何发信等，都毫无印象了。发出后我也忘了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我妈妈拿了一封开启了的信件回家，问我是不是我发出的这封信？原来，报纸编辑部收到了这篇投稿后进行处理，将一封婉言拒稿信连将稿件，一并寄回了信封上的地址。那时的我一定是一脸窘色，无地自容。好像母亲也没有责备或嘲笑或鼓励我，淡然了之就过去了。现在回想，印有那个报纸编辑部赫赫大名的信封送到母亲单位的“医生办公室”，转递到我母亲手中，然后在众人目光下打开那封信，母亲也一定很是惊讶、窘迫吧。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在12岁以前做的事情。再一想，我那时居然就已经（间接地）收到拒稿信了，一笑……
贯穿回忆录的一个主题是时代与个人生活机遇的关系。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头上，即是一座大山。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受到战争动荡的影响大，导致了大面积的流亡。作者写道：十六年里国家经历了三代流亡，而十二年里王家两代流亡，听到这些话心中震动。
在当代社会，个人的生活机遇与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写道，在国民党统治后期，金融管制政策变动不居，一度禁用银元，使用者判处死刑。然而，一夜之后就是银元合法通行。台湾一度政策是通共格杀勿论；但一夜之间，海峡间开放。作者呼喊道：最后的受惩罚者值得历史记载。的确，他们是历史转折点前一段的最后一人，如同新时代的开拓者。是啊，在作者经历的战争动荡年代如此，在我们经历的和平年代这类情形也不时可见，如文革中的张志新、武汉医生李文亮。
与这个时代不确定性相关的是那些稍瞬即逝的机会，不仅是生活机遇，而且是知遇感恩的机会。大老师对小时候作者的文字训练耳提面命，读来如沐春风。作者写到他与凌仲高老师间的来往，百元钱前后的交情故事，令人感慨。另外一个经历中，任教老师对他关照，但当老师遭遇打击时，少年的他只是哭，不知如何报答老师，导致误会，留下终生遗憾。
这让我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时期碰到的两位语文老师：方老师、仇老师，还有大学里教英文的谢老师。初二在农村学校里与方老师朝夕相处，对我影响很大。去年重访旧地，才知道方老师已经因病去世，不能重叙旧情，当面致谢，回来一路上心里空落落地。的确，生活中值得感恩的经历很多，稍不留意，感恩报答的机会就失去了……
听读王鼎钧回忆录，佩服作者的超凡记忆力。从小到大的生活细节，如诗歌内容、人物姓名等等，仍然记忆如新。如他所说，因为有写小说的愿望，所以一直观察细节、保留资料。当年台湾当局反复政审，反复书写个人经历材料，也提供了这个强化记忆的机会。没想到政治控制机制成为写作助手，令人感慨。
作者引汤因比之说，历史学面对资料太复杂，可以借用科学手段，科学手段仍不足以得当驾驭，则可以借助艺术手段。可见，写作等艺术手段或许是处理历史资料的一个重要方式。读来我也有同感，这些年来不时会想到，有些观察和经历用虚构形式记录下来或许更有意义。
听读下来让我再次感叹写作者的意义。写作者是历史的记录者，留下 last words。他记录下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大千世界中的种种形象：淳朴、善良、丑恶、狡诈，给读者一个机会来反省自己的经历，获得新的perspective。
又联想到互联网时代和教育普及，给了许多人的作为写作者的机会。记得2008年前后，我注意到blog（博客）出现，然后是微博，微信等各种社会媒介平台涌现，每个人都可以写下自己的文字、记载自己的经历、感受和各种生活痕迹，毫无障碍地面对大众。让人震惊且兴奋。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犹如新教革命，给个人一个超越正式渠道而直接表达、交流的机会。话语权多元化来自技术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进步。
我在齐邦媛先生回忆录的阅读感想中写道，一个好的回忆录，需要有经历、眼光和文笔，三者缺一不可。王鼎钧先生也是三者兼备。
阅读了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后再听读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难免将两位先生的回忆录对比一下。两位年龄相仿，经过了类似的大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民族危难、颠沛流离、远去异乡，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但个人经历又各有特色：齐先生在流亡中大多时间在不同的学校氛围中度过，直到大学毕业，后来也多是在学校氛围中工作。王先生初中毕业后经历了起伏颠簸的军旅生活，后来又沉浸于报刊与文化界，因此与政界有不少交际。
人生总是有一些最为沉着稳定的底色，反映在他的人生足迹和反思上。从两位先生的回忆录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心声和情感涌动。他们风格各异，我都喜欢，但感受很不同。我喜欢齐先生的文字，细腻、真切、情感沁心。读齐先生回忆录，为她纯真的感受和坚韧的信念所感染，她的文字打动我的心，触动我的感官。我更能理解和体会王鼎钧先生的文字。他那短促的句子、率直的口气、粗犷不失文采，山东汉子的形象跃然纸上。齐先生留下诗与远方，而王先生将世界百态赤裸呈现，美好、善良、丑恶、卑鄙、辜负、遗憾…….
如王鼎钧先生所说，个人经历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读过，想过，写过，就是充实精彩的一生。“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我写《关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 “最后我说个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他们是幸存者偏差的佼佼者，为我们留下了色彩斑斓的人生体验。也正是这种幸存者偏差，为我们带来人生的积极态度，给我们人性的温暖和前行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