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催生了凯末尔这样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也让广大土耳其民众认识到,政教合一救不了土耳其,所以当凯末尔革命取得胜利,土耳其迅速开启了世俗化进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世俗化的两大标志,首先是政教分离,其次是世俗化立法,从而彻底将宗教势力赶出统治阶层,这也意味着世俗化从来都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
然而,由于位高权重的凯末尔强力推动,土耳其的世俗化迅速且猛烈,不仅将教士阶层赶下神坛,更将其几乎物理消灭,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扫清了力量。不仅如此,凯末尔在临终时还嘱咐后人,军方要成为世俗化的坚定捍卫者,从而确保了世俗化不会半途而废。
相比之下,伊朗的世俗化就显得困难重重。
从公元652年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逐渐皈依伊斯兰教,伊朗就成为伊斯兰教的忠实拥趸。
由于不愿意拜倒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蹄下,原本属于逊尼派世界的伊朗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然后什叶派教士成为特权阶层,完全控制了教育和司法,奠定了宗教集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稳固地位。
比如20世纪初伊朗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后,议会通过的宪法依旧规定伊斯兰是国教,于是伊朗成为三权分立和政教合并驾齐驱的魔幻君主立宪制体制。
从15世纪开始,伊朗和奥斯曼帝国一样,都先后遭受了英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沙俄的野蛮入侵,国土大大缩水。
然而,除失去南高加索周边,伊朗的国土并未大面积损失,伊朗高原的存在,使伊朗的版图始终相对完整。相比于奥斯曼帝国疆域被啃噬得支离破碎的尴尬局面,伊朗即便同样因沙俄和英国的南北夹击而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潭,但版图基本完整,其遭遇足够幸运。
由于版图大部分未被啃噬,所以伊朗的教士集团几乎未受波及,实力依旧强大。
不过,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最终推动了礼萨·汗的上台并建立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建立后,横扫各方叛乱,而后以土耳其为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世俗化改革,包括没收教士集团土地,限制其参政人数等。
不得不说,伊朗的世俗化改革,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由于二战的爆发,伊朗再度遭遇可怕变故。
虽然和土耳其一样,伊朗无心卷入二战,但为了防止伊朗倒向纳粹德国,苏联和英国先下手为强瓜分了伊朗,并推翻了老巴列维的统治,从此伊朗进入小巴列维时代。
虽然是父子间的传承,但由于战后苏联赖着不走,最后靠美国的原子弹威胁才收复国土,小巴列维最终彻底倒向救命恩人。
对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劳动密集型国家而言,和美国搞好关系能大量吸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和资本投入,但对于农业打底的伊朗而言,与美国越近,就意味着需要献祭更多的利益和自尊。
不仅如此,巴列维王朝时代的伊朗虽然经济增速惊人,但靠采油等产业支撑起来的经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红利的民众越发不满。
更要命的是,巴列维又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个遍,于是他们和被压制的教士集团走到一起,不断反抗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最终霍梅尼上台,伊朗世俗化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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