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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战况在 1946 年 5 月紧张起来。中共军队放弃了长春，国民党军队在 5 月 22 日进入这一城市。到了 5 月底，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但美国人仍然怕战火扩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周恩来建议中共应采取“逼美压蒋”的策略。他对马歇尔讲，马的调停之行代表了美国政策好的一面，但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希望调停成功。现在蒋介石准备扩大战火，想把马歇尔拉下水去。整个 1946 年夏天都是边打边谈的局面。1946 年 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在华北的中心张家口，11 月 15 日，国民党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开幕。
至此，再作调停国共双方的努力已属不可能，马歇尔的中国之行也就接近尾声。
1、失败的使命
马歇尔曾有过取得成功的极好时机。早在 4 月里，当马歇尔还未从华盛顿重返中国的时候，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便报告说国共关系严重恶化。美国调停是挽救局势的强有力因素，各党各派都希望马歇尔早日回中国来。可是到了年底，这些都已是明日黄花了。
1946 年 8 月，新上任的英国大使向伦敦报告说，马歇尔认为蒋介石有可能维持两个月大规模作战，然后中国便将陷入经济混乱，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最良好的条件。英国大使说蒋介石对他讲，中共并无达成妥协的诚意，惟一的办法是打，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至此，全面内战的爆发已无可挽回了。
蒋介石也并不想在美国一棵树上吊死。他设法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武器。艾德礼在 1946 年 10 月 14 日对英国内阁说，蒋介石让人代表他向英国大使询问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提供武器，以便能把内战打下去。艾德礼说蒋此举表明他已毫无跟中共妥协之意，也并未在跟美国充分合作以把内战停下来。同时，这也说明美国已削减了给蒋的作战物资，以作为向蒋施加压力的手段。
贝文在 10 月 13 日已对贝尔纳斯说到了这一点。贝尔纳斯说，美蒋关系愈来愈不能令人满意，美国正在考虑是否从中国撤出美军。贝文说，英国不应鼓励蒋去希望能从英国得到武器，他将请驻华大使拒绝蒋的要求。艾德礼认为贝文跟贝尔纳斯讲得很对。然而，支持蒋介石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向蒋施加压力则只是个策略行动。此后不久，马歇尔就当上了国务卿。 在 1947 年初通过宣布杜鲁门主义而将冷战公开化以后，美国便在中国的内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报业巨头亨利·卢斯在 1946 年 11 月访华。他返美后对史汀生讲，他在中国同马歇尔作了一番长谈。卢斯认为马歇尔对于在一个政府和这个政府中的一派之间进行调停而感到困窘。他说蒋介石确信自己能在几个月内，让中共投降从而结束内战。 卢斯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司徒雷登对他说，中共的思想方法“跟中国人不一”。卢斯“困难在于把马歇尔从那里弄出来”。马歇尔自己说,再执行原任务实属不可能。卢斯认为，惟一的办法是“由国民党来进行征服”。
马歇尔在 1946 年 11 月 28 日请求召回。差不多正好在一年之前，他来华进行调停。杜鲁门在 1947 年 1 月正式宣布马歇尔为国务卿。此前，马已启程回国。将军在回顾这段经历时, 并不把使命失败归罪于中共。相反，他说在整个调停过程中蒋介石都跟一批“反对美国政策的人”搞在一起。他说这批人“在 1946 年里曾短时间失利，但后来逐渐恢复了权力，并发现美国国内的中国政治战对他们极为有利”。马歇尔跟司徒雷登曾计划用他的离华声明，来刺激一下这帮“不妥协”的国民党官员。 但是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消息走漏了出去，这批人便不敢站出来公开攻击他了。
马歇尔调停使命的失败，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造成了深远的后果。美国在中国失去了良机。这种机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恐怕不会再有了。造成调停使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杜鲁门和马歇尔把一个幻影——即使他们决心支持蒋介石到底，中国内战也是可以调停的——当作了现实。
说来也巧，1946 年将近年底时，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学生罢课示威，它恰如轰鸣的礼炮，送马歇尔特使踏上归程。
2、沈崇事件的后果
学生罢课示威是因 1946 年圣诞节前夕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引起的。
中国北方的冬日，晚上 7 点时天已漆黑了。那个圣诞前夕晚 8 时，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把一个路过的中国女学生拉进树丛强暴了。姑娘大声哭叫，引来了公园的行人，两名美国兵被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
这两个美国兵全然不解，如果说强奸在美国且是犯法的话，在中国则不知要更严重多少倍。这种行为不但违犯法律，而且与中国人的道德不相容。更有甚者，这两个美国兵捅了一个特大的政治马蜂窝。
这两个美国兵强奸了一位中国姑娘沈崇，这便犯了自中国宋代以来一直认为十分严重的弥天大罪。这位姑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当时，中国女青年能上大学的不多，北大更是名牌中的名牌。这就更不得了。人们听说姑娘的父亲是位教授，这绝对不能容忍。但是这两个美国兵居然污蔑这位姑娘是妓女，更使得中国人民怒不可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一年零四个月了。美国兵的形象也从战争英雄变成了准占领军，又变成了蒋介石打内战的帮手。美军在战时印发过一本小册子，介绍一些简单的汉语。小册子一开始就说到中国后要“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到战争结束一年多之后，小册子里的嘱咐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造成美军形象巨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继续在华驻军及他们在中国扮演的角色。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对沈崇事件所引起后果的评论是:
“总的说来，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反美示威，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总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引起的普遍不满和动荡的表现。广泛的反政府情绪因无法公开表达而几乎全部指向美国。”
使馆认为，“中国目前潜伏着一种爆炸性的政治局势，可以预见。在今后几个月内将发生严重的动乱”。“在此种情况下，只要美国在华驻军继续成为任何派别的宣传和中国排外心理的现成攻击目标，美国所的地位便将是危险的”?
在公众及舆论的压力下，北京当地的司法机关决定两名犯罪美军士兵应由中国法庭来审判。但是国民党高级当局屈从于美国要求，两名犯罪分子终于被交给美国海军进行军法审判。此等处理方法显然是强迫援用治外法权，而这种在华的不平等权利美国，早在 1943 年便会同其他盟国宣布废除了。美国海军军事法庭在北京审判了此案，主犯被判 15 年徒刑。
在审判中，有两名美军法官要求对主犯宽大处理。但是判决书说：“判刑之轻已使得不能再宽大了。”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加强师师长在 1947 年 2 月 21 日签字批准了上述判决。罪犯被解回美国服刑。
然而，1947 年 6 月 6 日，在众议员赖利的干预下，美国海军军法处长向海军部部长报告，此案“应予搁置一边”。这一报告的副本被送达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
1947 年 7 月 8 日，美国海军复查委员会首席委员克鲁曾将该委员会的意见报告了海军部代理部长。
报告说:
（1）本委员会经慎重复查……一致认为证据已足以支持法庭对强奸一罪的判决。
（2）因此，建议海军部长对审判程序，第一项罪行的证据、判决以及裁定予以批准?
但是，跟上述事实、证据、判决及复审委员会的意见恰恰相反，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沙利文批准了海军军法处长 6 月 6 日那份将此案“搁置一边”的报告，推翻了法庭的判决。一份电报从华盛顿发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军监禁局，电文说“兹指示，以上列名罪犯释放，恢复执行军务。公函随发”。
罪犯被开脱了。
沈崇事件对于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关系的严重性在于：它正好发生在局势的转折关头。这样，就引发了一场气势浩大的反美大示威。从 1946 年底到 1947 年 1 月，国统区 50 万学生进行大罢课大游行，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学生及人民群众要求美军撤出中国。
然而，正是由于美军赖在中国不走，而导致了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犯罪，同时也向中共提供了指控杜鲁门当局的证据。这样一起标志着美国失败的影响深远的事件，并未引起中国大陆以外学者的注意。他们或者是低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或者是认为事件本身被所谓“共产党宣传” 夸大了。
毛泽东指出，上述圣诞前夕事件引发的群众运动，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标志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的这一案件档案，几十年来一直跟其他海军陆战队档案一起，默默地躺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
3、美国放弃国民党的“借口”
1947 年 1 月初，美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及中国国民政府表示， 中、苏两国应及时考虑在大连港的地位和管制上令人不能满意的状况。应即根据 1945 年中苏友好条约规定，将大连港向国际贸易开放。美国的这一行动显然说明它不肯放弃在东北的“门户开放”利益。
1947 年 2 月初，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报告称：
“中国存在的主要危险并非急剧的经济崩溃，而是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在不知不觉加剧的解体。”
然而，大使馆认为，其结果将是地方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复活。它说中共将肯定会加强其活动，但目标可能并非是要掌握全国政权。美国大使馆的这一估计是错误的。在这时，中共已决定了自己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从 1946 年 1 月 10 日停火协定以来，国共两军从未停止过交战，但规模还是较小的。从 1946 年 6 月末开始，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样，全面内战便在 1946 年 7 月爆发。毛泽东在 1946 年 10 月 1 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总结了过去三个月的内战进程。里面讲了个简单的算术问题。毛泽东说蒋介石用了 190 个旅的正规军来发动攻势。在过去三个月里，已有 25 个旅被歼灭。在发动攻势的 190 个旅的总兵力中，有一半得用于警备任务。毛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再消灭蒋军 25 个旅。到这时，蒋介石发动的攻势便会停下来，中共失掉的一部分地方将会重新回到手中。如果在这以后再消灭 25 个旅的蒋军，国共两军的相对实力便会有很大变化。
事实是，到 1947 年 2 月, 蒋军用于进攻解放区的 218 个旅的兵力中，已有 1/4 被歼灭。
1947 年 4 月，蒋军作战行动显然败局已定。美国国务院报告总统说，它认为用军事办法来干脆利索地解决中国问题是不现实的。国务院反对鼓励蒋军继续企图全力用军事解决问题，但同意给蒋一些军火。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在 1947 年 4 月报告说，它并未发现苏联给中共以军事性质的援助。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向大使馆报告, 该馆认为中共很有可能是在用黄金和农产品换取补给，而不是获得了名实一致的军事援助。
到了这个时候，马歇尔主持下的美国国务院，不仅反对用军事解决问题，而且还赞成停止向蒋介石政府贷款。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正值刚刚宣布马歇尔援欧计划之后。1947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一些高级官员审阅了一份给国务卿的备忘录，其内容是关于马歇尔将于次日发表的有关对华贷款的声明。
备忘录指出：
“声明的用词及语调将会在中美两国产生重大的心理作用。在这方面，不仅得让国务院满意，而且还要让 (进出口) 银行也满意。”
备忘录建议进出口银行应在其类似的声明中强调，已确定的 5 亿美元贷款到期后，将不会影响中国在 6 月 30 日后申请个别项目的贷款。然而，在 6 月 25 日，有记者问马歇尔国务卿美国是否将给蒋介石政府以贷款。
马歇尔回答说：
“不,我不给。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实际上可以说每天都在研究”。接着有人问给中国人的最后时限是否为下星期一，马歇尔回答道:“是的。”
6 月 26 日，国务院官员林肯·怀特给总统秘书罗斯送去两份备忘录交总统阅。一份是昨天马歇尔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另一份便是前述国务院里 6 月 24 日的备忘录。
1947 年年中，当中共部队即将解放东北大部分地区时，杜鲁门当局决定在长春和沈阳继续保留美国的总领事馆。国务院说，即使中共可能会取得这两个城市，为了进行观察的长远利益，是值得这样做的。1947 年 7 月 2 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报告说，“逐日增多的证据表明，满洲人民不仅已准备好政府的变更，而且还急切地期望这一变更的到来”。
1947 年 9 月，蒋介石向美国大使馆提出一项请求，准许他赊购美军剩余物资中的弹药、武器、汽车以及空军装备，以供 6 个月使用。国民党政府说它“弹药奇缺”。
但是美国武官的看法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缺少弹药。
4、要不要救蒋的徘徊
国民党政府着急了。外交部长王世杰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国务院安排会见杜鲁门。副国务卿洛维特在 1947 年 9 月末向杜鲁门报告说，王、顾俩人担心，由于注意力集中在西欧， 美国将会忽视国民党政府对美援的急切要求。除非美国给予大量的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王和顾是会极为忧虑的。他们觉得，美国对提供援助负有道义责任。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雅尔塔扮演的角色导致了在 1945 年的中苏条约中给了苏联某些在满洲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的情况跟希腊和土耳其类似。洛维特说王世杰和顾维钧淡化了国民党自己的责任，他们未能进行会加强对付中共能力的急需的改革，而这一改革最终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继续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洛维特建议，当王世杰来见总统时，总统可告他美国“对中国有着肯定的传统利益，在美国考虑全世界经济恢复和善后问题时，并未忽视这一点”。这就是说，蒋介石政府已不再是美国优先援助的对象了。
然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不肯就此罢休。他仍然敦促继续援蒋。他报告华盛顿：此时此刻蒋政府“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活下去的愿望正在逐渐减弱”。他说，“由于缺乏大量的军事财政援助和中共活动的加强，已使中国人在危机中变得愈来愈惊慌失措”?
美国政府派魏德迈将军重返中国，以对局势进行估计。魏德迈回美后不久，美国大使馆报告说：自魏走后中国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激烈的通货膨胀可能轻易地导向经济彻底崩溃。蒋介石亲自向来访的美国众议员抱怨说，东北所处的困境乃是雅尔塔协定造成的。如果国民党最终被打败了，这不是由于苏联和中共，而是因为美国未能在此急需之刻提供已允诺的援助?
关于对日和约，英国外交部希望早日开会研究，但蒋政府迟迟不肯表态。英国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不肯表态，是在等美国澄清对华政策。同时，也是为了看看是否可以参加会议而不违背中苏条约。
蒋介石此时想方设法跟中共和谈来取悦美国。司徒雷登在 1947 年 12 月中旬报告说，蒋要求美国帮助建立四个安置培训中心，司徒雷登准备同意。一个星期后张治中将军告诉司徒雷登, 蒋介石已授权他设法与中共恢复和谈。张治中也走访了苏联大使馆，要求苏联敦促中共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永远也不可能被苏联拉过去用来对付美国”。
这种种努力并不能挽救蒋介石政权。局势变得越来越无望了。美国大使馆在接近年底时报告道，北方局势正在恶化，所有教会组织和非必要人员应从中国内地撤至大城市。司徒雷登还说他获悉国民党的军火已缺乏到了危险的程度。
苏联在蒋介石危难之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苏联政府在 1947 年 12 月提出，在中国召开外长会议以准备对日和约。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跟英国自治领堪培拉会议的意见相左。那次会议认为和约应由主要参战国起草。这便是说，由于外长会议成员法国并非主要参战国，英国不同意苏联建议。
1947 年圣诞节前夕，有一条新渠道展现在杜鲁门眼前。冯玉祥在 12 月 20 日致信杜鲁门，说他上周来到华盛顿，但觉得未便造次访问总统。他即将前往纽约，祝贺总统伉俪圣诞快乐。冯说他在表示“我国人民的情感，感谢你对中国的种种关怀”。冯玉祥的信显然是一个政治信息。由于冯的反蒋亲共背景，如果杜鲁门接受了冯的暗示，他也有可能成为某种沟通渠道。
1947 年圣诞节过后，国民党政府的处境和美国在中国的存在每况愈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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