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被长期排斥于当时的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之外，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远不如英美等国。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因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原因敌视苏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步步紧逼使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与苏联复交以应对威胁，而苏联也为了应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带来的危险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接触。
九一八事变纪念馆
1932年，中苏两国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南京国民政府不断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以求加强国防力量。中苏两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在防备侵略野心日益膨胀的日本这一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
因为对苏联来说，苏联既要防备西方实力强大的德国，也要警惕日本这一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为。为了减轻来自远东方面的压力，苏联开始通过援助中国来制约日本。此时的中国，也对利用苏联延缓日本侵略的步伐寄予希望。这既因为中国对苏日矛盾的基本判断，也是因为在各大强国中，只有苏联在远东驻扎庞大军力，有能力对远东局势进行实质性的干预。
关东军司令部遗址
早在1935年，中苏之间已经就订立中苏条约问题进行磋商。1935年秋季，国府要员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专门讨论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苏联应如何对华援助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鲍格莫洛夫没有接受陈立夫订立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1936年10月，中国代表蒋廷黻出使苏联，与苏方代表讨论了中苏互助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苏方表示愿意同中国签到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由于欧洲和远东时局的紧张，中苏双方都加快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进程。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中国政要会见，表示希望进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磋商。4月12日，鲍格莫洛夫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的会谈中提出了在中国政府与太平洋各国商讨集体互助协定未果后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订立互助协定的计划。 7“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进一步扩大，蒋介石要求国府外交官员王宠惠及立法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赴上海与鲍格莫洛夫商谈苏联援助和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事宜。
孙科
经过多次交涉，中国政府迫于压力，同意了苏方的要求。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定下口头约定：苏联承诺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实际上，也正因为苏联的这一条约，使得日军并没有继续向苏联进犯，直到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日军不自量力进行侵略，才又被苏军击败。
由于苏联方面曾坚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先决条件，因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条约的签订既是苏联对中国友好立场的表示，也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日态度转向强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