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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1 月 27 日，杜鲁门宣布任命刚刚退休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为赴华特使，其任务为调停国共两党可能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
杜鲁门一向很看重马歇尔。杜鲁门在欧战结束后曾说，“马歇尔位于我国当今最杰出的人才之列，战争结束后，一定要想个法子发挥他的作用”。白宫助理艾尔斯说，总统对马歇尔及其才干颇为重视。
当总统要求马歇尔赴华时，将军马上就答应了。但是将军的老上司，前陆军部长史汀生持怀疑态度。他对于马歇尔的使命不以为然，给了这位老下级一番忠告:
“你必须要杜鲁门答应，你的使命纯属军事性质，不然你会陷入千丝万缕的羁绊之中。很少有白种人懂得中国人的政治头脑。我这样讲是因为跟中国政府打过 16 年交道。他们会用尽力气和理由让我们为他们做美国人民不肯做的事，也就是派部队去打尚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并驱逐他们。请记住在雅尔塔还给俄国的是它 1900 年时实际持有的东西，这头熊很少有后退的时候。我怀疑它现在想不想退，而美国人民也不愿为满洲而战。
如果一定要你去解决政治问题，你应力争的主要原则是在所有港口和满洲铁路有平等的权利。这样便足以符合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了。要记住，国务院对你的支持是极不可靠的。要记住，委员长从未真诚支持过跟中共的全面合作。由于他的政府只是一层多少已经糟掉了的表皮亮漆，下面是一大群中国人民。虽然我对中共只有肤浅的了解，我认为他们管起治下人民来要比蒋好。"
史汀生对于蒋介石和中共的评论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把战后中国的军事问题跟政治分开，却令人费解。
1、马歇尔使华的困境
中国的军事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国共内战和所谓尚未投降的武装日军。至于在中国东北的苏军，主要是个政治问题。1945 年 12 月美、苏、 英、法莫斯科外长会议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了苏军从中国东北撤退的问题。贝文向英国内阁报告此次会议情况时说，苏联在会上表示不肯从东北撤兵，除非美国在华北也这样做。苏联曾建议让中共参加各级政府，遭到贝文反对。最后外长们同意中共将参加中央政府。这一讨论并无中国人参加，贝文说他对此感到发窘。
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他作为战时的陆军参谋长，对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非常了解。他本人在中国北伐时期曾在驻天津的美国陆军第十五团当过中校参谋长。1926 年，他在写给老上级潘兴将军的信中说，“列强应当怎样对付中国，是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他还说，“正常的答案是绝对找不到的”，“我们只能希望外国人能够高明到在此困难时期避免使用暴力”。
当马歇尔重返中国时，他自己 20 年前写的话可能会再次在他耳边响起。
杜鲁门很了解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他曾说“从外贸立场来看，我想我们的未来系于太平洋。要看我们是否能在太平洋立足，而我想终究是能够的”。
二战刚结束后，杜鲁门认为经济建设将能解决中国问题。他任命小洛克为赴华私人经济代表。
在 1945 年 10 月 3 日给小洛克的信中，杜鲁门说：
“我愿与委员长及中国政府的重要官员讨论，什么是把美国在工业方面的经验应用于中国和平时期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最佳方式。你应特别注意中国因在满洲和其他解放省份得到大批工业而面临的形势。 我望你能在返回时根据你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和经验提出报告和建议”。
小洛克在一个月后报告总统：
蒋介石“表示他认识到中国需要和平团结以作为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基础”，并“充分意识到美国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重要性”。小洛克的以上概括，正确地说明了蒋介石的立场：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这实际上便是蒋介石那个“戡乱建国”的口号，即先消灭中共再谈建设。小洛克在另一个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对经济情况极为不安，他们“虽然还相信委员长本人，但正在迅速地失去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因而在中国开始解决自身经济问题之前，美国的经济合作难以进行”。
小洛克的以上两份报告，在实际上否定了杜鲁门打算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想法。当马歇尔受命赴华时，核心问题是争取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但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保留在日程上，这无非是作为一层掩护和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
2、失败的使命
1945 年 12 月 15 日，杜鲁门发表了他就任总统以来第一个对华政策声明。声明是由李海上将起草的。李海在 11 月 30 日让白宫助理埃尔西，把从开罗会议到波茨坦会议的有关材料找来，这些材料应表明美国政府早已经实施现行对华政策和对蒋介石的支持，它们是不可变更的。苏、英两国在和美国达成的协议中也同意支持蒋政府。
李海说此事本该由国务院干的，但是总统交给了他。国务院里的人会写上 6-8 页废话。将军说，“总统没问题，他是支持蒋的。但是国院那帮‘准共产党’是不能信任的”。“总统前些日子对我讲，他现在知道为什么罗斯福不相信国务院了”。总统说国务院常常不听话，也没法让它听话。“拿这个声明来说，总统也清楚，用不了 10 个字就行了。但是他从那帮人那里不会拿到任何干脆明确的东西”。
埃尔西把材料找齐交给了李海将军起草了总统的声明，但当然不止“10 个字”。
就在同一天，杜鲁门写了一封信给马歇尔，概括他赴华的使命。这封信的起草者便是马歇尔本人。杜鲁门授权马歇尔向蒋介石说明美国的立场，简言之就是“要打内战就不给钱”，以使蒋介石作出必要的让步。
但是在前一天，马歇尔已向杜鲁门讲明：
“如果我不能使委员长采取我认为合理和有利的必要行动，美国政府仍有必要通过我在美国已宣布的政策范围内，继续支持委员长代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
以上两种相互矛盾的不同立场，种下了马歇尔使命必定失败的种子。
贝尔纳斯国务卿要求陆军部指示魏德迈将军，帮助将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并加紧遣返日军，但是速度的快慢要配合马歇尔的工作，以便利用这一行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蒋介石深知美国策略的奥妙。既然他的政府被美国认为是“唯一合法政府”和达到统一的“合适工具”，那么不管他如何行动，美国都是不会抛弃他的。但是马歇尔的到来，总会对蒋介石的行动有所限制，因而国民党方面并不希望他来；不过来了也可利用马歇尔压中共就范。中共方面明知马歇尔的调停会偏袒蒋方，但是调停本身会起到教育民众和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而中共相信时间是对自己有利的。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在 1945 年 12 月 20 日向魏德迈报告，中共发言人欢迎杜鲁门声明中的建议。一些小党派也欢迎马歇尔使华，认为美国或许能让国、共两方做出让步。从上可知，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马歇尔的调停。
3、和平的假象
马歇尔将军在 1945 年 12 月 21 日到达中国。作为国共重庆谈判和此后谈判的结果，旧政协准备召开会议。中共打算出席。
民盟的罗隆基在欢迎马歇尔的酒会上说：
“我们不想推翻政府。 我们只要求自由、民主和尊重民意……马歇尔将军的到来和他的指示……恰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呼应’。我们发出呼声，美国应答了”。
罗教授当然不知道杜鲁门、马歇尔和国务院已经决定，不论蒋介石如何顽固不化，美国都要支持他到底。
马歇尔了解国共和解的关键在于国民党的态度。为了施加压力，他一上来就建议中共陆军占全国陆军的近 1/3。中共虽然还没有海、空军，但也在这两个军种中占 1/3。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马上就拒绝了这一建议。
接着建立了国、共、美三方委员会来进行调解谈判，张群 (后为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参加。1946 年 1 月 1 日，三人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接着，在 1 月 10 日旧政协会议开幕。同日，三人委员会达成停火协定，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命令各自的部队执行。旧政协会议一直开到 1 月 31 日，通过了改组政府，建立由各党派参加的最高权力机构及起草宪法等决议。
从 2 月 14 日到 25 日，国共两党代表谈论了改组军队的问题，马歇尔作为顾问列席。这一讨论达成了改组军队的协议。 决议规定双方逐步裁减部队，国共两方军队数量的比例为国 5 共 1。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修改宪法，建立最高权力机构国务委员会，以及停火。中共同意美国运送国民党军队去东北接收和军队数量的比例，并且不坚持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必须重新选举。
以上诸多迹象表明，国共之间有可能出现和平的局面。马歇尔的到来也促使苏联迅速采取行动。在 1945-1946 年冬,苏联努力和蒋介石拉关系。蒋介石后来说，国民党政府在 1945 年 11 月 15 日通知苏联大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从长春撤到长城以南。蒋介石认为既然自己不能在东北行使权力，不如让苏联人去搞，静观他们以非法占领的身份做出些什么事来。然而, 苏联突然反其道而行之，表示根据新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 国民党政府可以接收东北。蒋坚持要苏军撤出。
他让部队停留在长城附近，而不再向北推进。在此期间，苏联不断向蒋介石表示友好，蒋也小心对待。在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时，中国代表顾维钧违反美国意愿，提出安理会不应在伊朗问题上采取行动，而应让双方去对话。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顾维钧还发言对英国在希腊的行动表示遗憾。他还认为需要让苏联知道在安理会内确实能够进行合作。
美国敦促蒋介石加速接收东北，并愿向他提供大批船只作运兵之用。据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48 年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怪马歇尔硬要他接收东北，他只好去做。1946 年 1 月 7 日，魏德迈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内战再起，国民党政府有可能会集中兵力发动进攻，例如说打张家口。在这里，魏德迈并没说蒋要把兵力集中在东北。
4、跟苏联逼中共就范
当马歇尔受命赴华之际，杜鲁门仍认为可以跟苏联合作以使中共就范。1946 年 1 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斯大林大元帅说那些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人跟他们毫无关系。”
但是斯大林认为他可以代表中共讲话。据贝文说，在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斯大林跟他同意今后中共只参加蒋政权的中央政府，而在其他级别的政府中并无席位。这样，斯大林便在马歇尔来华调停之前，替中共对一个重大问题做了决定，而这决定是有利于蒋介石的。
斯大林在这时积极拉拢蒋介石。蒋介石在回忆录中讲，就在这个当口，“斯大林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步骤”，邀请蒋经国访苏。蒋经国是在苏联待了 10 年之后于抗战爆发后从苏联回国的。此后，他曾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过若干职务，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这一任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蒋介石认为，由于蒋经国在苏联的历史背景，让他担任这一职务将利于跟苏联打交道，并可表明蒋介石本人对东北问题的重视。
1945 年 12 月 25 日，蒋经国以其父特别代表的身份前往苏联。这个日子跟马歇尔以杜鲁门特使的身份来华之日几乎相重合。蒋经国访苏期间，跟斯大林会谈了两次。“斯大林谈到希望中俄和国共之间和平共处”，并说他赞成中、美、苏三国合作，但反对任何第三国的势力进入东北。他敦促国民党政府采取独立的政策，“既不倒向这边，也不倒向那边”。
在蒋经国访苏结束前，斯大林表示希望蒋介石能到莫斯科, 或是在中、苏边境某地来跟他见面。蒋介石认为，这是斯大林请他儿子访苏的真正目的所在。蒋去跟马歇尔商量，马的回答是，“任何对中俄关系有利的事，我都赞成”。在马歇尔作了这样淡漠的回答后，很难想象蒋介石还会接受访苏的邀请。
蒋介石婉拒了斯大林的邀请。但是苏联不肯就此罢休，再次发出了邀请，并要求蒋确定访苏日期。在反复衡量得失后, 蒋又一次拒绝了。后来，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曾问过蒋有关苏联“两次要求会晤”而遭他拒绝的事。这时蒋更加明白，如果他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请，一定会得罪美国。
蒋介石所讲有关两次访苏邀请，真相究竟如何难以核对，因为邀请都是口头发出的。如果现在苏方对此能有个说法便好了。从苏联和蒋当时的政策脉络来看，以上蒋介石所说的情况大概不会是空穴来风。
5、给中共的“空头支票”
正当苏联努力讨好蒋介石之际，马歇尔也在不失时机地改善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据周恩来当时的助手和翻译章文晋大使说，马歇尔认为周恩来在调解中所讲的道理使人信服。因此, 马歇尔曾劝说蒋介石做出让步，不要因小失大。章文晋认为, 这便是终于能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达成停火协议的原因。
马歇尔同意周的意见，即美国不应干涉中国内政。具体说来，他的调解活动应促使结束中国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章文晋说马歇尔在来华初期基本上奉行了上述方针。当时周恩来和马歇尔之间关系比较融洽，周也认为马相当公平和坦率。在第二次跟马歇尔见面后，周说，“此人令我想起了史迪威”。中共认为马歇尔在此阶段富有成果，并无偏向。
周恩来于 1946 年 1 月 30 日从延安返回时，带去了毛泽东给马歇尔的口信。毛认为马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跟美国在马歇尔表现出来的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走向建设的道路是民主和科学，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
这时有传闻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毛泽东认为这一传闻很可笑。毛说如果他身体不好, 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马歇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暗示。他感谢毛泽东带来口信。他表示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将劝说蒋介石在中共所宣布的愿望和方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他甚至在私下里说到怎样去达成关于临时联合政府的协议。在跟周恩来谈话结束前，马歇尔要求周把毛泽东的话写成一份备忘录，以便向杜鲁门总统报告。马歇尔还说，如果毛泽东想去华盛顿访问，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送一架飞机来作为礼物。在这里，马歇尔又重犯了赫尔利犯过的错误：开了一张兑不了现的空头支票。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委员会，在 1946 年 2 月末开始进行视察。委员会在 3 月 4 日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马歇尔受到隆重接待。后来马歇尔在应杜鲁门之请于 1954 年写的备忘录中说，在他看来，从 1946 年 1 月 10 日起，“中共代表团和在战场上的部队，要比国民党更为服从三人委员会的命令”。
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6月制宪会议推迟之后。国民党指挥官们看来都决心奉行动武的方针”。
三人委员会在 1 月初首次开会时决定，为了监督实施停火, 设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共、美三方派出军官组成。 军调部派出小组前往两军交战地区监督停火。在同一天，魏德迈将军送了一份备忘录给马歇尔，对国民党政府甚有批评。
魏写道：
“在每次冲突停下来时，中央政府总可能设法重新部署军，全面加强自己的军事政治地位,以便在冲突再起时能以压倒优势来对付中共”。魏德迈说蒋介石决心不经选举在 5 月 5 日召集国大，说明国大里充斥了坚持走老路的国民党人。魏还说戴笠的机构继续镇压那些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团体和个人。三青团对“不满国家现状”的学生使用暴力。他说这种镇压“会使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小工商业者和学生跟反对派走到一起去”?
这里魏德近所指的一定是云南昆明发生的“一二·一” 惨案。1945 年 11 月底，昆明学生罢课抗议当局以军队压制学生的批评。12 月 1 日，国民党杀害了 4 名参加罢课的学生和学校职工，伤十余人。
虽然美、苏两国都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但是亚洲的局势使他们很担忧。《时代》周刊在 1946 年初评论道：
“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远东。俄国人深知这一点。由于俄国人不愿跟美国摊牌，他们在微妙的国共谈判中表现了相对的克制。”
然而，在将东北工业作为战利品拆运回国这一点上，苏联是坚定不移的。中国国民政府从未同意苏联的抢夺，并指责它这样做是违反 1945 年中苏友约的。1946 年 3 月 5 日，莫洛托夫在给美国代办的复照中指出，一切为日本战争需要服务的财产都属于利品。只把它们作为这类东西来考虑，《时代》周刊道说，沈阳苏军司令科夫顿·斯坦柯维奇曾向 9 名美、英记者讲，三大国“不是在雅尔塔就是在柏林，一时记不清了”，同意苏联拆运这些东西。
6、谁在掩盖事实？
美国国务院正式声明，不管是秘密的或是公开的，都无此等协议。莫斯科广播说，关于苏军司令讲话的报道“纯系捏造”。
在 4 月中，维辛斯基在致美使馆的信中坚持东北工业属于战利品，并说这一立场已从盟国政府对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协定条款中得到了支持。在这里，维辛斯基走得如此之远，竟然把对待一个主要盟国的主权跟对法西斯卫星国的处置混为一谈。
马歇尔在 1954 年致杜鲁门的备忘录中写道，苏军迟迟不撤出东北和拆运工业，乃是这一地区“不断出现问题的根源”。但是局势因蒋介石拒绝马歇尔的下列建议而变得更糟。
马歇尔认为军调部应派一小组前往营口，干预双方正在进行的战斗。他在备忘录中说，“委员长不肯同意这个建议，但中共同意了”。 他讲周恩来敦促他访问沈阳，但他个人认为那样做不明智。马歇尔说，以上“满洲情况的发展，成为断送中国统一和平政治基础的希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后来蒋介石同意军调小组进入东北，但是权力有限，难以制止战斗。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说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是因苏联援助了中共所致。如果情况真是如此，蒋介石为什么不让军调小组进东北，好让他们充当苏联正在提供援助的见证人？那样一来，想方设法掩盖事实的人，岂不就应该是中共了?
马歇尔于 1946 年 3 月 11 日返华盛顿进行磋商。他说回美的目的是为“向总统汇报情况，特别是要商讨移交剩余财产物资和运输船只，以及对华贷款的问题”。
马歇尔的上述说法， 跟他来华前的计划是一致的，那时他和杜鲁门决定，即使蒋介石不肯合作，也要支持蒋到底。
马歇尔在 1954 年备忘录中回忆道，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后，“我在某种意义上切断了跟这个会议 (即三人委员会) 的关系，因为它纯属政治性质，而我的任务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战斗停下来”。然而，将军应当知道，向蒋提供剩余资产和贷款是不能把战斗停下来的。
恰恰相反，这些东西使蒋介石腰杆子更硬，态度更不合作了。国务院在 4 月 15 日向总统报告说，驻重庆大使馆建议，在马歇尔返华和重新估计形势之前，美国先别贷款给国民党政府。大使馆认为宣布贷款将严重削弱马歇尔说话的分量，使他难以改变目前的势头，并使双方回到他原先提出的道路上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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