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李大钊出生之际，正值中华大地衰乱之时。正是由于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先驱，立志“深研政理”，“再造”中华，首举“赤旗”，传播马列，“从此神州不陆沉”，开启了后来新中国的创建。历史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接近于现实。在此，谨将我们在新版《李大钊全集》修订工作过程中秉承的理念、产生的思虑和取得的收获，略作申述，盼能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理解革命先贤李大钊。
图丨《李大钊选集》卷首林伯渠题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一
《孟子•万章下》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学者焦循对此所做的解释是：一乡、一国、天下的善士，之所以能够相友，是因为“同在今世”，“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则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惟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孟子所说的上古“善士”，并非一般人士，乃是周公、孔子辈曾立德、立功、立言、立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李大钊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但是，斯人已逝，我们要想学习、了解他的思想，所能依凭的，只有其“永在”的“遗文”，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我们今天编辑李大钊全集，目标是努力以求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的全貌，而为收入全集中的文章做注释，则是为了帮助今天的广大读者能够准确完整地读懂和理解李大钊的著述，也就是说，为他们“颂其诗”、“读其书”、“知人论世”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文本。
二
李大钊著作的搜集、编辑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十分艰难、危险的条件下开始，这就是1939年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该书约20万字，收文30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9年和1984年出版过《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上、下册）等。前书近40万字，收文133篇，后者增加到100万字，文章也增加到438篇。这两部文集，在当时对宣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都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编成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政治气氛与盛行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不仅未能将当时已搜集到的李大钊论著全部收录，而且对收入其中的不少李大钊的文字进行了删节、改动。这种现象，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仍未能完全消除。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为了“维护”李大钊的光辉形象，对李大钊文章中关于 “吴佩孚”、“考茨基”等人物的肯定或赞扬的言辞也予以删除。这种做法，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不能完整、准确地展现李大钊思想的全貌及其探索的曲折过程。而我们编注的1999年版的《李大钊文集》和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虽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各种文集、选集所存在的某些不足，但是，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未能完全发现并改正这些版本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排版时仍以1984年版作为底本，致使一些原已存在的问题延续下来。
此次修订后，全集中所收李大钊著述，凡是当时公开发表、能够找到最初发表的原件的，一律使用原件作为底本排印，其他各种版本则只作为参考，力求所收录的文字均为发表时的原貌。
三
我们深知，编辑李大钊全集，并非仅仅是简单地将已搜集到的李大钊的论著汇编在一起即算工作完成，而是要通过真实、准确地展现李大钊的文，进而展现李大钊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反过来，编注李大钊的文章，又要求我们正确、全面认识李大钊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
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时势变迁使得李大钊的一些文章，发表时间与写作时间不一致，一时不易弄清其确切的写作日期。对这些文章，我们只能从词语、语境以及内在线索的逻辑联系，将文本、语境和思想三者统一起来，综合分析，从而推断这些文章的撰写时间。此次修订，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若干文章的编排次序，企望能比较清楚、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实际历程和内在逻辑，为进一步研究李大钊及其思想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为此，我们把编排工作放在篇章研究的基础之上，以篇章为单位，结合语境，对语言文字实体进行研究。例如，《青春》一文，原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以往所有李大钊文集，都按该文在《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6年9月1日）编排，本书则将该文改排在《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之后，即把它作为是与1916年4、5月作者撰写的《民彝与政治》同一时期的作品。该文开首即说：“春日载阳，东风解冻。”又说：“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这些句子说明，该文的写作时间是在春天。其次，文中又有“远从瀛岛，返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等语， 尤其是“远从瀛岛”、“返顾祖邦”两句便可看出，该文的写作地点是在日本，而不是在国内。再考察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行踪，他是1916年5月中旬回到上海的，随后，就积极参与反袁斗争，非常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撰写这样的长文。由此更可以推断，该文当于他回国之前即已完成。据以上篇章语意与行踪史迹，我们将该文的写作时间定为1916年4、5月之间。
再如，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按《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9年9月、11月）编排，即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21日）的后面，此次修订，则将该文调整为第三卷的开端之作，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前。事实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李大钊为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1919年5月5日）而写，该文的最初撰写，至少比发表时间提前半年，但由于文中引用了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上“明生通讯”中的一条材料，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此为据，推断该文的写作时间为1919年8、 9月，即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之后。从表面上看，这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却不然。我们认为，要确定这篇文章究竟撰于何时，首先须搞清楚 “明生”是谁，这是弄清问题的前提。我们系统地考察了李大钊的各种社会关系，翻阅了大量报刊杂志，终于查清“明生”原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同事陶孟和的笔名。弄清楚了“明生”是谁，便有可能进一步把陶孟和这一时期的行踪搞清楚。原来，陶孟和在1919年3月赴欧美考察教育，“明生通讯”就是他在途中连续寄给陈独秀、胡适和《每周评论》的信件，发表在8月3日《每周评论》上的这篇“明生通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这篇通讯早在当年5、6月份已寄到胡适手中。作为《每周评论》的主编之一，李大钊在发表之前当有机会读到这些信稿。正是因为如此，即在该篇“通讯”发表之前，他当已看过，并悉其内容，李大钊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就将它引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就是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用8月3日“明生通讯”中的文字，并不是在该通讯发表之后，而是在此之前。据此，再结合其他一些证据，可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8月初已撰写完毕。
图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的文章是由他个人撰写，但发表时间，特别是刊物出版的种种机遇，则不由他个人决定。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尽管由李大钊主编，但那个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报刊杂志的编、刊周期，限于条件，不能与今天相比（且不说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的发生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我们从《新青年》的编辑和出版流程、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信息传播的速度等多方面考察，终于初步搞清楚了该期《新青年》编辑完成的时间约在1919年8月初，出版时间则在9月初，从最初策划到最后出版的时间差有五六个月左右。根据上述史实判断，李大钊开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应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策划之初，该文的主体部分在该期《新青年》计划出版的1919年5月已撰就，最后定稿时间也是在该期《新青年》交付出版的1919年8月初，而决不可能在该期《新青年》延期出版的1919年9月初。
所以，我们将这类文章按新考定的时间排序，使李大钊著述的文本逻辑、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相应一致，以求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李大钊的思想与生命历程。
四
李大钊所处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中外大通，中国与外国思想文化交流的范围与机率剧增，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文化、思想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与此时代相适应，李大钊的许多论著从本质上看，不能不成为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甚至跨语境的文献，具有为中国古典文献所不具备的特点。具体而言，这些文献多是亦中亦西，跨着中外两种乃至多种不同的文化，跨着中日、中英、中德、中法、中俄等多种语言文字，有的是直接翻译而来，有的则是通过间接翻译即“重译”而来，有些甚至连翻译都没有翻译，直接使用外文原文。因此，为了完全、彻底读懂李大钊的文章，必须按照李大钊文章中提供的线索，深入到李大钊文章所涉及的外国文化、外国语言和外国语境中去探幽索隐，对于外国人名，不仅要发音对得上，而且要与人物的时代和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等都能相符一致；对于外国观念和著作、学说等，力求找到其最原始的出处，从而使名称、文字和思想内容等都能相合。这对编辑注释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繁重而不能不应对的挑战或困境，不可回避。因此，在此次修订工作中，我们尽可能通过跨文化、跨语际的研究，把标点、校勘等工作做得准确一些，把一些重要词语的注释做得到位一些。
对于李大钊著述中这一类的文本，在编注过程中，首先不能不对其中的名词概念，甚至人名取得真知确解。例如，李大钊文章中出现过这样四组人名：一、“克尔阔卜”（《弹劾用语之解纷》）；二、“苦罗马加宗”（《政论家与政治家》（一））；三、“改得西尔列尔”（《<晨钟>之使命》）；四、“Perry Harris”（《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四组外国人名，过去通行的各种版本都认为是一个人。但是，经过反复研读，我们发现，这些人物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应分别断为“克尔、阔卜”，“苦罗马、加宗”，“改得、西尔列尔”，“Perry ，Harris”等。一个小小的顿号、逗号，看似再简单不过，但是，从“一个人”查清为“两个人”，至此真正完整、准确地读懂李大钊这几篇文章中涉及的这四组人物的意思，我们足足用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事实上，在以往的各种版本中，曾经出现过不少将两个人当作一个人、或者将一个人当作两个甚至三个人的错误。无疑，只有经过跨文化、跨语际的清理、追索工作，才能准确断句、标点，进而才能切实、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文中涉及的人和事。
然而，跨文化、跨语际并不是简单地跨语音，仅仅以语音为依据来判断外国人名的身份，而是必须结合李大钊文中提到的历史语境，考察其人的生平事迹、思想主张及其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等历史文化内容，才能弄准和确定其真正为何人。例如，《政论家与政治家（一）》中，李大钊提到：“英之国民，虽以保守著闻，而有时亦生路特尔、克林威尔”。如果单从读音上来看，英文发音中接近“路特尔”的英国人名当然不少，但是，此人须具备下列诸条件：第一，不仅不“保守”，而且必须做过某些明显与“保守”传统不同的大事，即做过某些“革命”或“激进”之事；第二，在英国历史上，其地位必须与克林威尔（即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相当，甚至更高；第三，其生活时代应早于克林威尔或与之同时代。在英国政治发展史上，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的，则只有一个人，这就是William Lenthall（1591-1662）。Lenthall旧译林少儿、愣塔尔等，英国国会议员、下院议长，本来是英国政坛上比较中立甚至偏“保守”的政治家，但在“光荣革命”中却逐渐成为民党或“革命”派的领袖人物，1640年被推举为长期国会的议长。内战期间，他又与民军站在一条战线，后因与克伦威尔发生冲突，被迫辞去议长一职。克伦威尔倒台后，他在部分军官的支持下，再度出山。显然，这位Lenthall的时代和生平事迹与李大钊所讲到的“英之国民，虽以保守著闻，而有时亦生路特尔、克林威尔”是相符的。可见，如果不同时运用跨文化、跨语际的方法去考察，则恐怕根本就无法断定“路特尔”是谁，也就无法理解李大钊在此文中为什么特别举他来做典型例子。而弄清了“路特尔”是谁之后，对李大钊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主张的认识也就深化了。
图丨（从右至左依次为）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在有些情况下，李大钊用极其简约的词语传达了外国某一思想家的思想，需了解相关思想和学说的发展情况，才有可能对李大钊的文章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为此，我们尽力把李大钊所提之人的相关情况详加查阅，或将他所引之语的原文从外文资料中找寻出来，追根溯源，互相比照，查清此人或此语的学术背景，确定李大钊所提之人或所引之语的来源。例如，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上）中提到：“法人卜尔隆氏谓动物寿命平均为其发育年龄之五倍，如骆驼八年发育，其寿命为四十年；牛四年发育，其寿命为二十年。”要读懂李大钊这句话，就不能不对欧洲学术界对人类和动物寿命问题的研究加以了解。近代欧洲人研究人类及动物寿命，最著名的有二人，一为Buffon，原名为George-Luis Leclerc，封伯爵以后称Count de Buffon，旧译“布丰”、“柏芬”等，是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曾对动物和人类的寿命进行过研究，认为生物的寿命一般是其成长期的6—7倍。另一位也是法国人，即Marie-Jean-Pierre Flourens(1794-1867)，旧译“夫卢龙”、“佛诺林”等，是著名生理学家，首个进行脑功能试验的科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等，也是《布丰全集》的编辑者，他本人著有《人类寿命》等。他在该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定律，即：动物和人类寿命的长度不是布丰所说的发育期的6-7倍，两者之间“真正的比例是5倍或近似的倍数”。按照这样的比例，他指出：骆驼发育期8年，马发育期5年，牛发育期4年，狮子发育期4年，狗发育期2年，人类发育期20年，其寿命应分别为40年、25年、15-20年、20年、10-12年、100年等。[2]据此判断，李大钊文中所说的“法人卜尔隆氏”，就是上述第二位法国学者。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追溯和比较，我们就可以确定，李大钊在人口问题上，是受了此位思想家的影响。这无形之中加深了对李大钊思想的认识。
同时，跨文化、跨国际的语境也是理解李大钊文章的重要线索。李大钊《不自由之悲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讲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听焉。”美国学者之中，发音为马秀士、具有博士头衔，且又发表过有关民主政治与舆论之间关系的论著的人并不少见，经过查找比对，发现具备李大钊文中所提到的所有条件的人，则只有Shailer Mathews（1863-1941）一人。首先，此人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曾任科比学院政治与经济学教授，后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院长等职，著有《法国革命简史》、《历史的精神解释》及有关圣经、神学、教育、妇女、周日工人学校等论著多种，主编过《今日世界》等杂志；其次，此人曾作为全美教会联合会的代表，携带威尔逊总统的信件，前往日本，就此前美国社会上出现的排日舆论等作解释，并表达美国人民愿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于1915年1月底抵达日本，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隆重接待，在日访问一个月，发表演讲百余次，其中就包括2月6日在李大钊留学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所做的演讲；再次，论著及在日演讲中多有涉及宗教、教育、戏剧等与公共舆论和民主相关的内容等。实际上，马氏此次代表美国教会和威尔逊总统赴日，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向日本政府和社会解释美国公共舆论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从公共舆论入手改善美日关系的对策和良方。而应用公共舆论，促进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可见，查清了马秀士的身份，作出准确的注释，不仅有助于理解李大钊的文意，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李大钊的言外之意，从而对李大钊认识、理解得更准确、更丰满、更深透。
此外，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名词、概念及其涵义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李大钊文章中的“官僚主义”、“模仿”、“暗示”等，具有那个时代特定的含义。他所说的“官僚主义”，是从正面意义上指西方近代的文官制度，而“模仿”、“暗示”则与西方近代社会学理论的传入有着直接的关联。所谓“模仿”，是近代社会学、心理学术语imitation的译语。在近代社会学理论中，模仿现象是一切社会现象形成的共同规律，不仅儿童之语言服饰、成人之风俗习尚，皆由模仿而成，就连法律、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信仰、艺术等，无不由模仿而成。“暗示”也是近代社会学、心理学术语，即Suggestion，原意是指一个(被认为具有权威或富有经验学识的)人或团体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别人，别人无批评、无任何合理的根据就迅速地加以接受。其结果是模仿。李大钊一直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这些词汇的涵义，与今天中国一般读者所理解的意思有很大不同。可见，如果不对一个外来的观念进行跨文化、历史性的溯源辨析，不但不能如实了解、以正确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反而只能因“辞”害意，甚至辞意都了解得不对。这样，就谈不到“正确”理解李大钊文章的思想内容了。
五
编辑、注释李大钊全集，与研究李大钊的思想生平是有所不同的。编注全集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准确、易懂的李大钊著作文本，尽管在编辑过程中，在标点断句、篇章编排、词语注释中都渗透着编者的研究，但所有这些研究都要服务于编辑工作，服务于如何完整、准确地展现和理解李大钊的文本。因此，编辑工作的着重点放在追求文本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完整性上，注释工作主要是对李大钊文中提到或介绍的学说、思想的疏通与理解，对于那些上下文本身文意已足、不至妨碍读者读通李大钊文章的词语，则一般不加注释。对于外国人物的注释，则首先从确定姓名入手，然后查找其生平事迹，进而考察其思想主张或论著言论，将名、事、言或思结合起来，多方汇证，在名、事、言三者相符的基础上，才以简约文字撰写注文。在处理好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在编辑、校勘和注释等方面做到细编、精校、简注，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准确、可靠的著作文本，以为读懂李大钊著作、理解其精神提供切实的依据，真正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知人论世不在诵读外，然不论世不可谓知人，不可谓诵读”，“诵读”“论世”的结果要达到“我之世即古人之世”，“上下千古，返证寸心”，合其通篇，字字贯穿，最终得出古人的文字“不得不作之故”，从而对李大钊在晚清民国那样一个特殊时代所抱持，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学说融会贯通，进一步引导和激励今天的读者接过李大钊首先举起的“赤旗”和率先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沿着李大钊等先贤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去开创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编辑李大钊全集与此次所作修订工作力求达到的目标。
学术文化关乎世道，影响人心，社会所赖，国运攸关。我们相信，李大钊以其宝贵而短暂的一生所全力追求和塑造的“新文化”、“新世道”、“新人心”，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奠基石。他那忠贞的爱国情怀、全球政治的头脑、世界文化的眼光、与时俱进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振兴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本文刊于《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