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春节是“一场农耕文明的集体狂欢”。
但如今，“春节”成了名副其实的“年关”：不仅“年味”越来越淡，价值冲突、亲友撕裂的情形也越来越频繁。
对大多数50后、60后来说，“过年”依然是一年到头最神圣的时刻，“春节四件套”——团圆、祭祖、拜年、年夜饭，一样不能错过。
但是对大多数90、00后来说，这些操作像极了传统文化中的“遗老遗少”，他们最渴望的“四件套”是——宅家、刷剧、旅游、打游戏。
于是，很多家庭要想维持春节的“平安祥和”，基本上就是靠70后、80后的“艰难调和”。
不同群体对春节的态度，只是“年味淡了”的表象；过年之所以“越来越没意思”，主要还是源自以下四点。
▍一、生存的压力，使我们逃避熟人社会
春节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节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熟人社会的江湖，最是一言难尽。中国人的春节，亲友间无不以关心之名，行攀比之实，“气人有、笑人无”——收入、职位、婚姻、子嗣，都在打听和攀比之列。
这样的“团圆”，是得意者的风光，却是失意者的尴尬。
有钱人才有资格谈生活，普通人都在求生存。大多数人平常面对的，都是车贷房贷、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保住工作等生存压力。即便是中产阶级，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在股市、房产中的财富大量缩水，也同样会深陷压力与恐惧之中。
所以在节假日，他们更需要的是减压，而不是无微不至的“打听”和“关心”，更不愿成为各种熟人聚会上的陪衬。
▍二、城市工商文化，颠覆了农耕文化
“过年”的习俗延续了几千年，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产物。
传统中国，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农村人口占大多数。所以冬春之间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和物质剩余，于是才有了长达一个月的集体狂欢——过年。
从晚清洋务运动到20世纪末，中国逐渐被卷入全球工业化的潮流。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也基本上走完了“城市化”。
传统的农耕文化重视家族繁衍、家长权威。但是工业化、城市化是全新的生活方式，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讲求效率和公平，重视个人的平等与独立，这无疑对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
在工商业文明已成主流的今天，青年人的婚姻、择业、消费、健康观念，都很难与长辈达成共识。
很多70、80后，只好自我安慰“此心安处是吾乡”。至于渐行渐远的乡村，已经沦为“凋敝、落后”的代名词。儿时那些淳朴、亲切的记忆，已经成了永远无法寻回的符号。
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过年”形式越来越大于内容。春节所承载的感情与文化意义，已经被新的生活方式，肢解得支离破碎。
▍三、现代文明理念，冲击了传统文化
春节的底色，终究是传统文化。
几乎所有的春节仪式和活动，都是儒家伦理的彰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亲友之间温良恭俭让……熟人之间哪怕积怨已深，只因为是“大过年的”，也要假装和和气气。
但正如思想家英格尔思所言，一切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特别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对于“见证改革开放”的80、90后而言，传统儒家的伦理和生活方式，已经渐渐失去了吸引力。一旦父母离去，家乡的“根”就断掉了。
而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00、10后，大多数生来就备受宠爱、物质丰裕。他们崇尚自由与平等。他们眼里的春节，就是跟着爸妈“回爷爷家”、“去姥姥家”过年。
他们对传统习俗缺乏兴趣，甚至还非常厌恶。因此，宗族观念、春节文化的根，从他们一生下来，就是断掉的。
▍四、社会原子化，抗拒集体性节日
春节是一个集体性节日活动。春节期间的活动，包括年夜饭、放鞭炮、打麻将……都需要全家、全族，乃至全村落共同参与、集体庆贺。
但随着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人们享受到了更丰富的物质、更便捷的交流，但也衍生出了另外一种“现代病”——社会原子化。也就是思想家托克维尔描述的“极端个人主义”：
现代人把自己关闭在狭小的圈子里，四周筑起高墙，挖上深壕，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他们只忙于私事，认为任何集体活动都是浪费时间；他们只顾自己的情感，与同胞隔离，与亲友疏远。
这种社会原子化现象，此前在日、韩国很流行。今天的中国，也越来越普遍。很多90后、00后已经长期脱离公共生活，对集体漠然视之。
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春节是一个期待已久的长假。以“社恐”的名义逃离人群，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见，年味越来越淡，不仅是每个人感同身受的现实，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文化的意义上，这是一种遗憾，但是从文明的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进步。
好在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年关虽然难过，但生活总是还要过下去。年味虽然淡了，但春节还会继续。毕竟，春节仍然是所有华人共享的文化符号，并且全世界的文明人都不抗拒春节本身。
所以，不用怀念“回不去的家乡”、“从前的过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乡。何时有文明，何时就是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