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网络主播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2024年也是我们进行网络娱乐主播田野调查的第四年。
记得在我第一次进入直播间时，一只火箭从屏幕的底部腾空而起，穿过一位年轻女孩惊喜的脸庞。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上扎着夸张的兔耳朵，脸颊微红。当火箭腾空而起时，她用双手捂住嘴，瞪大了眼睛，露出上天眷顾般的惊喜，口红特效却因此而被映在了纤细的手背上。礼物想必价值不菲。我怀着好奇心，从列表中搜罗一番，发现这一特效的价格是一千元人民币。不得不承认，在那一刹那，我无法产生任何的共情。
不过，田野研究者的嗅觉让我确信，共情不过是时间问题。对我而言，田野工作的乐趣大抵也在于此：走出象牙塔，与那些可能本来不会产生交集的人们相遇。在这一点上，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群岛与秀场直播的虚拟房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过，即便如此，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词仍旧在不断触动着我：信任、转场、金钱。
第一是信任。进入秀场女主播的世界并不容易。她们中大部分人必须保持敏感、多疑、自我封闭，这是她们持续进行这一工作的必备技能。我曾发私信给一位主播，告诉她我其实是一名大学老师，正在从事秀场直播的研究。她的回复爽朗而直接：“你真逗，我还是大学校长呢！”
女主播的自我封闭，部分也来自社会新闻对于她们的污名化。在田野中，我结识了一位叫做火焰的男性用户，他是一名来自杭州的律师，拥有令人羡慕的学历、手术刀一般的理性，以及不菲的收入。他和我说：“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有一个功能，叫屏蔽陌生人。但是你看，直播平台中并没有这个功能，如果让女主播去选择的话，她们更希望去屏蔽熟人。”
第二是转场。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与这些主播、运营、用户的接触都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信任的建立本就非常艰难。更麻烦的是，在我们的观察中，秀场主播往往作为这些女性的一项过渡职业，她们并不会在其中逗留太久，很可能两三个月就会离开。而大部分离开这个行业的女性都会选择和自己的观众彻底切断关系。作为研究者的我，并不一定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成为例外。
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村落”是一个固定和封闭的场所；但在互联网民族志中，“场”是一个流动的存在，研究者需要处于时刻跟随的状态：可能是从一个账号到另一个账号、一个直播间到另一个直播间，也可能是从线上到线下。在疫情结束之后，我走访了很多城市，见到了许多直播间的主播和核心观众——当我坐在角落里观看女主播的直播时，那种触动是线上的观察无论如何也无法相提并论的。
第三是金钱。在我受到的教育中，质性研究者应该警惕金钱在其中扮演的负面作用。在直播间中，我作为一名“场控”，同样需要每天处理这一问题：我是否应该打赏，应该打赏多少；当我的被访者遇到经济困难向我借钱时（借钱在直播产业中是一种常态），我是否应该伸出援手，又该如何度量我自己的能力。
这些经历让我不断反思金钱的意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田野研究者都会面临金钱的问题，但却很少有人愿意提及，仿佛我们凭借学术的魅力便可以“搞定”自己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事实上，在大部分情况下，被研究者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发表、获奖、职称和社会声望），但在“我们对于被研究者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上，很多研究者又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漠视。
2024年，我陆续走访了成都、长沙、上海、杭州、菏泽、北京等城市，继续着网络主播的田野调查。同时，我的写作仍旧在进行中。在田野的过程中，我幸运地遇到了两位优秀的研究者：叶蓁和王怡霖。我与她们合作完成了若干中英文的研究论文；目前，我还与王怡霖合作完成一本中国秀场直播的人类学作品。我在其中受益于她们的专业与热忱。
一路走来，我同样想感谢的，是那些愿意接受我们访谈的主播们。在中国平台经济的巨轮之下，她们如同一枚枚隐秘在甲板下的齿轮，很少有人会在意她们在转动中的摩擦与疼痛。不过，就是这样一群人，支撑起了秀场直播产业。感谢她们的真诚袒露，更感谢她们让我学会了，如何在不能完全认同一个行业的同时，去爱具体的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张赛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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