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蛇年将至，虽然大蛇小蛇尚在冬眠期待新春，但万物已在复苏之中，我们也要打起精神，为新的一年早做准备，再攀高峰。蛇是一种古老的动物，在自然界中种类繁多，但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里却不容易见到。要讨论蛇的主题，想必古人比今人更有发言权。因为古人的物质和精神领域都比今天更贴近自然。在这蛇年正式开启之前，让我们开始穿越，回看一下蛇与古代艺术世界的联系。
【 蛇居鼎彝 】
首先登场的，就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周早期妊簋。妊簋因其腹内底部五字铭文“妊作宝尊彝”而得名。它生动的象首器耳和象蹄形足最引人注目，器腹古老的乳丁雷纹装饰证明它不晚于商末周初。但真正吸引我们的，则是口沿下方一圈弯曲的蛇纹。
这圈蛇纹一共十二条，以象耳连线划分，可分为两边。每边六条，又可以中间的小型兽面纹为对称轴分为两组，左右各三条，朝着兽面相向而行。同组的小蛇外形相同（相邻组也仅朝向相反，形象不变），造型活泼、俏皮，作∽形结构，蛇身为侧面像，蛇首接近正面像，双目滚圆，下方还有两个清晰的鼻孔。
西周早期妊簋。现藏上海博物馆
妊簋侧面
此种造型的蛇纹不独妊簋所有，在山西灵石出土的商代晚期邑鼎上也可看到。该鼎颈饰蛇纹一周。比较妊簋和邑鼎的蛇纹，两者形象颇似，位置接近，都位于器物口沿下方，甚至数量都一样，后者也有十二条体态相同的小蛇组成。只不过邑鼎蛇纹没有兽面纹分隔，加上蛇首向右尾朝左，形成了一种自左向右循环不断、周而复始的动态画面。细节上的差异，只是邑鼎蛇身上多了一些鳞瓣纹。
商代晚期邑鼎，山西灵石旌介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与之风格相近的蛇纹，还可参考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商代晚期龙纹觥，它器盖尾部饰有三条体形相仿的蛇纹。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中也收集了不少同类纹饰。其中既可以见到上博藏西周早期员方鼎，它以四面八条相对的蛇形浮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可找到大名鼎鼎的何尊的身影，后者的颈部位置也隐藏着四条两两相对的蛇纹，与员方鼎类似，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西周早期员方鼎。现藏上海博物馆
相信这几件器物已经让我们对商周青铜器上的蛇纹有了直观的认识，在正式提出问题之前，我们最后再看一件有趣的器物。这件现藏瑞典国立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兽面纹鬲，它造型朴实，三个带足分别饰有三个兽面，每个兽面上方口沿下方各有一条蜿蜒的蛇纹，一共三条。蛇纹首尾微翘，身躯则有规律地设计成三个拱形。在前人的研究中，类似员方鼎上的蛇纹身躯形态都被共同地描述为“方折”形状，从这件铜鬲上看，其实是一个观察上的误区。蛇躯非方实拱，这将为我们后面的讨论打开一道窗口。
商代晚期兽面纹鬲，传安阳出土。现藏瑞典国立艺术博物馆
兽面纹鬲上的蛇纹不但丰富了我们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认识，也让我们产生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蛇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出现在器物口沿的下方或其他纹饰的上方？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者也试着给出过答案，马承源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叙论中认为，“蛇纹多是陪衬的纹饰，大多数为配合兽面纹或其它主题纹饰的上下沿，作单独的带状排列。少数礼器上也有单独作为主题的，委蛇（长而弯曲的蛇——笔者按）既然和兽面纹配合装饰，那末它的作用不应与兽面纹相反，而是相近或相谐的”。
蛇纹与兽面纹的含义“相近或相谐”，可谓卓见，但是另一部分答案是否真如前辈学者所言，“蛇纹多是陪衬的纹饰……”，让我们继续观察。
【 蛇在山中 】
为了揭开蛇纹的奥秘，需要更多的器物来扩充我们的数据库。比如，接下来要出现的一件战国兽形柄铜豆。这件铜豆的造型非常有趣，中间的豆柄被塑造为一只上身直立的猛兽，它的前爪托举着一朵巨大的莲花形豆盘（或灯盘），臀部蹲坐地上，屁股和后爪下方正好压着五条盘踞的小蛇。四蛇分踞四角，蛇身盘旋，蛇首上扬，还有一蛇压在猛兽身下。这一次的蛇形纹饰终于不在器物的上方，而位于其底部。那么蛇的数量为何是五？这又给我们出了一道新的难题。
战国兽形柄铜豆。现藏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
既然说到了铜豆，不妨再说一件漆豆。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出土过一件战国中期漆木彩绘凤鸟盖豆。它的豆盘同样为盛开的莲花，豆柄则是一致羽毛鲜艳的凤鸟。凤鸟曲颈昂首托举莲花，鸟爪按在一条盘蛇之上。猛禽捕蛇，符合自然规律，体现制作者对大自然生态的细致观察。尽管蛇本身很接地气，但是对比铜豆和漆豆，两者都选择蛇类这样一种通体浑圆滑溜、身形游移的动物作为器物的根基，或许有些别的道理。
战国中期漆木彩绘凤鸟盖豆，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说到接地气儿，还可再插一句。陆志红的《先秦两汉席镇研究》一文提到，张家口市万安区北沙城乡汉墓出土过一件汉代蛇形铜席镇，整体造型是一条蛇盘伏在一座馒头状的山丘上。一般来说，席镇都为四个一组，汉代时没有椅凳，古人席地而坐，为防止坐席卷角，在四角上都压以重物，席镇由此而来。四角四蛇（盘山）是其标准配置，坐席主人踞坐茵席中央。席镇四蛇和铜豆五蛇，差得不多。可惜北沙城汉墓只出了一件蛇镇，就不上图了。
看完器物下方的蛇纹，我们可以回到器物上方再来寻蛇。且看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西周晚期晋侯 pi（臣斤）壶。自出土以来，晋侯pi（臣斤）壶就以“盖顶横立山字形镂空捉手”与边缘八个山形提手这一明显特征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西周晚期晋侯pi（臣斤）壶，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周晚期晋侯pi（臣斤）壶壶盖俯视图
比如，李零在《山纹考——说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应正名为山纹》一文中，通过比较晋侯pi（臣斤）壶、梁其壶和霸伯山簋等青铜器盖的山体造型，不但论证了“学界习惯上叫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的纹饰，其实应改叫山纹、山形纹或连山纹”，也证明了大量青铜器盖上以往称之为莲瓣、花瓣的纹饰，也是“山纹、山形纹或连山纹”的变形。
虽然这个观点对我们上述提到的铜豆盖和漆豆盖的莲瓣造型也有启发，但我们先将这些山纹放在一边，把目光聚焦于晋侯pi（臣斤）壶的壶盖本身。在侧视视角下挺拔的三座镂空山峰变成了三道短横（---），而山峰上下两侧隐藏的八条盘蛇则显露了出来。有人也认为这八条蛇为龙形，但我们依据龙有角蛇吐信、龙有爪蛇无足这一基本标准看，当是八蛇无疑。
这八蛇以中央三峰为对称轴，可等分为两组（4：4），上下完全对称，宛如三峰在两侧的投影。那么这四条按规律相交的浮雕蛇纹，就和三峰形成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第一，中间二蛇颈部相交（成交蟠之状）形成的环状结构与中央主峰对应。第二，左右两侧遥遥相对的单蛇则分别对应两边低峰。话说回来，这隐藏的八条盘蛇虽然藏在铜壶最顶端的盖面上，但从结构上看，还是位于三峰脚下，那它们到底是恨天高，还是接地气儿呢？
类似的，还可以参考一下另一件西周晚期颂壶，颂壶和晋侯pi（臣斤）壶的器身图案几乎完全一致，只有器盖和圈足纹饰有所不同。不过，值得注意的还是盖面纹饰，从拓片中可以清晰看到，盖面为一幅二蛇或二龙交蟠的画面，好似知名品牌香奈儿或杜嘉班纳的logo，但根据有爪为龙、无爪为蛇这一基本标准，我们还是视之为蛇。
盖面二蛇采用了一种商、周至秦、汉器物上常见的二首共躯造型，它们的身躯中部交缠在一起，和晋侯pi（臣斤）壶三峰单侧的中间二蛇交颈形成的环状结构高度相似。加上一蛇的身躯两端皆为蛇首，只是一为侧面一为正面，这样在数量上，盖面上又成四蛇。这样除了没有山形立体造型，颂壶盖面纹饰就和晋侯pi（臣斤）壶盖面保持高度一致。
西周晚期颂壶。现藏台北故宫故宫博物院
西周晚期颂壶壶盖纹饰拓片
在结束本段，开始正式解谜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参考另一件有蛇纹的器物。这就是下面这件河北平山战国灵寿城中山王族墓出土的M3：217石博局。根据《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棋盘中央为一正方形石板，浮雕出四角对角斜交错线，划分为四个等腰直角三角形框，各角交点处均刻成圆形孔，三角框内浮雕出饕餮纹饰。这中心方块，可能称之谓六博棋盘中的‘将军座’。在此‘将军座’四边外的走棋位，则为一竖一横状”。
蛇纹就位于这“一竖一横”及边上的L状矩尺形棋道周边。在“将军座”的上下左右位置，分别可以看到四组一模一样的蛇纹。每组都有四蛇，或蛇颈相交，或身躯相交，将“—丨L”这组纹饰围绕其中。
河北平山战国灵寿城中山王族M3：217石博局（线描图）。现藏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山王族M3：217、M3：216石博局蟠虺纹与相关图像比较图
在本文中，我们不讨论博局棋盘和行棋规则，只讨论蛇纹本身。《发掘报告》提到这副博局“为目前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棋盘”之一。为什么说之一呢，因为灵寿城中山王族墓还出土过另一块博局棋盘，称作M3：216石博局。两块棋盘都是“最早”。两者表面纹饰都由“饕餮、虎、蟠虺纹”组成，“蟠虺”就是蟠曲的小蛇，只不过M3：216石博局上的蛇纹没有前者标准，不是M3：217上看到的无脚蛇，能看到明显的足形（但头部还是三角蛇形不是龙形）。
所以，我们就不选择整副棋盘的图片，仅把M3：216上蟠虺纹最集中的区域取出比较。M3：216的蟠虺纹不在将军座的上下左右，它就是将军座本身，或者说它占据了棋盘最中心的方形区域。其中间也有三道竖向的“丨丨丨”曲道，在其周边正好也分布了八条蛇形，按对角位置两两分组。这使其无论按横向还是纵向划分，都能保证同组内，包含两条交蟠形成环状结构，而另外两条蛇首相对的四蛇格局。
当我们将两块石博局上的蟠虺纹和晋侯pi（臣斤）壶盖面上的蛇纹并置比较，可以发现这三者之间的要素几乎完全相同。尤其是M3：216的蛇纹在数量上和造型上与晋侯pi（臣斤）壶盖面非常接近。最大的差别，仅仅是壶盖中间为“---”而棋盘中间为“丨丨丨”。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答案：三横和三竖是一回事情，都等于三峰呢？这个结论是否也适用于M3：217上的 “—丨L”呢？
【 群峰委蛇 】
看完了这么多的材料，终于要到了令人激动的揭秘环节。讨论到了这里，我们的问题其实已经归结到一个，就是“蛇与山”到底有什么联系？
答案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一目了然。让我们先看一下陕西扶风齐家村西周窖藏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西周中期几父壶，壶身从下到上三层波曲纹构图基本相同，而且实现了由繁至简的变化。其中壶身上腹部的纹饰最为具象，从拓片看，为一两条口吻部向下张开，身躯拱起，尾部相连的蛇纹，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条二首共躯的蛇纹。在有些研究者那里，也将这一图像理解为交龙纹。但我们认为此类造型龙、蛇皆有（下图的标本就更接近龙形），遵循统一标准，有足为龙，无足为蛇，所以这里就视为蛇纹。
这一二首共躯、成一拱形的蛇纹让我们再次想到了晋侯pi（臣斤）壶的盖面，而这一次则是山形立饰本身。通过并置比较可见，晋侯pi（臣斤）壶盖面立饰山形挺拔，为镂空的双层轮廓，轮廓内部虽见纹饰，但难以判断具体含义。结合几父壶腹部纹饰可清晰看到，两者同形，立饰外层当为兽目交连纹（可以理解为一首二身的龙、蛇），内层则为二首共躯、交拱成山的蛇（龙）纹。原来古人眼中的山体，由此演变而来。
西周中期几父壶，陕西扶风齐家村西周窖藏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几父壶上腹部纹饰与晋侯壶盖面立饰造型比较图
为了证明我们的观察没有过于天马行空，还可以参考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西周中期蔡侯壶。它从器腹到器颈也有三层波曲纹，民国学者容庚最早观察到，“环形上为窃曲，下为兽首”（《商周彝器通考》）。李零也在前文中提到了蔡侯壶与几父壶纹饰的相似性。从拓片可见，共躯/共尾的龙蛇造型同时出现在器腹的上下两层，这一次的纹饰能看到鳍、爪形状，称为龙形可能更加合适，不强为之。我们只是以此进一步证明，青铜器纹饰上的山体形象的确和龙蛇之类的动物形象有着莫大的联系。
西周中期蔡侯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蔡侯壶壶身拓片
而且，这种造型的源头还能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如河南安阳武官北地一号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造型简约、流畅的商代晚期北单卣上，有着特点鲜明的蛇首形提梁。它的器肩有两耳，耳内穿一拱形提梁，提梁与两耳相接的部分就被塑造为两个蛇首（也有研究者称之为龙首，以无爪为蛇），而它们相连的身躯和修长的器颈完美贴合，在器盖上方拱成一条完美的Ω形曲线，这不正好就是在几父壶、蔡侯壶上所见平面纹饰的立体造型吗？
商代晚期北单卣，河南安阳武官北地一号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后，我们需要一件毫无争议的蛇纹器，来平息所有争论。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一件商代晚期兽面纹方壶，它与北单卣的造型也颇相近，都有拱形提梁连接两耳。即便它同样无爪（但有角）的提梁被描述为“回顾式龙首”，它在器盖与提梁之间还有一套环相连。在俯视视角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套环为一无角无爪，头部为三角形的蛇形饰。
商代晚期兽面纹方壶，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商代晚期兽面纹方壶
将这条生动的盘蛇和前述商周青铜鼎、簋上的蛇纹相比，可见它们从形态到神态，都有某种共通之处。不仅如此，它们还都和晋侯 壶的三峰立饰一样，位于所在器物的最高处。
【 如鼎如山 】
好了，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与蛇有关的话题，现在终于到了总结陈词的阶段了。
北宋诗人郭印《送种守》诗首句“群峰委蛇来，落处如鼎峙”，几乎完美概括了本文的主旨，也在意象上折射出古人心中蛇与群山的景观联系。
通过本文讨论，主要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商周时代的蛇纹对应山体、山峰，因此通常位于器物的最上方（器盖、提梁、口沿）。这或许说明，古人多有机会和郭印一样攀登高山，俯瞰大地山脉蜿蜒，而心有所感？这点有待日后更多资料的发现。第二，在有些情况下蛇纹也可能位于器物的最下方，这象征了高起的大地；当其数量为五时即五岳，四则四岳。因为岳也是山。第三，本文限于篇幅和主题，很多内容未及展开。其实不论蛇、龙，还是饕餮、虎、兽，都可从蛇纹的讨论中得到更深解读。
通过我们的观察，蛇纹在商周时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纹饰。它的源头还可以继续深入历史，比如在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就出土过一块双蛇石雕，这两条相背的蛇纹，和我们在上文中所见的诸多个案的造型相比，不能说很像，简直是一模一样，尤其是头部的形象。这差不多可以将蛇纹的历史又进一步上推千年。
石峁文化双蛇石雕，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出土。现藏陕西考古博物馆
有关蛇纹的讨论，虽然不及龙纹这么丰富，但也趣味横生。我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给人启发。正如上述石峁个案一样，仿佛小蛇的一条尾巴，弯曲隐约，把思考的线索留给各位读者。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多有灵感闪现，获得更多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