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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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落地名作为组成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正在急剧缩减，亟须保护和传承。文章在基于扎根理论实现福建省67888条自然村村落地名的准确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地理文化分区内村落地名构成特征及其空间分布异质性。研究表明，福建省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海拔低于258m的平原地区，尤其是闽南海播和闽东江营文化区；相比之下，高山地区如闽北山耕和闽北过渡文化区村落分布密度相对较少。动物类、自然现象类、地貌地物类等自然类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相似性，而植物类村落地名主要分布在内陆山区。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集中在闽南地区，特别是泉州市北部；建筑工程类和社会文化类村落地名则主要分布在沿海省市核心地带。各地市级村落地名构成多样，但主要以建筑工程类和地理特征类为主，而南平市、厦门市、龙岩市的村落地名则更注重建筑工程和村落特点。此外，福州市的村落地名有着更为多样化和综合性的特点。文章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村落地名与其所处地理环境背景、社会文化传承之间的深刻关系，同时也凸显了村落地名在环境与文化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区域特征；空间格局；沿海省域
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包含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信息，是当地居民“文化乡愁”的集中诠释。如今，我国的村落地名正在急剧缩减，村落地名文化景观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亟须保护和传承。因此，我国研究者运用数理统计法、空间插值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多种空间分析方法，聚焦于县、市域尺度的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马新在村落地名的溯源方面指出了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发源地及其传播模式。王长松模拟了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发展历程。王荣研究了盐池县村落地名的分布及其成因。王盼、孙百生、朱永杰分析了不同类别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镇村尺度下的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特征，针对不同分区间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特征的差异性研究较为匮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者对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全面把握与解读。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不同分区下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村落地名构成特征，研究成果有助于全面展现村落地名文化景观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为进一步挖掘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提供重要依据和启示。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简称“闽”，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与浙江、江西、广东三省接壤，总陆域面积约为。福建省包括9个设区市、14个县级市和45个县，见图1。由于其地处东南沿海地区，地貌复杂、水系多变，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同时，该省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方言具有“十里不同音”的语言特色。因此，该省各地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方言特色等因素共同塑造了丰富多样的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因此，对福建省自然村村落地名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基础数据
首先，本文中使用的地形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行政区划和福建省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文化分区则来源于福建省政府网站，见图2、表1。
其次，本文的村落地名数据是利用Python软件代码从中国国家村落地名信息库中获取的“农村居民点”。该数据经过去重操作，剔除掉435条村落地名来源不详的数据后，最终保留67888条原始村落地名数据。原始村落地名数据包括了村落地名名称、村落地名含义及其经纬度坐标等内容。最终整理的村落地名数据如表2、图3和图4所示。
1.3 分析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为仅依据原始数据，即可实现自下而上逐级凝练归纳的扎根理论法，其工作流程见图5。该方法的资料分析阶段包括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理论构建以及饱和度检验4个研究步骤。研究者通过此类逐级编码的形式可确保每个村落地名数据的解释唯一化，从而得到准确的分类结果。例如，获取村落地名信息后，在理论抽样阶段获得原始数据“饶厝，因该村为饶氏村民所居，故名”。那么，研究者即可在开放式编码阶段归纳为初始概念“饶氏”，待所有的初始概念提取完成后，即可进一步凝练初始概念。例如，凝练为姓氏因素等。具体的编码示意见图6。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分类方法后，最终得到研究区域内以自然要素类命名的村落地名出现次数为73066次，占比为59.15%；以人文与抽象要素类命名的村落地名出现次数为50366次，占比为40.85%。分类统计结果见表3。可见，研究区域的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占比较高，当地的环境特征较为突出。
2 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分类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
2.1 自然类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特征
由图7b可知，此类村落地名主要聚集在闽南海播文化区的泉州、莆田和漳州三市，同时在闽东江营文化区的宁德市也呈现出小规模集中分布的特征，其中心位于泉州、莆田和福州交界地带的低海拔地区。这一分布特征不仅与研究区总体村落地名的分布模式高度吻合，还进一步凸显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复杂的地形地貌在村落命名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闽北山耕文化区和闽北过渡文化区的南平市和三明市等地区地势陡峭，不适宜人们居住生活，自然景观相对单一，其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的分布亦相对较少。这进一步阐释了此类村落地名的分布格局受到地形、地貌、水系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可以反映研究区内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由图7可知，动物类、自然现象类、地貌地物类、地理特征类以及方位类村落地名与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相似。这几类村落地名均呈现出各类村落地名聚集于泉州市、莆田市、漳州市和宁德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尽管各类村落地名的核密度分布特征与总体的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有着一定相似性，但是在村落地名的重心方面却存在迥异。可以看出，动物类和方位类村落地名的重心与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的重心保持着较高的相似性，均处于福州、泉州和三明市的交界地带。但地貌地物类和地理特征类村落地名重心则呈现出明显向内陆山区（海拔258～537m）偏移的特点。这表明这两类村落地名更容易受低山丘陵地带丰富地貌特征的影响。相比之下，植物类村落地名与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差异。可以看出，此类村落地名不仅在沿海的泉州、莆田、漳州和宁德等沿海市区形成了高密度的区域，并且在龙岩市和南平市海拔低于537m的内陆山区亦呈现出高度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这种分布模式不仅揭示了地理环境对植物类村落地名的深远影响，还反映了人类活动与植物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系。山区复杂的地貌和多变的气候为各种植物的生长创造了丰富的条件，这些地区因此成为植物类村落地名分布的主要区域，进一步凸显了自然环境在村落命名中的关键作用。
2.2 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特征
图8展示了研究区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的空间核密度分布特征，由图8b可知，这些村落地名主要聚集于海拔258m以下的闽南海播文化区，重心明显偏向于泉州市北部。闽南海播文化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其间商贸活动密集，村落地名中往往蕴含丰富的宗教、历史文化等元素，其村落地名的密集带呈现明显沿海聚集的条状特征。这一现象从侧面印证了海上贸易活动的繁荣塑造了沿海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使这些地区不仅成为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核心地带。相比之下，闽东、闽北等文化区的村落地名与村落所在地独特的农耕、水利等历史文化有关，其密度远不及商业活动密集的文化分区。这表明，历史上的经济模式与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这些区域村落地名的形成和分布。
社会文化类、历史类、生产生活类、建筑工程类以及道路交通类的村落地名均呈现出以沿海省市（泉州、莆田、漳州和宁德）为核心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主要处于海拔258m以下的平原地带，其重心处于泉州市与三明市交界地带周边。抽象概念类村落地名的重心虽与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相似，但其核密度却呈现出沿海地区聚集，内陆山区广泛分布的空间特征。姓氏类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则与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极为不同。由图8g可以看出，此类村落地名的重心呈现出聚集于泉州、莆田和福州的交界地带的特征。并且，其空间核密度呈现出以莆田和泉州海拔低于258m的平原地区；内陆龙岩市海拔258～537m的低山丘陵地带为核心的分布特征。这表明，在姓氏类村落地名的形成受到了家族聚居、血缘关系及特定的人口迁移等更为多元因素的影响。文化象征类村落地名则呈现出多点核心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村落地名在海拔537～850m的高山地带亦广泛分布，并且村落地名重心向沿海偏移。高山地带地势险峻，该地区的人类居住环境的安全性远不及平原地带。因此，当地居民往往在村落地名中广泛使用象征性的用词表达对于美好生活、幸福安康的期盼。数词类村落地名的重心则偏向于福州市和三明市的交界地带，并且其核心区域位于泉州市和宁德市。此类村落地名集中于海拔低于258m的平原地带。这反映出了当地村落的数量特征与地理特点，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村落特点类村落地名也与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迥异，可以看出，此类村落地名较为集中于泉州市和漳州市海拔低于258m的平原地带，其村落地名的重心处于福州市与泉州市的交界处。这表明泉州、漳州等地的村落在文化历史上具有更深厚的底蕴，其村落命名反映了丰富的地域特色与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通过这些村落地名可以看出，泉州、漳州等地不仅在地理上独特，更在文化层面上展现出了更为深厚的底蕴。
3 分区空间分布类型分析
3.1 文化分区
由图9可知，五个文化区内的村落地名均呈现出以地貌地物类和方位类村落地名为主的占比特征，其中，两类村落地名在闽东江营文化区共占50%，在闽北过渡、闽南海播以及闽西移垦文化区的占比均超过了50%。在闽北山耕文化区内，村落特点类村落地名亦是其主要构成部分，占比为16%。闽南海播以及闽东江营文化区内的建筑工程类村落地名占比较高，分别为14%和11%。这表明文化区的不同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各区域内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具体而言：闽东江营、闽北过渡、闽南海播以及闽西移垦文化区的村落地名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显示出该区域内人们对自然地理特征的高度依赖和认知；闽北山耕文化区内的村落则偏向于反映村落自身的特征和历史文化背景，这与该区域的农业耕作方式、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密切相关；而闽南海播和闽东江营文化区在历史上的开发建设活动频繁，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港口建设、商贸活动和移民潮产生了大量与建筑工程相关的村落地名。
总体而言，这些区域村落地名的分布特征揭示了各文化区独特的地理和文化景观。这种分区特征不仅能够准确反映不同区域的地理和历史背景，还为理解区域间的文化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3.2 行政分区
由图10可知，各行政分区的村落地名占比存在一定的相似特征。总体来看，地理特征类和方位类村落地名在多数城市（三明市、南平市、厦门市、宁德市、泉州市、莆田市、漳州市与龙岩市）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村落地名与当地自然环境和方位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些城市中，厦门市和宁德市内的两类村落地名的占比特征最为突出，占比分别高达71%和61%。这表明在这两座城市，自然环境和方位在村落地名命名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映了这些地区居民对地理环境的高度依赖和认知。并且福州市村落地名构成与其他行政区具有明显差异。该行政区的村落地名主要以建筑工程类、村落特点类以及社会文化类为主，占比分别为18%、14%和13%。其余各类村落地名的占比较为均衡。这反映了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在村落建设和文化发展方面有突出表现，也体现了村民对传统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重视。相较于其他行政区以地理特征和方位类村落地名为主的村落地名构成特征，福州市在村落地名命名上有着更为多样化和综合性的特点。这种多样性和均衡性，展示出福州市的独特地位和其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特点。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行政区的村落地名构成仍然存在一定差异。这体现出研究区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例如，在占比第3和第4位的村落地名类型中，三明市、泉州市和漳州市的村落地名以建筑工程类和地理特征类为主。这表明该地区的村落地名多与自然环境和人工建设相关，反映出这些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位置和建筑工程对人们生活和社会活动的重大影响。南平市、厦门市和龙岩市的村落地名以建筑工程和村落特点为主。这揭示了该地区的村落拥有其独特的建筑特点。宁德市的村落地名则主要以地理特征类和社会文化类为主。这说明宁德市的村落地名更侧重于反映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体现出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底蕴。莆田市的村落地名则偏向于建筑工程和村落特点。这表明莆田市的村落地名多与建筑结构和村落形态相关，可以反映当地的建筑风格和村落布局特点。
4 结论
村落地名文化景观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生动展示了当地的文化遗产和地域特色。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方法，对福建省67888个自然村落的地名进行准确分类后，开展基于不同地理文化分区的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差异研究，取得如下结论。
（1）总体分布特征。研究区域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沿海文化分区的低海拔区域，如闽南海播文化区和闽东江营文化区。此类区域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地貌特征，这对村落地名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自然景观和地貌的多样性往往促使村落的形成，其名称则直接反映周围环境的特征。同时，在地势陡峭、自然景观单一的区域，其自然条件的限制会影响村落地名的形成，如闽北山耕文化区和闽北过渡文化区。
（2）村落地名重心特征。不同类型的村落地名在福建省内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其中，动物类、自然现象类、地貌地物类、地理特征类和方位类村落地名与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相似。并且，上述村落地名主要集中于泉州、莆田、漳州和宁德市，其重心与自然要素类村落地名高度重合。植物类村落地名在沿海市区形成高密度区域，并在龙岩市和南平市高度聚集，重心偏向于内陆山区（海拔537m以下）。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主要集中在闽南海播文化区，重心偏向泉州市北部。建筑工程类和社会文化类村落地名在沿海省市（泉州、莆田、漳州、宁德）形成核心带，重心位于泉州与三明市交界地带周边。姓氏类村落地名重心聚集于泉州、莆田和福州的交界地带，分布于低海拔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区。文化象征类村落地名在高山地带（海拔537～850m）广泛分布，重心向沿海偏移。
（3）文化分区下的村落地名构成特征差异。闽东江营、闽北过渡、闽南海播、闽西移垦文化区的村落地名与地理环境高度相关，这显示出当地居民对自然地理特征的依赖和认知；而闽北山耕文化区的村落地名更多反映村落自身的特征和历史文化背景，揭示了该区域农业耕作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独特性。
（4）行政分区下的村落地名构成特征差异。福州市的村落地名构成多样，涵盖建筑工程、村落特点和社会文化等多种类型。其中，泉州市、三明市和漳州市的村落地名以建筑工程类和地理特征类为主。南平市、厦门市和龙岩市的村落地名以建筑工程和村落特点为主。宁德市的村落地名以地理特征类和社会文化类为主。莆田市的村落地名偏向建筑工程和村落特点。这些村落地名均反映了研究区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发展上的独特贡献。
因此，可以看出村落地名的形成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传承紧密相关。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区，如闽南海播文化区，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多元化的社会互动，导致人文与抽象要素类村落地名更为集中，反映了当地复杂的文化和社会特征。沿海核心带的建筑工程类和社会文化类村落地名则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密集和宗教建筑有直接关系。姓氏类村落地名的分布揭示了家族血缘关系对村落命名的影响，尤其是在稳定的地理环境下，家族聚居现象更为明显。文化象征类村落地名则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地理条件与文化传播路径对村落命名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挖掘村落地名蕴含的文化、历史、地理等信息，增强人们对沿海省域乡村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特定区域或特定村落地名的文化内涵，如村落地名与文化迁移、地方特色的关系，促进村落地名实际应用于旅游业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方面。这不仅可以为福建省的文化地理研究提供理论支持，还能为其他沿海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理解和保护这些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对于增强地方文化认同感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廖红春 罗涛 张妍 何茜倩
来源：《城市学报》2024年第3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汪鸿琴
校对：王利飞
审订：王玉凤
责编：欧阳莉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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