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弘（沃德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认为，针对美国人的网络诈骗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需要统一的政府回应和与面临类似风险的盟友进行协调。
打击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诈骗窝点中的网络犯罪活动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网络诈骗和欺诈的受害者，这些犯罪活动的全球利润超过了其他非法活动，包括全球非法毒品贩运。
目前预防、发现和应对网络犯罪诈骗的方法是不够的，因此犯罪网络能够滥用美国的数字和金融机构，更容易诈骗受害者，并使犯罪组织从非法活动中获得得更多利益。特朗普政府应通过以国家指挥中心为中心的协调方法，改善网络犯罪方面的跨部门合作，与试图打击本国诈骗集团的地区盟友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围绕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开展公众宣传活动，来进一步打击网络诈骗。
中国。中国无疑是打击东南亚电诈犯罪集团最严厉的国家，努力阻止人口贩卖和公民诈骗行为。中国执法部门向当地地方武装施压，要求他们交出中国公民并关闭诈骗中心。据官方媒体报道，自严厉打击以来，已遣返了四万多名中国公民。
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国家于2023年12月对参与诈骗的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协调制裁，此前在2021年缅甸发生政变后不久就发布了制裁，以切断缅甸军队的其他收入来源，如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与此同时，美国当局已针对一些个案采取行动，扣押了从加密诈骗中获利者的资产。在一个案例中，司法部查封了价值9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破坏了该骗局网络的金融基础设施。
2023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人口贩运报告》，其中缅甸章节记录了该国的网络诈骗滥用情况。其调查结果可作为美国拒绝向人口贩运同谋国家提供非人道主义外援的证据，美国已经在缅甸实施了这一策略，但没有对柬埔寨等其他人口贩运国家实施。专家认为，削减美国的援助是美国政府解决持续的人口贩运问题的一种方式。
缅甸。2024年下半年以来，诈骗运营中心在掸邦的新地点激增，特别是在其内陆城镇万海和当阳。在缅甸靠近中国过境的果敢地区，由于中国执法部门的强力打击行动，该地区的犯罪集团几乎被根除，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藏身之处，就是万海和当阳。自2023年8月起，在中国对佤邦联合军（UWSA）施压要求打击诈骗活动后，佤邦联合军控制的地区也在努力捣毁诈骗中心。
柬埔寨。东南亚地区各地的网络诈骗活动继续转移到柬埔寨，那里的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这主要是由于其他地方的镇压，但也是因为柬埔寨政府持续否认有关该问题的独立报道，并谴责国际执法措施，包括制裁，这些信号向犯罪分子表明，柬埔寨当局将继续保护他们的企业。诈骗活动继续在柬埔寨全国数十个大型园区和数百个小型园区中蔓延，这些园区通常由当地知名精英拥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反人口贩运工作组的新估计表明，目前在那里被迫劳动的人数已超过15万。
2024年7月份，加密分析公司Elliptic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线市场平台柬埔寨汇旺担保公司( HuiOne Guarantee）在促进所谓的“杀猪盘”骗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汇旺担保公司的交易总额至少为110亿美元，是诈骗运营商的中心，提供包括洗钱、欺诈投资计划的软件开发在内的服务，甚至提供控制被贩运工人的工具。但在Elliptic发布报告数小时后，柬埔寨政府官员立即为汇旺辩护。柬埔寨全国打击贩卖人口委员会主席抨击该报告“毫无根据，故意损害柬埔寨的声誉”。
2024年9月初，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公开承认，美国人因源自柬埔寨的诈骗活动损失了至少1亿美元。不久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柬埔寨参议员、首相洪玛奈的内阁级别顾问李永法(Ly Yong Phat)实施制裁，因其被广泛记录在案的保护金边、班迭棉吉省和其他地方的诈骗场所并从中受益的行为。许多柬埔寨部委（李永法在这些部门拥有重大影响）迅速谴责这些制裁，称其为出于政治动机，并留下了一个明确无误的印象，即诈骗集团经营者可以自由地在柬埔寨继续实施这些犯罪而不受惩罚。
2024年9月30日，柬埔寨一位独立记者因调查和揭示柬埔寨诈骗行业内幕而被捕，并被指控“煽动严重社会动荡”。迫于来自数十个大使馆、新闻自由团体以及当地和国际民间社会行为体的压力，柬埔寨当局将其释放，但当地任何收集有组织犯罪信息的努力现在似乎都完全失效了。
老挝。2024年8月，老挝政府在金三角经济特区（GTSEZ）发起了一场打击行动，该地区因美国和平研究所5月份的那份报告中描述的各种非法活动而臭名昭著。老挝和中国安全部队拘留了771人，并缴获了2000多台电子设备，包括电脑和手机。
尽管打击金三角的行动是一个积极的发展，特别是老挝执法部门重新获得了金三角经济特区的准入权，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是该区域背后的“教父”、金三角经济特区管委会主席赵伟在突袭前三个星期邀请金三角经济特区内的所有“企业”参加公开会议，宣布政府即将进行打击行动，这给了各犯罪集团充足的时间进行转移。其中许多公司将业务转移到柬埔寨或缅甸与泰国的边境，突显出这些网络是如何跨境交织在一起的。其次，在最初的打击行动之后，赵伟及其家族统治的管委会提前将信息通知各集团，再次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大量逃跑的机会。第三，镇压行动表明缅甸佤邦联合军在该地区有深入参与，当时曾公开呼吁其在金三角经济特区的人员返回缅甸。
目前尚不清楚老挝的打击行动是否有选择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对剩余的诈骗运营商影响不大。另外，也不清楚对犯罪行动的打击和巡逻是否会继续，也许会被证明只是该地区临时“运动式”努力模式。显而易见的是，赵伟的国王罗马赌场(Kings Romans)的活动将继续挑战老挝政府的执法努力。
菲律宾。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政府在2024年7月22日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项重大政策转变，即禁止离岸赌博业务，他特别针对主要由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主导的在线博彩行业。马科斯强调有必要遏制伴随而来的犯罪活动增加，包括金融诈骗、洗钱和人口贩卖。
目前，菲律宾约有250至300家离岸赌博公司无照经营，而新被禁的运营商有46家，这引发了人们对该行业对社会和执法影响的担忧。
马科斯誓言要确保正义，强调需要解决人们对有组织犯罪及其与外国实体联系的日益加深的担忧。同时，菲律宾执法部门继续对涉嫌犯罪的组织和个人进行突击搜查和调查，尤其是在有关网络绑架勒索赎金这一令人担忧的新趋势被曝光之后。
泰国。该国国家电信局已采取行动打击有组织犯罪，关闭了为克伦邦的妙瓦底园区提供服务的手机信号塔，打击了诈骗集团的经营能力。不幸的是，持续的国内政治过渡减缓了泰国的努力，而犯罪分子则设法在边境铺设了新的电缆，挑战了跨境电信禁令的执行。
情报显示，缅甸的犯罪集团正在使用通过泰国走私的接收器转向星链（StarLink）卫星系统。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星链在缅甸被更广泛地用于互联网接入和传递有关泰缅边境的信息。泰国应对措施中最成问题的是，与缅甸陆军的边防部队和保护园区的私人保安人员相比，泰国边防部队的人数明显不足，武器装备也较为薄弱。
新加坡。新加坡警方一直在发展强化“反诈骗中心”（ASC），并向其他国家推广新加坡模式。反诈中心创建了一个平台，促进警察、政府机构、银行和社交媒体之间的合作，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共享信息、冻结资金、提高认识，并过滤掉网上传播的有害内容。
新加坡警方表示，自2022年以来，反诈中心帮助遏制了该国的网络诈骗，政府对反诈中心模式的倡导也鼓励了其他国家采用新加坡创造的“整体政府方针”。然而，更广泛的打击行动的一个障碍很难克服：大多数“杀猪盘”骗局都是基于加密货币，而新加坡反诈中心还无法解决这一方面的犯罪问题。
2024年5月，美国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打击诈骗犯罪集团的形势瞬息万变，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打击电诈行动任重道远
在美国，由于缺乏调查能力、起诉网络犯罪的授权有限以及对这一问题蔓延规模的缺乏认识，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经常拒绝或忽视网络犯罪的受害者。目前，甚至有关美国欺诈类型和方法的基本数据也没有广泛提供。联邦、州和地方各级的不同机构——联邦调查局的网络犯罪投诉中心、联邦贸易委员会反诈网站Report Fraud、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地方警方以及金融和电信领域的个人服务提供商——都是受害者举报诈骗或欺诈的联络点，但根据全球反诈骗联盟的《2024年诈骗状况报告》，欺诈和诈骗是美国最常见的犯罪，政府和服务提供商无法有效应对，尤其是在损失严重的情况下，会削弱信任。
这对数字经济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包括对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等主要新兴和快速增长的行业。诈骗总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数字资产的盗窃，大多数投资诈骗都使用加密货币平台和钱包作为获取和窃取资金的手段。这也阻碍了美国加密货币行业在监管混乱和数字资产用于欺诈方面的进展。不良行为者也越来越擅长使用生成人工智能和深度伪造等新技术进行在线诈骗和欺诈。如果没有更好的监管和风险管理，这些行业，特别是具有变革潜力的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声誉或法律风险。
缺乏明确、清晰的法规和风险管理最佳实践，使得加密货币行业更容易受到欺诈、诈骗和数字资产滥用的影响。
在缅甸等国家的诈骗活动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特别是考虑到问题的跨国性质和该国内战的不确定性。专家警告称，这些犯罪集团流动性很高，很容易通过跨境分散业务来逃避打击。随着中国继续努力保护本国公民免受诈骗，这些集团可能会在西方寻找更多的受害者。
尽管在打击诈骗、人口贩卖等方面取得了上述进展，东南亚的诈骗灾难仍在继续肆虐。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当局仍然未能系统地收集、分享和公布有关犯罪网络、诈骗模式和人口贩运的信息。证据和协调方面的不足阻碍了执法和公共宣传。虽然对少数高层犯罪者实施制裁是有益的一步，但迫切需要更广泛的跨国打击和问责行动。
幸运的是，国际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助于提醒公众注意网上投资、工作和约会诱惑的危险。官方支持，特别是来自网络诈骗受害国大使馆的支持，可能会在媒体上放大这些信息，让更多的人免受伤害。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分配更多的资金，以遏制贩运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并支持陷入困境的民间社会行为者。事实上，迄今为止，大部分应对措施都依赖于这些行为者，目前用于应对这种犯罪活动的资源远远不足以应对危机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