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悲剧
是近代中国政治的缩影
文：雷颐
按：宋教仁不仅是革命实践家，还是立宪理论的先驱。他倡导的“民族平等”至今造福中国人。他与梁启超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战至今为人所称道。他对政党政治推崇备至，一手创立了国民党。宋教仁遇刺，议会政治遭遇重大挫败，随后的军阀混战和蒋氏训政将中国导往了另一个方向——宋教仁的悲剧命运，是民国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政治的缩影。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成立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
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路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
革命派一向以“排满”作为革命的合法性依据之一，早期的革命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
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宋教仁鼓励四川保路民众：“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治为期”。（《宋教仁集》上，第318页）他强调的是包括满人在内的“五族共和”。
▌揭露“立宪”骗局
1906年秋，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并且决定从“改官制”入手。宋教仁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对此做出了分析评论。
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它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儿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一直反对暴力革命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它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之而去。
一直主张革命的宋教仁更是连发长论短评，密集抨击清廷政策，劝喻体制内的“立宪派”看清清政府拒不改革的本质。
宋教仁提醒立宪派：“吾如是而得断案焉，曰：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以实行专制者也；其与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他感叹：“呜呼，吾国民之大梦，其尚未醒耶？”（《宋教仁集》上，第252－255页）
▌内阁梦碎
民国成立，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广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充满洞见，值得重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凯成为总统，大权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责任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他一直为此努力。临时政府在南京时，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参议院改选，同盟会优势不再。宋教仁于是联合其他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国民党，成为一大反对党。他希望通过竞选，实践政党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马不停蹄，四处演讲，组织本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概念：“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
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的演讲中，申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同与异。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宋教仁集》下，第487页）
两天后的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中弹身亡，“用平和手段谋建设”的立宪梦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