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冉宪生
护送刘少奇同志到江北指挥部
冉宪生
1939年秋高气爽的季节，彭雪枫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活动在津浦路以西、涡阳以北、陇海路以南地区，频繁地打击敌人，创建了豫皖苏根据地。那时，支队部驻安徽省涡阳以北新兴集(又名龙奶庙)。
10月间，少奇同志(当时为保密化名胡服)从河南竹沟出发，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新四军六支队驻地新兴集。随行的有徐海东等同志。六支队对少奇同志的到来进行了热烈地欢迎，书写了欢迎胡服同志的大幅标语，到达时，部队夹道欢迎，之后又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
少奇同志到达后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传达中央的指示，检查了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听取军队和地方党政领导同志汇报，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作了指示。
少奇同志在新兴集住了约一个月。当时，我在六支队特务营(当年底改为特务团)任组织干事。现在仅就自己参加过的尚能回忆起来的少奇同志在六支队的活动以及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点滴情况记述如下。
一
少奇同志到六支队后，检阅了部队，开大会向干部战士讲了话，反复进行政策宣传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注重对干部的教育。
那时，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刚发表不久，很多干部还没有读过。因此，少奇同志在支队政治部驻地院内专门对连以上干部详细地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除讲了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外，还讲了当时没有发表的《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并详细地讲解了党的抗日的各项政策及其理论依据。少奇同志身着蓝色便服，站在条桌后面，一边抽纸烟，一边耐心地、深入浅出地讲解，对每一个观点都反复举例阐述。他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少奇同志不辞劳苦地连续讲了三天，大家受教育颇深。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青年干部受到的教育、鼓舞更大。
当时我作了笔记，可惜早已遗失。而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少奇同志通俗地把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提到人生观这个根本原理上去阐述。他阐述了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胜利？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详细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是继承人类先进思想的大成，驳斥了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的反动论点，批评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这些理论的阐述，对于基于抗日热忱而投入革命的年轻干部，从基本理论上坚定为党的事业奋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亲自聆听少奇同志讲解关于党员组织纪律修养，受教育很深，特别是少奇同志举例说明在几种情况下，怎样坚持原则而又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记忆是很深的。如他说道：当上级能力较弱，资格较轻，怎样服从，尊重上级；当上级指示有时不符合实际情况时，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置；当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又一时说服不了多数而处于少数，这时应怎样坚持原则，并紧密联系群众，教育依靠群众，等待群众，还要尽量在斗争实践中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还举出他自己做工人运动时的实例说明这些原则。他始终强调了党内的互相谅解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党员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爱护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
他强调宣传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坚决争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是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所在。他多次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强调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批判了“左”倾的种种表现。
他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他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自己革命的道路，就是要善于创造性地运用和在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此，他强调要学习理论，努力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
少奇同志在新兴集留约一个月时间，对干部进行了大量的教育，与党的领导同志研究根据地建设和巩固问题，明确指出了根据地和军队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方向，并作一些重要指示。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指示，因当时自己是一个初级干部，所以知之甚少。
二
大约在11月底，少奇同志从新兴集出发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支队部决定由营长程致远同志率特务营一连和四连两个连护送。因为沿途要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边沿地带，所以，部队作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除了保护首长们的安全外，特别强调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要广泛宣传我党政策，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并正确对待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机关及其军队。在根据地，我们部队是吃公粮发少数菜金，送少奇同志时部队则是用钱买粮买菜吃。这同国民党军队派粮派款，搞苛捐杂税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一路上颇受群众欢迎。
我们是从涡阳新兴集出发，经涡阳到颍上县沙河沿的江口集，在那雇了十几条船，警卫班乘小船在前，少奇同志和营部乘一条船在中间，十几条船沿沙河顺流而下，浩浩荡荡，十分可观。我们经颍上县城，在正阳关入淮河，到寿县附近下船。下船后，经田家庵子(即今淮南市，当时淮南铁路已被破坏，不能通车)到滁县、全椒、定远交界处藕塘附近。那时，由张云逸、赖传珠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在此地区。我们去的两个连驻在指挥部附近五六里的村庄里(村名记不清了)。开始时，少奇同志住在我营驻地，每日去指挥部开会，数日后就移到江北指挥部去住了。
护送刘少奇、徐海东等同志，一路上是顺利的。少奇同志、徐海东同志与营部一起行动。为了保密，刘少奇同志仍化名胡服，我们称他们首长。群众仅知是“官长”却不知是什么人，有时称他为营长，有时称团长。乘船时，少奇、海东等同志带电台与营部同坐一个大帆船，他总是和蔼可亲地与干部、战士交谈，问寒问暖，讲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远景，讲党的政策。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少奇同志总是抓紧学习、看书和批文件。记得当时少奇同志在看刚出版不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闲暇时，他拿着这本书向营部的一些干部讲解联共党史和理论问题，如联共内部建设中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斗争，列宁的建党原则，并批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等。
我们在途中，也曾遇到一些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干扰和非难，我们完全是买粮买菜，有时他们故意为难。记得有次在颍上县城东南约30里处的一个镇上，国民党乡公所的乡队，向我们的船队开了一枪。我们部队立即靠岸，收缴了他们的枪支，严厉追问他们，他们连称是“误会”并赔礼，我们批评他们后，宣传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还了他们的枪支。一路南下时，就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部队返回淮北时(当时已是1939年底)，因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沿途则遇上一些麻烦和干扰，总是在买卖粮食上找麻烦。
三
我们六支队特务营的两个连，在江北指挥部附近住了约20天左右。在此期间遇到敌人的一次进攻，定远、全椒之敌向我藕塘地区进行一次较大的“扫荡”，徐海东同志指挥四支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歼敌约两三百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我们两个连大约于12月上中旬离开江北指挥部返回六支队。12月份的淮河流域，天气已相当寒冷，开始下雪。当时部队仅发了一件棉袄，下身还是夏天穿的短裤(那时六支队夏季下装是短裤，打绑腿，穿草鞋)。部队返回时没有再乘船，那时国共关系已经很紧张(竹沟事件已发生)，所以我们买卖给养比较困难，伙食较难办，加之天气寒冷，衣着单薄，有时天还下雪，因而部队行军走得很快，以抵御寒冷。就这样，我们于1940年元旦前返回新兴集支队部所在地。（选自《中共颍上地方史》第四卷 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