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在中方的斡旋和促推下，缅甸政府与果敢同盟军在云南昆明举行第七次和谈。
双方达成并签署正式停火协议，于北京时间2025年1月18日零时起就地停火止战。随即口岸开启，预测电力、网络也将很快开通。
标志着果敢地区持续一百多年的严冬即将结束，温暖的春天即将来临。
这无疑是正在准备过春节的果敢人民一百多年来收到的一份最好新春礼物。
这个停火协议的内容未见全部公开，但可以猜测到以下内容：双方各自有所让步，一些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先搁置起来。毕竟先实现和平对双方都有利。
我认为，这一停火协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是缅甸政府与民族组织之间最具执行力的协议。
果敢地区必将迎来历史性的稳定和美好前景。
第一，这一停火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愿。
对军政府一方，自“1027”以来，战场上不断损兵折将，又面临若开、德昂、克钦等民族武装和人民保卫军的多面打击，已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果敢同盟军。
军人政府只能选择在面子得到适当照顾的前提下，就坡下驴。这种方式在佤邦已执行三十多年，军人集团与民族武装签订和平协议有先例可循，不算丢脸。
果敢同盟军一方，由于受自身实力、民众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外界力量的影响，继续打仗，也面临很多不可预测因素。
同盟军虽然一度喊出要推翻军人政府的口号，但明显是给军人集团以政治上的震慑，并非真要推翻军人政府。
对军人政府的过度攻击，造成更加严重的战乱，会引起邻国的担忧，从而增加政治、经济上的阻力。其基本目标仍然是反抗民族歧视，具体要求是在一个国家框架内高度自治。
若军人政府能给予高度自治的地位，以适当让步实现和平相处，也是同盟军的和果敢人民的愿望。
目前同盟军控制区也恢复到历史上最好时期，为人民创造一个和平环境比获得更多地盘更为重要。
对中国而言，边境地区战乱危害边境安全数十年，双方停火，这一风险完全解除。
和平的环境使经济合作空间大大扩展，域外势力介入该地区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消除，这也是中国积极推动和平的重要原因。
第二，这一停火协议有强大监督力量。
这个停火协议是缅甸政府与民族武装之间在国外力量协调下签署的第一个和平协议。
从1027以来，七次谈判的地点都在昆明，这个协议是在中国的协调下促成的。这个协议上有无中国政府代表签字，不得而知，但谈判的地点本身就说明，中国对这一协议的执行有监督方的地位，也有监督的能力。
就算中国没有在这一协议上签字，但协议的执行关乎大国的面子，关乎中国在缅经济利益的安全，关乎域外势力借缅甸战乱向中国渗透。
中国一定会全力促成协议的真正落实。若任何一方不执行这一协议，中国对双方的制约手段有很多可选项。
第三，这一协议有得到长期执行的内外环境，具有可继承性。
对缅甸国内，无论军人政府还是民盟政府，在军事上都无力消灭果敢同盟军，没有再开战火的能力。
掸邦第一特区（佤邦）与政府和平相处的条件在果敢已完全具备。佤邦与军人集团和平相处36年，果敢也有望以相同方式实现长期和平。
果敢同盟军不分裂国家，军人政府或民盟政府都没有再开战火的政治理由。
以果敢同盟军及“三兄弟”部队的军事实力，无论缅甸执政团队如何变化，政府一方都很难撕毁协议重开战火。
因此，这一协议将不受军人集团与民盟矛盾的影响，可望得到长期执行。果敢同盟军在涉毒、电诈方面形象较好，停火以后，外部势力政治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极小。
果敢南面是与之有长期友好关系的佤邦，西面有德昂军和若开军牵制，受政府军威胁的方向仅在腊戌方向，有能力维护自己安全。
北面与克钦独立军为争地盘发生摩擦的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但演变成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极小。
第四，果敢内部团结处于历史最好状态。
自清政府将果敢割让给英缅政府一百多年以来，在外部势力的挑拨、离间下，果敢内部的斗争从未间断，也是果敢地区战乱不止的重要原因。
自“1027”以来，白所成集团已被彻底击溃，内部没有对立的军事力量。同盟军对果敢地区的控制力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结束内部矛盾，实现与缅军停火，无疑结束了果敢地区持续一百多年的严冬，春天就在前面。
在缅甸整体混乱局面中，果敢可望在政治上、经济上一枝独秀，人民享受和平，走向繁荣的希望已经展现。
果敢地区处于中缅交流的重要通道上，没有战乱的果敢，可以起到中缅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果敢人民可望优先享受中缅友好的成果。
严冬已经结束，但美好的春天还需要自己创造。摆在果敢人民和民族正义党面前的困难还有很多。
我能想到的困难有：
一是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卫的能力。足够的自卫能力是确保停火协议得到执行的基础。需要协调好养军与富民的矛盾。
二是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当前，发展经济已有一定的地理空间，但经济上能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特别缅甸的黑灰色经济对该地区任何人员和组织都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如何预防官员腐败，避免黑灰色经济诱惑，避免重蹈白所成覆辙是民族正义党面临的一场考验。
三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组织相处的问题。会不会因争夺地盘与周边其他民族组织产生摩擦。如何与其他民族文化兼容，也无现成模式照搬。
四是治理模式的设计问题。得到自治地位后，如何使用自治权，是还权于民还是延续战时军事化管理方式。
如何建立一套适合果敢地区特点，能得到人民拥护，能得到真正执行的法制体系，是民族正义党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
如果说“1027”行动的成败关系到汉民族在缅甸的政治地位，那治理模式的选择则关系民族正义党在果敢人民心中的地位，甚至关系民族正义党的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