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据当时接待鲁迅等人讲学的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回忆，鲁迅曾提出要买‘鲁吉’，他最初还以为是‘卤鸡’，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古玩，但古玩店也不知道‘鲁吉’为何物，后经请教孙伏园才知道鲁迅说的是‘弩机’，可见鲁迅说话的确是‘哩’‘呢’不分的”。因而当时的报纸上对暑期学校讲座有“言之谆谆，听者茫茫，师生交困，恐无好果”的负面报道。
至于“过不多久，就有四个代表进来见老子，大意是说他的话讲的太快了，加上国语不大纯粹，所以谁也不能笔记。没有记录，可惜非常，所以要请他补发些讲义”，这跟鲁迅当年讲学的情况也极为吻合，虽然鲁迅没有被留下来编讲义，但这段颇具喜剧性的描写，与当时陕西暑期学校学员选派代表质问学校为何不发讲义如出一辙。“鲁迅在西安演讲时也未印发讲义，而是由听讲的西北大学学生昝健行和薛效宽担任记录。此二人均为西北大学国文专修科的学生，文化水平较高，而且昝健行虽是甘肃人，但曾毕业于江苏苏州师范学校，对江浙一带的口音较为熟悉，因而对鲁迅的演讲内容有较准确的领悟。西北大学出版部将此二人的记录稿寄给鲁迅后，鲁迅连续五天订正讲稿并很快寄回，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成为珍贵的学术史料”。
当然，我们不能将《出关》中的陕西元素与鲁迅的西安记忆完全对等，其毕竟是虚构的小说，刻意地渲染与铺排都是为了增强文学生动性。鲁迅在1935年2月21日回应徐懋庸对《出关》的评论时指出：“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出关》中的一些枝节和细节即是这样，并非“随意点染”，而是激活并植入了鲁迅的西安记忆，因而才能成为“具象化了的作品”，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小说的主旨。
第三十六章
西望长安不见“佳”？
鲁迅的长安记忆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一中说：“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那么，“亲到长安”就能“临出秦川景”吗？
未必。
鲁迅就是这样。
他的朋友曾问他“你以为那边怎么样”，自然也应该包括刘镇华统治下的陕西怎么样。怎么回答呢？刘镇华是声名狼藉的军阀，旅京的陕西籍进步学生经常在北京的报刊上“批刘”“骂刘”甚至“驱刘”，鲁迅肯定看到过或是知道的。尽管刘氏没有直接邀请鲁迅，但鲁迅还是间接接受了其邀请并受到不错的款待。面对朋友之问，说好不对，说不好似乎也不行，总之三言两语难以讲清楚，鲁迅陷入了两难，所以只好说“没有什么怎样”，顾左右而言其他地谈谈旅途风景和体验了。
“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以及“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这只是旅途体验，还不是长安印象。那么，鲁迅对西安的印象到底如何呢？通过孙伏园的回忆，我们可以略知分晓：
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也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又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鲁迅之所以这样说，大致有以下原因：
其一，鲁迅对期待中的长安风土景观倍感失望。我们知道，鲁迅少年经历的家庭变故和家道中落，让他一度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兴趣不大。王晓明说：“鲁迅本是一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家乡风物的那份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进去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回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间竟只去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请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他却以为‘不过平平’。1924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俶塔弄错了位置，你当可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别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然而在西安，鲁迅却和王晓明所言的恰恰相反——为了《杨贵妃》的写作做准备，尤为注重风景，只是西安太颓败太荒凉了，致使他的全部浪漫想象化为乌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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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