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23日，美国联邦法官约翰·考夫诺尔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明显违宪”，他已发布临时禁令阻止该政策的实施。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将对相关临时禁令提出上诉。
“很明显，我们会提起上诉，”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对记者说道。“他们把这个案子提交给了西雅图的一位法官，对吧？我猜是这样。这位法官的决定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原来特朗普早就有所预料，特别是对西雅图的法官出面做这件事，心知肚明。西雅图的月子中心也是一个产业。
周四，美国西雅图的地方法院法官约翰·科格诺尔（John Coughenour）阻止了这项行政令，批评它“明显违宪”。应四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的请求，科格诺尔发布了限制令，禁止特朗普政府执行该命令。
科格诺尔法官是由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的。
特朗普的行政令规定，如果孩子的父母均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则该孩子将不再享有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他于周一晚间宣誓就职后签署了该行政令，原定于2月19日后生效。
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项行政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该修正案明确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此外，这项行政令还成为民权组织和22个州的民主党总检察长提起多项诉讼的对象，他们主张该命令违宪。
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起源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其初衷是为了确保每个人在出生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尤其是历史上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这一原则不仅体现了美国建国精神中的平等理念，也成为吸引全球移民的重要标志。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条政策曾经是“美国梦”的缩影。2013年上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就呈现了这样一个情节：女主文佳佳为了让孩子出生即获得美国国籍，特意远赴西雅图的月子中心生产。这个情节虽然充满戏剧性，但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大量外国孕妇通过类似方式，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月子中心——它反映了加州和华盛顿州等地一直存在的美国生殖服务问题和移民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存在。
特朗普的决定，让支持他的“红脖子”们欣喜若狂。这些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长期以来将就业竞争和资源紧张归咎于“外来移民”或“占便宜”的外国人。在他们看来，许多外国人通过钻法律空子获得美国国籍，进一步占用本应属于美国本土劳工的资源和机会。政策取消后，堵住了这条通往美国公民身份的“后门”，他们自然感到满意。
有趣的是，不少中国人对此也表达了支持。一方面，不少人对那些钻政策空子的人并不认同，特别是那些为了给孩子牟取美国国籍而专门赴美生产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平原则，还间接影响了国内的教育和就业资源分配。例如，2008年轰动一时的“某顶尖高校高考移民事件”就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当年，一所顶尖医学院外国留学生的录取名单在网上流传，其中超过20名学生名字为中文，却以外国身份录取，引发了广泛争议。这些“外籍考生”利用政策漏洞，凭借外籍身份获得了原本属于中国学生的教育资源，激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尽管中国近年来对类似问题进行了严格管控，比如调整外籍考生的资格审查标准，但事件带来的影响却久久未能消散。一些人至今仍盲目崇拜外籍身份，认为拥有外国护照便是通往更好生活的“捷径”。这种观念不仅被移民中介大肆鼓吹，还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不断传播，助长了社会对“外籍身份”的误解。
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小时候，很多人从书籍、影视作品甚至课堂上听到的，大多是“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故事。那时，诸如外国如何先进、外国人如何友善等描述填满了人们的想象。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观念。比如，近年来“高考移民”“外籍高考优势”等问题的集中曝光，让许多人意识到国籍崇拜的盲目性。
同样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平台上最近的讨论也反映了社会心态的转变。例如在小红书上的“对账风波”中，大家发现彼此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无论身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各自的挑战和机遇。这种更加清醒的认识，正在逐渐取代过去那种片面的崇洋情结。
对于特朗普取消“出生公民权”的决定，虽然国际社会有不同看法，但其直接影响显而易见。美国国内的“月子中心”产业将受到冲击，而那些希望通过该政策获得美国身份的人，也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计划。这一政策的取消，也被解读为特朗普试图争取美国中下层选民支持的又一手段。在他的支持者眼中，这一举措不仅遏制了“外国人占便宜”的现象，还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公民身份的价值。
尽管如此，这一政策的影响远不止于美国本土，它也对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政策改革和跨国家庭带来深远影响。取消“出生公民权”或许只是一小步，但它背后反映的社会心态和国家政策取向，却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毕竟，一个社会的强大，不在于它是否能杜绝所有的漏洞，而在于它能否在面对挑战时依然坚持核心价值，维护整体的公平与正义。
素材来源于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