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许多共产党人不得不隐姓埋名、深入敌人内部，
为了国家的未来默默奉献。
鲍君甫，原为国民党高层，精通日语，了解日本风土，还在国内外的风云变幻中逐渐看清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最终毅然投身共产党。他的身份曾是一个深藏的秘密，只有党内高层知晓。1951年，当他被误判为叛国贼面临死刑时，他高喊：“陈赓知道我的功绩！”这位叛国贼究竟是谁？他为国家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一名名叫鲍君甫的男子，
罪名是反革命特务。这个曾经在国民党内拥有不小权势的男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审判。
随着案件的推进，法院与检察机关都已准备就绪，
只待确认证据，鲍君甫将不可避免地被判死刑。在审判的最后关头，这个曾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男人却出人意料地大声喊道：“让陈赓来，他能证明我的身份！”
法官在听到鲍君甫的请求后，面露难色，心中充满了疑虑。
鲍君甫所说的“让陈赓来证明我的身份”似乎并非一时冲动，
法官无法立刻判断鲍君甫的言辞是真是假。鲍君甫的身份至今未被彻底查明，眼前的案件涉及党内许多敏感的历史背景，
任何草率的决定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法官最终决定暂时收押鲍君甫，并决定通过正式的途径联系陈赓，以求核实其身份。
当时陈赓已是云南省的领导人物，繁忙的公务使他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处理来自南京的请求。
鲍君甫的案件被缓慢地推迟，直到一年后的某一天，
南京终于收到了陈赓的回信。信中陈赓详细回忆起与鲍君甫的往事，
确认了他在国民党内部与共产党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
以及他在革命事业中所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经过陈赓的证实，鲍君甫的身份得到了确认，法院最终做出决定，免除对他的刑罚，并将其从拘押中释放。
这一年的等待，对鲍君甫来说无疑是心力交瘁的。身陷囹圄的他，常常回想起自己多年来为革命所做的种种努力与牺牲，同时也思考自己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
他始终相信，陈赓的回信将给他带来一线生机。
正是这段艰难的时光，让鲍君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经历多少风雨，理想和信念永远不会改变。
让我们一起怀着深深的敬意，拨开历史的尘埃，
走进鲍君甫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去感受他那条充满抉择与牺牲的黑白人生。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的一个书香世家，家境优渥，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
得益于家庭背景的支持，他从小便有机会走出国门，
前往日本深造。在日本他接受了先进的教育，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鲍君甫在早稻田大学的求学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
通过阅读大量的红色书籍，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社会不公，最终决定投身革命，追寻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悄然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逐渐成为他行动的指南。
学成归国后，鲍君甫并未立刻投身革命活动，选择在上海的一家日本公司任职。外表过着安稳的职业生活，可他始终心系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深知社会的根本问题只能通过彻底的变革来解决。他开始积极参与一些秘密的政治活动。
他与同样志向高远的革命者们交流思想，
马克思主义为他指引了方向，也让他在面对国家动荡与社会矛盾时，
一直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斗志。
在五卅运动期间，鲍君甫与一位同乡杨剑虹结识。
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
两人因为背景相似，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随着时局的变化，杨剑虹被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陈立夫所拉拢，加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个部门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中统”前身，负责党内的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
鲍君甫因其在上海的广泛关系和深厚的背景，很自然地成为了陈立夫和杨剑虹的目标。
没过多久鲍君甫便被安排进入调查科，
担任了上海地区的调查员一职。
陈立夫和杨剑虹并没有意识到，鲍君甫表面上接受了他们的安排，步入了国民党高层的调查科，在他心中早已埋下了忠于共产党的种子。事实上此时的鲍君甫，早已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骨干成员之一，默默为党提供着情报和支持。
作为国民党调查员，鲍君甫实际上正借此身份深入敌方阵营，
为共产党收集情报、打探敌方动向。
为了帮助鲍君甫更有效地开展地下工作，
陈赓深知凭单纯的情报收集工作远远不够，还需要提升鲍君甫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这样才能为他提供更多接触上层人物的机会。陈赓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安排一些次要的党内资料，定期交给鲍君甫，陈赓还专门安排鲍君甫去一些特定的地点搜查，这些“窝点”通常藏匿着一些重要情报。正是这些巧妙的安排，使鲍君甫每次都能从表面平凡的案件中，
发现敌人极为隐秘的活动和战略意图。
解放后，鲍君甫的命运发生了剧变。作为一名深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的双重身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在长期的情报工作中，鲍君甫成功地在国民党高层建立了自己的信任，也为共产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由于他做得太过出色，将自己深藏在敌人的视线之外，
许多人开始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在党内许多人认为他长期与国民党合作，可能是在为敌方服务。
鲍君甫的双重间谍身份将他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他被敌方视为危险人物，甚至连自己人也开始产生了疑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鲍君甫被突如其来地逮捕，成为了无辜的“嫌疑犯”。他的过去和贡献几乎都被遗忘，只有少数人了解他曾为党做出的牺牲。
鲍君甫深知，唯一能证明自己清白的，
只能是与自己曾经紧密合作的党内高层人物，尤其是陈赓。
当鲍君甫的身份最终得以澄清和证实时，国家并未对他采取彻底的冷漠态度，尽管那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的高峰期，社会上对任何涉嫌间谍活动和潜在叛徒的惩罚几乎都是零容忍。
鉴于鲍君甫长期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艰难，
国家并没有完全将他视为“历史的遗弃者”。
在经过充分的身份验证后，国家决定给予鲍君甫一定的生活保障。那时国家正处于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大部分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整肃、反腐等急需整顿的方面，
地方政府仍然决定为鲍君甫提供一定的生活补助。
每月150到200元的生活费不算丰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已是一种对鲍君甫过往贡献的某种肯定与慰藉。
1969年12月19日，鲍君甫在南京去世，
享年76岁。
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虽然鲜为人知，却不可忽视。他的死，让不少曾与他共事的革命同志感到深深的痛惜，也让许多党内外的历史人物重新审视了他为革命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周恩来总理得知鲍君甫去世的消息后，深感遗憾。周总理对鲍君甫的贡献心知肚明，他一度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误解，
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
始终没有被遗忘。在鲍君甫去世后，周总理特地指示有关部门，关注鲍君甫的家人，确保他们的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