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刘彧（439年～472年），南朝宋第七位皇帝，宋武帝刘裕的孙子，宋文帝刘义隆第十一子。
刘彧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不高，但却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年轻时受皇帝刘子业猜忌而被圈禁，受到百般羞辱，因其体态肥胖被裸身投入猪圈，在泥水中摸爬，被命令像猪一样就槽觅食，被嘲为“猪王”。
刘彧忍辱负重，在蛰伏一年后伙同亲信侍卫将刘子业反杀，自立为帝。
但刘彧皇位尚未坐稳，就遭遇宗室刘子勋以及南方所有州郡反对。
刘裕控制区域只有建康地区，几乎到了孤立无援，将近倾覆的境地，最后还是依靠一班文臣武将稳住阵脚，反败为胜。
甘当“猪王”，忍辱一年反击称帝
刘彧出生于公元439年，是刘宋第三位皇帝刘义隆的第十一个儿子，少年时期的刘彧外貌俊俏，喜好读书和诗书礼乐，史载:“少而和令，风姿端雅，好读书，爱文义。”
453年，刘彧的异母兄刘骏继承帝位，刘彧受封湘东王，不久后刘彧的母亲去世，年仅十四岁的刘彧由刘骏的生母路太后抚养长大。
刘彧对路太后也十分孝顺，侍奉太后如同自己的母亲。固然，刘彧有报答路太后养育之恩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有出于自保的目的。
因为刘宋政权自建立伊始就充满了父子相残和血腥杀戮，除了开国皇帝刘裕，鲜有善终者。
开创元嘉之治的宋文帝刘义隆被其子刘劭诛杀，死相十分凄惨。但刘劭登上帝位，屁股还没坐热乎，就被其异母弟刘骏诛杀。
刘宋皇室的残酷屠戮让刘骏对刘姓宗室时刻提防，只有刘彧是个例外。
刘骏不仅让刘彧担任中护军、领军将军等宫禁最高军事长官，还让其掌握部分京师兵权，参与机要事务。
青年刘彧展现出很强的理政能力，让刘骏对其更为倚重，但长期高负荷工作，加上刘彧暴饮暴食，缺乏运动，导致体态非常肥胖，被评为文采有余，武略不足。
464年，刘骏病死，他的儿子，年仅十六岁的刘子业继位。刘子业年龄虽幼，但性情凶狠残暴，完美的继承刘氏嗜杀的血统。
在这个充满血腥争斗和诡谲阴谋的宫廷内外，刘子业初登大位就开始诛害宗室，朝臣、宗族做事稍有差池就被杀害，一些掌实权的宗室亲贵都上了刘彧的“黑名单”。
刘子业先是杀害其叔祖父刘义恭，其他叔父都被其软禁，施加百般凌辱折磨，其中，以刘彧被迫害最深。
刘彧因体型肥胖被称为“猪王”，并被置于竹笼中称量其体重，令其像猪一样在槽中进食。
刘彧虽然从小养尊处优，但对刘氏宗族的“血脉相残”却有着非一般的抗压能力，即便倍受其侄子折磨，但始终保持顽强生存、风雨不蚀的坚毅品性。
在逆境绝地之中，刘彧隐忍坚持，暗自寻找转机。刘彧的隐忍让刘子业放松警惕，而刘彧则联络宗室亲信，时刻准备反击。
465年十一月，刘彧派亲信阮佃夫，买通刘子业的侍卫寿寂之等人，趁其在竹林堂“行巫射鬼”时行动，诛杀刘子业。
随后，刘彧在弟弟刘休仁的拥立下登基，因事情突然，刘彧连鞋子都没穿好，就坐上御座接受大臣朝拜，至此刘彧在猪圈中当了一年的“猪王”完成反杀，一步登顶。
义嘉之难：刘彧在四面楚歌中绝地全胜
刘彧初登大位，很快迎来巨大的挑战，由于他靠非常手段上位，引来了以晋安王刘子勋等一大批在外统兵而又有野心的宗室亲贵和封疆大吏的嫉妒和反对。
刘子业昏庸或者说被推翻是时间问题，但怎么轮也轮不到这个在猪圈里生活的“猪王”，一个体态肥胖、不事武功的懦弱老实人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
在这些藩王中，以刘子勋集团的反应最为激烈。刘子勋是孝武帝刘骏的第三子，刘子业遇刺时年仅十一岁，任江州刺史。
刘子勋在此之前也受到刘子业的猜忌，刘子业曾派使者前往赐死刘子勋。
当时以江州长史邓琬为首的官员决定起兵，怂恿刘子勋争夺皇位，并暗自联络各地宗室诸侯，甚至已经写好了谋反檄文。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宣布起兵前夕，却被自己的叔父刘彧抢了先，这在邓琬等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现实。
因此当刘彧派使者前往浔阳（江西九江）册封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邓琬不屑一顾，竟直接将诏书掷于地上。
虽然一些江州官僚劝邓琬承认刘彧登基的既成事实，但是邓琬认为刘彧相较刘子业更容易讨伐。
首先，刘彧得位不正，继承皇位缺少法理依据，其次，刘彧虽然当政，但势力根基薄弱，缺少兵权，最后，刘彧是刘骏的弟弟，出身旁支，按照血统观念，不具备继承皇位的正当性。
而刘子勋弥补了刘彧的缺点，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是孝武帝刘骏的儿子，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刘子勋年龄尚小，邓琬等人可以打着刘子勋的名义借机揽权。
在邓琬看来，收拾刘彧是十拿九稳的事，这样逆天改命的好机会坚决不能错过。
466年，刘子勋在邓琬和雍州刺史袁顗的支持下称帝，年号义嘉，同时把檄文的讨伐对象从刘子业换为刘彧。
而刘彧这边虽然斩杀刘子业，却没有能力打破孝武帝布置的地方格局。
刘子勋登基后，获得各地宗王、刺史的支持效忠，使得刘彧政权的号令，不出建康城外的百里之地，史载：
“是岁，四方贡计皆归浔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
更险恶的是，刘子勋与各方镇都谴责刘彧篡位自立，纷纷出兵从四面八方讨伐建康。刘彧完全处于强敌环伺，孤立无援的境地。
支持刘彧的只有身处建康的几个弟弟，这样形成建康和浔阳两个政权对峙、文帝系（刘义隆的儿子）与孝武帝系（刘骏的儿子）内斗的局面。
由于全国各地都使用刘子勋的年号义嘉，所以这场叛乱也被称为“义嘉之乱”。
面对天下共叛的形势，刘彧没有退缩，几十年来经历过自己的父亲被太子砍杀，自己的哥哥残酷迫害宗室以及被自己的侄子丢在猪圈里凌辱，没有困难能吓得倒他。
在逆境绝地中求转机，在集思广益中创新局，这一向是他擅长的。
刘彧找到时任吏部尚书蔡兴宗商议对策，蔡兴宗说出了一番高瞻远瞩的话：
“今普天共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
大意是要对叛军将士在建康的亲戚加以安抚，不殃及池鱼，以最大的力度争取人心，尽量把打击面集中于叛军首脑。
在一千多年后的清朝初期，康熙皇帝面对三藩之乱，也采取相似手段，从犯赦免，集中力量打吴三桂。
因此，即便有的将领的父兄子弟都参加叛军，但刘彧仍任命他们带领禁军，甚至亲送大军出征，当着所有军士的面保证父子兄弟之间的罪过不会牵连连坐。
同时重用吴喜、沈攸之、张永、萧道成等武将，并放权给诸弟刘休仁等人积极平乱。
在刘彧的积极振奋下，中央军无不尽心尽力，乐于效命、上下一心，不久兖州刺史殷孝祖率数千人马驰援建康，撕开了地方支持刘子勋的口子。
反观刘子勋，本是没有政治头脑的少儿，在邓琬等人的利诱胁迫下反叛，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
至于邓琬利欲熏心，借执掌浔阳之际卖官鬻爵，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便饮酒作乐，导致上下离心。
刘彧则在军事战略上采取逐个击破的战术，先讨伐东部起兵的叛军，再解决袁顗的中路军。
从表面来说，刘子勋一方拥有着巨大的优势，缺乏优秀将领，比如最早拥立刘子勋的袁顗，史载：
“本无将略，性又怯挠。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惟赋诗谈义而已。”
而刘彧所提拔之人皆富文韬武略，战争中力求攻心为上，其手下大将张兴世与袁顗在浓湖对峙，出奇兵抄其后路、断其粮道，大败浔阳军主力，掌握战争主动权。
此后中央军一鼓作气直捣浔阳，于466年底消灭刘子勋政权，邓琬在乱战中自杀，刘子勋本人则被沈攸之斩杀，传首建康，至此义嘉之乱被平定。
随后刘彧再一次政治瓦解对手，一面赦免大多数叛军将领，对有才能者加以重用，另一面诛杀刘骏所有儿子，以绝后患，完成了以弱胜强，绝地反杀的政治奇迹。
也许从当时的“顺逆”来看，刘子勋更具合法性，然而最终却是刘彧胜出，无疑说明了天下是打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