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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革命分化加剧的新形势，若槻内阁拟定的对华“基本方针”是趁此时机，日本拉住“稳健派”蒋介石，怂恿他去镇压共产党。于是，币原外相紧紧抓住“南京暴行”狡黠地施展其“怂蒋反共”的谋略。
1、列强要的“投名状”
蒋介石在南京下关停留了6个多小时，当晚7时悄悄地离开南京。3月26日，到达上海。币原训令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要他抢先同蒋介石接触。
这时，上海局势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人民尖锐地对峙着。一方面，共产党人周恩来等领导上海1万多名工人于3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激战两天击溃张宗昌军3个团，缴获步枪400多支和机关枪多挺，控制着租界以外的上海；但蒋系东路军赶到郊区龙华却按兵不动。29日，上海人民酝酿成立包含共产党人在内的上海市政府。
80万工人团结在上海总工会的周围、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另一方面，黄浦江畔帝国主义军舰近60艘、卸去炮衣，剑拔弩张地对准上海地区，英、美、日、法等国侵略军，连同租界巡捕、“万国商团”总人数已达2万多名，革命人民要求外国撤走军队、收回租界的舆论，日益炽烈。
上海帝国主义的报纸狂呼：“扬子江上掀起了赤色波涛”。
蒋介石到沪当天，日本总领事矢田以帮助解决“南京事件”为由，会晤了蒋先期派到上海“暗中运筹”的黄郛。
矢田向黄郛透露、列强就“南京事件”准备向蒋介石提出四项条件：道歉、赔偿，惩办肇事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矢田让黄郛劝告蒋介石在“南京事件”上“应当采取主动”：在列强正式提出要求之前，发表声明，立即实施四项条件。
矢田警告说：如果蒋不能“维持秩序”和“镇压暴行”，就意味他和国民（革命）军的末日到来。回蒋介石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劝告”。28日，派员到英、美、日、法、意五国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同时，通过报界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
“南京事件”发生之后，英、美、日驻北京公使磋商如何抓住所谓“南京暴行”的机会共同行动，把中国革命压下去。
28日，三国公使协议向各国政府提出建议：
通过三国驻沪总领事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一）处罚“南京暴行”的责任者；（二)总司令书面道歉，保证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三）完全赔偿。英国公使蓝浦森提议加上“时限”，使照会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美国公使马慕瑞和日本公使芳泽表示赞同。
照会草案遂加上一款：“通过我们的总领事通知蒋介石”，除非他在限定时间内迅速履行条件，否则列强将保留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措施（的权利）。
紧接着，三公国使将此议通知法、意公使，邀他们共同采取行动。
但是，伦敦、华盛顿和东京从本国利益考虑，对于规定“时限”和实施制裁两个问题持不同的态度。
英国为保住上海、长江一带的大量权益和避免中国革命胜利的连锁反应，导致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的动摇，力求联合美、日，采取强硬手段。除主张限期答复之外，外交大臣张伯伦提议：在蒋不接受条件时，列强要实施“封锁、炮击和军事占领”的制裁措施。
美国则举棋不定。驻华公使从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出发，力主与英、日合作采取坚决行动，“对国民党人施加压力”；国务院官员着眼于美国在亚洲长远的战略利益，主张审慎。华盛顿发电征求亚洲舰队司令威廉斯上将的意见。日本不同意规定“时限”。
2、如何唆使蒋介石镇压共产党？
因为长江中上游有两于多名日侨，撤出要时日。特别是外相币原已经认定蒋介石为稳健派，坚持日本政府应努力贯彻执行通过中国“稳健分子”的手来“维持中国的治安”的方针。
在大多数阁僚的支持下，他坚决排除了陆海军新拟议的为“护侨“而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内阁决定把政策的侧重点放在实行怂蒋反共的分化方针上面。于是，币原训令在京日使，建议删去“时限”。明确告诉芳泽，日本之所以参加交涉，是要在英、美提出过苛要求时努力缓和他们的立场。
为使分化谋略能够得逞，币原要求伦敦、华盛顿不要对蒋介石逼得太紧。他告诉美使：据日本政府获得的情报；目前，“蒋介石正处于困境"，汉口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指二届三中全会)上已免掉了蒋的重要职务，并限制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的权力，并正利用南京事件使他垮台。
如果列强此刻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促使蒋下台。那时长江以南的秩序将更加恶化。日本政府的见解是“诱使将主动迅速解决南京事件”。这样做“可以免得蒋介石和外国列强都落入共产党的圈套，”另一方面，币原指示矢田把英美公使的强硬态度透露给蒋介石，怂恿他尽快在上海压制共产党。
3月30日，矢田会晤蒋介石，蒋对矢田说：
我感谢日本没有参加炮击南京，这一事实证明“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同于英美的压迫政策，而是独立行事的”。这对中日关系将发生有益的影响，日领趁势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指出：自从“南京事件”发生以来，外国人的神经越来越敏感，英、美、法都在谋划增兵。当前确是重要时刻，弥漫着某些小小事端惹起大事件的危险，因此，“你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予以特别深切的考虑”。
蒋介石领会日方意向，当即回答：“充分谅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币原得悉蒋作出积极反应，立即唆使他快下决心动手，4月1日，外相向矢田发出一项新的训令，要他全文转知蒋介石，当晚，矢田向黄郛转述了币原训令的内容。
训令宣称：
（一）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对于管束共产派的跋扈，缺乏决心”，害怕压力。据有关领事汇报，南京暴行是共产党分子、党代表和军官们事先策划的排外暴行，旨在从速摧垮蒋介石。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在策划这种阴谋。日本政府认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及其一派的命运已到重要关头”。列强“已对国民（革命）军的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防卫的手段”。就蒋介石而言，“当前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为内部阴谋所挟制而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蒋介石本人的决心”。
（二）日本一向同情“中国纯洁的国民运动”。如以“国民运动”为名，得狂排外，可能危害东洋和平与日中两国关系的前途。
（三）希你通过黄郛向蒋郑重提出上述意见。“促蒋深刻反省”，以下定决心。
黄郛向矢田表示，外相的警告“定当慎重处理”，并说：蒋介石本人的诚意无可怀疑。他已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列为“需要断然采取行动的紧急任务”。解除工人武装的时机和做法正在慎重考虑中。
黄郛提出：当前我们还有“实施能力”和“担心汉口共产党的攻击”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需要列强“用行动给以支持”。
黄郛提出要求：第一，列强关于南京事件的抗议照会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第二，各国军舰向汉口集结，对它施加“某种武力威胁”。黄郛输诚兼乞怜的一番话表明，蒋介石一伙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促膝密谋镇压共产党人和颠覆武汉政府了。
这时，蒋介石到上海已经一周。3月29日，他向上海大资严阶级的29名代表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希望上海商界“此后仍以协助为期”。上海大资本家获得这样的保证，4月1日付给蒋介石300万元。此外，帮会头目杜月笙、张啸林等以反共为宗旨的“中华共进会”流氓武装，已组建就绪，候蒋调遣。国民党右派将领、政客齐集上海密谋反共。蒋介石听到矢田转述的币原训令，遂下定“清党”的决心。
3、日本如何说服列强支持蒋介石？
4月2日，蒋介石秘密召开反共会议。何应钦、李济琛、白崇禧、李宗仁、陈果夫和吴稚晖等参加。蒋说：“如果不清党，国民党就要被篡夺”，北伐不能继续，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会议一致同意“清党”。蒋介石、陈果夫炮制出一份“中监委委员吴稚晖‘请查办共产党函'”，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十万急迫”，应给以“非常之处置”。后来，这次仅有3名监委、1名候补监委（占监委总数20名的1/5)出席的会议，被称之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清党会议”。
2日晚上，黄郛亲自访问矢田，转达蒋介石对日本政府的答复：“充分谅解日本政府的苦衷和善意，并表示衷心感谢”。现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正召集军事将领仔细讨论中，“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其时间在四五天之内”，有关南京事件各条件待“整顿”问题解决后立即着手实行。
黄郛还向矢田透露：蒋以目前在沪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在实行上述计刘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恰在此刻，汉口发生了“四·三惨案”。
4月3日，汉口日本水兵大冈胜芳乘坐人力车不给车资，发生争执，大冈杀死拉车工人，武汉民众愤怒冲入日本租界。日本海军命令停泊汉口的4艘日舰陆战队登岸，对冲入租界的中国人“立即用机关枪加以驱逐”。结果，打死9人，打伤8人。次日，日军舰“时津风”号、“天津风”号奉命开抵汉口，陆战队统统上岸，又打死打伤中国人各一名。武汉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日本政府又调7艘日舰疾驶汉口。对武汉政府的这种武力威慑行动在客观效果上起到了应黄郛的请求策应和支持蒋介石的作用。
由于英美公使在4月1日北京公使会议上同意日使方译提出删掉“时限”的建议，是否实施制裁问题成为英、美、日之间分战的焦点。英国政府仍然坚持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拒绝列强要求时，实行武力制裁。美国政府尚未作出决断，而美国驻华军事、外交官员主张强硬。
4月3日，英、美、日、法四国驻沪海军首领在美舰“匹兹堡号”上秘密集议。根据英、美、法三方提出的意见，拟定一套制裁方案如下：
第一步，占领吴淞要塞，摧毁大炮，夺取国民党战舰；扣留交付上海国民党当局的关税附加税。第二步，从江阴开始逐步轰击长江沿岸的炮台。
第三步，摧毁汉阳兵工厂。
第四步，有选择地轰击军事总部和兵营。
最后一步，封锁国民党控制的海岸。
显然，这一制裁方案的锋芒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日本海军代表虽出席会议，但认为这些措施未必奏效。
此刻帝国主义营垒内部在制裁问题上，争夺各自的支持者十分激烈，张伯伦企图拉住美国，坚持实施制裁，主张“怂蒋反共”的日本外相币原连连游说英、美切莫动武，币原在4月2日、4日两次会晤英使蒂雷，4月5日接见美使麦克卫，声明日本反对武力制裁。
币原说：列强发出最后通牒，“蒋介石只有接受或拒绝两条路”。如果他接受，会被中国民众视为“作出辱国的让步”而受到攻击。脚跟没有站稳的蒋介石政权可能因此垮台。如果他拒绝，“你们只有出兵用炮火给以惩罚”。中国有无数个“心脏”，一个停了，别处的“心脏”还在跳动。对中国实行武力制裁的冒险政策能否达到目的，很难预料。
他强调说，封锁一举对中国人无害，反而会使外国贸易遭受毁灭；南军没有占领多少重要城市，炮击是无效的；军事占领将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币原向英使表示，日本对华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额的重要部分，与英国情况不同，我国长期为“抵制日货”所苦。从政治大局考虑，日本不能忍受处于中国人长期怨恨的地位，因此，日本不同意实行制裁。币原对美使麦克卫说：武力制裁不仅无效，还可能给外侨造成“更大的祸害”。
美国国内反对柯立芝政府对外干涉政策的抨击，日益强劲，为了作出最后决断，国务卿凯洛格指示国务院法务官哈克沃斯从法律上研究在不与国会磋商的情况下，总统是否有权实施亚洲舰队司令威廉斯上将提出的五点制裁措施。
哈克沃斯报告：“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总统有权采取威廉斯建议的手段。历史上也有先例。但是，这位法律专家警告：“必须记住，这样的行动可能导致战争。”
哈克沃斯的告诫深深打动了凯洛格。华盛顿决策者审时度势，决定不参与制裁。
4月7日，国务卿通知英使霍华德：“本政府无法接受制裁的原则。”美国的抉择使英国陷于孤立。帝国主义营垒内部的格局发生了变化。面临日、美的反对，英国政府从上海租界当局和沿江口岸领事诸渠道得知国民党内两派矛盾确已激化的情报，遂开始改变态度，声称：它“完全欣赏日本政府看法的说服力，有理由认为蒋现在努力组织稳健分子核心，反对国民政府过激派。目前如果对他过分羞辱，这对列强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英国政府同意取消限期答复的提法。尽管伦敦当时还没有完全打消“制裁”的念头，但是，4月初，“匹兹堡”号舰上拟议的制裁方案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
4、“四·一二”政变中的日本因素
在日本公使芳泽的推动下，4月9日五国公使决定把有关“南京事件”的联合抗议照会递交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副本交给蒋介石。而且，照会的“声明书”指出：列强的要求是对那些对于“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而发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锋芒并不是针对蒋介石的，而是指向中共和苏联，照会于11日正式发出。
币原的分化策略终于变成帝国主义列强一致的立场。
在发难反共之前，杜月笙出面与法租界总巡、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秘密磋商，表示：他愿意起来反对共产党。条件是法租界方面供应他5000支来福枪及弹药，公共租界应准许其军事卡车穿行公共租界地界。公共租界费信惇破例批准了杜的要求。于是，青红帮出人、法租界当局出枪、公共租界“借路”的反共协议达成。
有了帝国主义和江浙资产阶级的支持，蒋介石加紧准备政变的工作。他调走了认为“不稳”的驻沪部队。5日，命令上海市政府“暂缓办公”；6日，查封了总政治部驻沪办事处；8日，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等组成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取代市政府。
9日，蒋介石下令严禁集会、游行和罢工。在部署停当之后，这个政变策划者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4月12日凌晨，杜月笙一伙的流氓武装从租界冲出，向工人纠察队各驻地发动突然袭击。归顺蒋军不久的孙传芳旧部周凤岐军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接着，蒋军向共产党人、革命人民开刀，一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数天之内，上海居杀300多人，逮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
这就是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事件是帝国主义伸手把蒋介石拉去，从而扼杀中国大革命的转折点。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等地接连发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杀。
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币原喜重郎狡黠的分化政策在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当中，起了主导的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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