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福林
罗瑞卿是我党早期保卫工作和公安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在做保卫工作之前，罗瑞卿曾从事过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他把采写新闻的六个“W”，即who（何人）、what（何事）、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及how（如何）等六要素引入到保卫工作中，要求办案人员一切从实际出发，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侦破各种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瑞卿
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军团卫生部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了一批药品。其中部分药品的包装受到了损坏，没有品名和标签。有些药品从外形和气味上看，很像奎宁。那时，部队生疟疾的病人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奎宁发下去了。当时军团部有两位干部正患疟疾，就先服用了。结果很快产生了药物反应，病人乱抓自己的心窝，并在山上山下发疯似地乱跑。由于这两位干部，一个是警卫连指导员，一个是军团机要科长，都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个事件的影响非同小可，几乎威胁到军团首长的安全。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政治事件，是AB团“投毒”搞破坏；并把涉案的医生游胜华、医务处主任戴济民、卫生部长姜齐贤都怀疑为“AB团”成员。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立即责成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调查此案。罗瑞卿认为，姜齐贤和戴济民不大可能是AB团，游胜华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医生，更不能随便怀疑。当时苏区抓AB团成风，有的军团还搞逼供信杀了人，这样搞是不对的。出了事故，应该首先调查清楚，而不能凭主观臆断或事先定框框。聂荣臻指示，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由罗瑞卿具体负责。
这时，发药的游胜华医生已经被抓起来了。罗瑞卿马上找游胜华谈话。
游胜华一肚子的委屈：“罗局长，我是党员，贫农出身，是陈毅同志送我到卫生学校学习的，我怎么能……”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知道，我知道。”罗瑞卿安慰他说：“你再好好想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
原来，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都得了恶性疟疾，周期性地发冷发热，俗称“打摆子”，非常痛苦。本来药箱里有一点奎宁，那是给军团首长预留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动用。游胜华看他俩病得实在太受罪了，就好心从药箱里拿了几片给他们服用。谁知他们吃药后不久，就“疯”了。一个说烧心，大笑大叫，比比划划；另一个一边抓自己的心窝，一边大叫，在山上跑来跑去，谁若上前去拉他，他就要跟谁打架。
◆罗瑞卿
罗瑞卿问：“这药给别人吃过吗？”
“没有。”
“也没有给军团首长吃过吧？”
“没有。从医务处领来以后，还没给其他任何人用过，他们是最先吃这种药的人。”
罗瑞卿把白色的小药片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他安慰游胜华说，“你先别着急，问题会搞清楚的！”然后就去找负责发药的医务处主任戴济民。
戴济民外号叫“戴胡子”，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来在江西吉安开诊所，是时任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的好朋友。罗炳辉起义，红军打下吉安后，毛泽东、罗炳辉等人动员他参加了红军，全力为红军伤病员服务。难道他会是AB团？
当时戴济民也很紧张，这批药品是经他手发放的，药品标签上明明写的就是奎宁，怎么会有错呢？不会错的。
罗瑞卿到药房里看了一圈，这批药品不是很多，他注意到一部分药品的标签是印刷体，另一部分药品的标签则是手写体，而奎宁的每一瓶标签都是手写体。就问戴济民：“这些药品的原标签呢？”
戴济民回答说：“这批奎宁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许多药都没有标签。因为没有药品检验设备，是由医生凭口感和印象确定的。”
罗瑞卿问：“那么这些药品肯定就是奎宁吗？”
戴济民犹豫着不敢肯定。罗瑞卿就把这个情况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说，敌我双方正在交战，许多问题应该想得深一些，但不能无原则地冤枉自己的同志，我们要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没过几天，问题又升级了，医疗事故变成了政治陷害。有人说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是从国民党那里俘虏过来的中校医官，所以怀疑是他在故意搞破坏。姜齐贤本人也为之忐忑不安，急忙来找罗瑞卿。
罗瑞卿安慰他说，“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情会搞清楚的。”
姜齐贤说：“虽然我是被俘过来的，但我的工作，我的思想，您应该是了解的。”
罗瑞卿肯定地说：“组织上是相信你的！”
姜齐贤听了后，十分感动，并说出了他近几天来对这个事件的思考。“问题恐怕出在这批没有标签的药品上，它或许不是奎宁，像是什么兴奋药。”
罗瑞卿也认为问题出在药品上，他亲切地说：“姜部长，你找几个医生重新对这批药品鉴定一下吧！”
很快，鉴定结果出来了。被认作是奎宁的药品，其实根本不是奎宁，而是吗啡。奎宁和吗啡，两种药的颜色、大小、味道都差不多。从两个病人的药后反应症状来看，也可以确定是吗啡的兴奋作用。
事情很快就真相大白了，罗瑞卿专门给军团总部打了一个报告，说明情况。当天，罗瑞卿就下令放了游胜华，并对他说，“游医生，你受委屈了！让你关了几天的禁闭。”
游胜华感激地说：“还好，幸亏事情调查清楚了！要是我们被打成了AB团，恐怕早就人头落地了。”
姜齐贤也很感谢罗瑞卿。罗瑞卿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大家齐心协力搞清楚的。”
一场用错药品的医疗风波终于平息了。鉴于此次事件的深刻教训，聂荣臻后来就给军团卫生部作了一项硬性规定：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后才允许给人服用，确保用药安全。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