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淘金热潮首先于1848年兴起于加利福尼亚，然后于1858年爆发于英属哥伦比亚之后，大批华人移民随之涌入。1863年至1869年间在美国西部建造的中央太平洋铁路、1880年至1885年间在英属哥伦比亚建筑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及其他北美铁路的建设也引发了从中国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加利福尼亚州和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种族主义运动导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先后在1882年和1885年开始限制来自中国的劳工移民，并迫使许多华人移民向东迁移。然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主要还是散居于从加利福尼亚到英属哥伦比亚的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他们在这两个国家的华人社区联合组织——中华会馆——也分别首先在旧金山和英属哥伦比亚省会维多利亚得到发展。因此，这些早期移民已经为1898年之后北美华人的跨太平洋改良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组织基础。
绝大多数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早期中国移民，包括1898年至1918年间北美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都来自中国南部沿海的广东省。他们积极利用了跨太平洋的网络，尤其是来自该省的乡亲之中同乡关系进行跨国移民， 并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在对北美唐人街的跨太平洋改良和革命运动进行网络分析时，首先对来自广东的移民在该省与北美之间早已建立的联系及其与改良和革命运动领袖人物之间的同乡关系进行初步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此前对于从广东省到美国和加拿大移民的研究通常强调中国方面的“推力”，如自然灾害、人口压力、社会政治动荡、经济贫困等原因，以及北美方面的“拉力”，例如淘金热、就业和经商机会等因素。然而，广东与中国东南沿海其他省份的真正区别在于它与澳门和香港的地理位置接近，而这两个西方人侵占的地方在清朝于1899年废除其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之前，为来自附近的居民非法移居国外提供了保护伞。香港还通过发展相关的法律体系、航运系统及移民网络，促进了日益便捷的跨太平洋旅行。澳门和香港也为晚清中国和海外华人中的改良和革命运动领袖人物提供了政治保护和重要联系。
作为晚清中国和海外华人中的主要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就出生于广东省省会广州附近的南海县。康氏家族在他之前的十三代中连续培养了儒家学者，并在最近的三代中产生了政府官员，但他的改良思想也有西方源头。从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清代中国唯一对西方商人开放的港口。在英帝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击败清帝国并侵占香港之后，中国沿海开放了包括广州在内的五个“条约口岸”，容许西方人士居住经商。由于香港近在广东沿海，它在加利福尼亚淘金潮于1848年爆发后，就为康有为家乡附近的居民大规模偷渡北美提供了庇护，使他们成为当时华人跨太平洋移民的先锋。这种西方的军事侵略、政治挑战和文化影响都激发了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活动。
康有为的家乡南海县位于广州近郊，也处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珠江从广州市区流过、注入南海，其出海港湾东临香港，西靠澳门。南海县及其附近的番禺县和顺德县的居民所用方言接近标准粤语，从该地而来的移民便构成了早期美国和加拿大华人之中最大的地域和方言群体之一，即“三邑”人。如本书以下第一、二章所述，来自“三邑”的加拿大华商领袖为康有为在1899年发动海外改良运动提供了最早的帮助。
尽管康有为最初通过参加科举来追逐从儒家学者成为清朝官员的传统生涯，但他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康氏通过访问香港和上海的租界以及研究有关欧美和日本的中文书籍接触了西方文化。他甚至在广州开办了名为万木草堂的私立学校教授西学，其中的学生如梁启超（1873—1929）后来成为一位影响极大的改良主义报人。康氏最终于1895年成功通过科举考试，得到清朝政府所给的低级官员任命。在此同时，晚清帝国在中日战争（1894—1895）中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这场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促使康有为转而领导一场政治改良主义的宣传运动，并推动了清政府在1898年的首次政治改革，即戊戌维新运动。然而，所谓的“百日维新”很快以清廷保守派的政变告终，迫使康有为流亡海外，并寻求在海外恢复改良运动。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主要门徒之一，也是国内外改良运动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家。他来自位于广州西南的沿海地带。这个地带也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包括了台山（1914年前称为新宁）、新会、开平和恩平县。这四个县，尤其是恩平县，丘陵较多，土地没有三邑肥沃，但由于地理上接近葡萄牙侵占的澳门，当地人在19世纪中叶之前就从事对外贸易和非法移民。该地居民使用一种独特的粤语方言，构成了另一地域和方言群体，即“四邑”人。来自该地带的移民也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北美和澳大利亚华人中最大的群体，尤以劳工数量最多。梁启超的海外改良活动曾得到他们积极支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是新会县人，也是他们的地域方言群体成员。
作为反清革命运动的主要领袖，孙中山也是广东省人士，出生于珠江三角洲南部香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该县在1925年改名为中山县，用以纪念孙中山。香山县的居民大多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或他们的后裔，所以他们使用粤语在内的多种方言。该县邻近澳门，以致当地人构成这个葡萄牙侵占地中的绝大多数居民，并在19世纪中叶之前由此非法移民海外。孙中山的哥哥及许多来自该县的人在19世纪后期移居夏威夷群岛，并形成了那里的华人之中最大移民团体。由于他的哥哥在夏威夷的事业成功，孙中山的家庭经济得到改善，他也在1879年13岁时移民到这个太平洋中间的群岛。
此后，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方教育，并受到西医训练，甚至在1884年皈依基督教。但是，孙中山的政治追求始于他在1890年向香山县的一位清朝退休外交官提交关于地方社会改良的请愿和自我推荐书信。他在此后又向上海的官员提出类似请求，并在1894年6月向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交了改良和自荐的请愿书。孙中山在这些改良请愿及自我荐举活动中的失败，及其对于清政府洋务运动和对日战争的失望导致他重返檀香山。他很快动员檀香山的一些华侨于1894年11月建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其时间约在他于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18年之前。
显然，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受到了西方文化影响，并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或之初追求了解决民族危机的改良主义方案。但是，孙中山后来转向更为激进的反清革命，其部分原因是他个人未能进入清朝政府并从内部推动改良政治的努力失败。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成为海外政治流亡者，他也曾和康有为的一些激进门生一道，短暂追求与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结盟，进行共和革命。但是，他们最终受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回到了当时似乎颇有希望的海外华人改良运动之中。 所以，个人的追求和师生纽带等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来自同一省份改良派或革命党人物的政治选择。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将孙中山归属于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但最近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和反驳。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客家身份的说法也曾出现于此前的出版物中，但缺乏可靠证据。客家人在国内外都是较为活跃的移民群体，也因此而得名。他们在广东省主要聚集在嘉应州（1912年改名为梅县），处于广州东北的山区地带。客家人长期以来通过从中国南方贫瘠的山地迁徙到沿海地区或海外，包括珠江三角洲、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国家，追求经济机会。在北美，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只占中国移民中的少数。
由于绝大多数在北美的中国移民与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改良和革命运动领袖主要来自广东省八个县内的三个地域和方言群体，他们便很容易建立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一份在1876年由旧金山唐人街领袖提供的有关美国华人的记录显示了这些移民在上述不同地域和方言团体中的大致比例：来自三邑方言群体（即广州附近的三个县及其周边县）的人占7.7%；来自香山及其周边县的也占7.7%；来自四邑方言群体（即四个县及周边县）的人占80.7%；来自客家群体的人占2.6%。其余1.3%的移民没有加入这些团体。对于1878年和1888年在美华人的另外两个估计显示了广东移民在这些地域和方言群体中的类似比例分布。就1885年之前加拿大早期华人移民数据的一项更为可靠的研究显示：其中23.3%来自三邑方言群体，63.6%来自四邑方言群体，仅有1.6%来自香山（中山）县，其余11.5%来自广东省的其他县。
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领导了北美华人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但其中的参加者大多是来自上述广州附近八县、共享紧密乡土感情的移民。即使是其中较少的客家人和来自广东其他县的移民也被视为他们的同省乡亲。然而，这些主要来自广东的移民在传统网络分析所注重的同乡等个人关系之外，已经发展了组织制度化联系。在他们之中的“传统组织制度”，如家庭、同乡团体和秘密社会，构成了他们全球迁徙活动所依赖的“相互连接网络中的节点”。但是，基于我此前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本书主要运用“社团网络”这一概念来分析具有近代特征的改革派和革命党团体，它们交织的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及其与北美唐人街、跨太平洋华人播散族群，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互动。
当然，这些近代形式的政治党派是以家族、同乡团体和其他“传统组织制度”及其血缘、地缘和其他个人关系为部分基础的。来自广东的商人很早就建立了跨太平洋的网络，用于商业经营和政治活动。旧金山的十一家华人商号曾于1855年9月发布一份声明，寻求美国白人的友谊，并抨击猖獗的种族主义，而来自广东的卢卓凡和他弟弟共同拥有的合记公司就领导了这一公开请愿。 在1858年英属哥伦比亚发生淘金潮之后，卢氏兄弟在维多利亚开设了广利公司，并使它迅速成为跨太平洋家族商业网络的总部。与旧金山的合记公司紧密相关，广利公司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各地城镇设有数家分支机构，并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姐妹公司。它还在加拿大华人抗议种族歧视活动中积极发挥了领导作用，直到19世纪80年代卢氏兄弟之间的法庭争斗导致该公司破产为止。
由广东商人多个同族公司组成的跨国合伙集团甚至曾为1880年至1885年期间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建设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提供了中国劳工。这条铁路的四个主要华人劳工承包商来自广东省台山县水楼乡的同一李姓宗族，他们利用其各自在旧金山、香港和维多利亚的公司招募、运送并管理来自广东省的铁路劳工。其中三位居于维多利亚的劳工承包商与该市唐人街的其他商人领袖一道，曾于1884年领导了一场反对英属哥伦比亚省政府排华法案的法庭斗争，并由此在该市建立了他们的社区联合组织。
北美华人社区联合组织始于19世纪50年代旧金山唐人街的六个方言和同乡团体联合会，即所谓的六大公司，并于1882年进一步演变成为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在此之后，类似的华人社区联合组织也出现在纽约、檀香山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唐人街。在维多利亚唐人街，广利公司的卢卓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三个来自李氏家族的劳工承包商以及其他华商领袖于1884年组建了中华会馆，并在此后数十年成为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的代表机构。
中华会馆使用的名称受到此前研究的特别注意，并被解释为其中广东移民从狭隘的乡土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标志。这些社区联合组织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唐人街，并成为北美各地华人社区改革的领导力量，试图通过消除内部社会弊端、主持慈善事业、照顾贫困和无助的中国移民，以此减少种族主义歧视。确实，旧金山和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的出现正好分别与1882年开始在美国实行的排华法案及1884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省议会通过多项反华法案同时发生。该省议会的法案后来大多因违反加拿大宪法而被中止，但英属哥伦比亚的政客仍然推动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885年开始对每位来自中国的移民征收50加元人头税。
所以，在维多利亚的中华会馆领袖于1899年卷入康有为领导的海外华人政治改良运动之前（见第一、二章的详细描述），这些美、加唐人街的社区联合组织就已经开始了社区改革活动。尽管如此，在北美各地的唐人街中，中华会馆的数量仍然很少，它们与其他家族商业组织及方言和同乡团体之间仍然缺乏坚固的制度化联系。同样，在北美的华人社区中，早期秘密社会团体主要源自国内的洪门。从19世纪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它们在北美的各堂口便因帮派林立、缺乏组织统一，不断卷入臭名昭著的“堂斗”或各堂口之间的派系斗争。
这些秘密社团在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运动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关于洪门及其在北美分支的起源仍然存在争议。洪门传入北美的早期堂口或分支组织至少于1854年就出现在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并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市及该省卡里布地区（Cariboo region）的淘金重镇茂士（1900年之前称为 Quesnelle Mouth 或 Quesnelle，现为 Quesnel市）。 它们使用了与广东侨乡内秘密社团的同样名称——洪顺堂。从北美起源的更大规模洪门分支组织是致公堂，大概于1879年或之前出现在旧金山，并在向当地政府注册时采用了从欧洲起源的秘密兄弟会名称，即加利福尼亚华人共济会。加拿大洪门出版物声称致公堂已于1876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发展了分支组织，此前的一些论著也支持这一说法。然而，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依据，包含自相矛盾及对致公堂于1882年在卡里布地区留下的珍贵文件的误解。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致公堂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通过从旧金山来到英属哥伦比亚省建设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从加利福尼亚传入的。它的分堂随后相继在维多利亚、英属哥伦比亚省内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沿线及其北部的卡里布地区和其他加拿大地区发展起来。
与旧金山和维多利亚的华人家族企业及两地唐人街的中华会馆等组织类似，致公堂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其他洪门秘密团体仅仅包括来自广东的同乡，甚至限于特定的宗族、地方或方言群体成员。在特定唐人街之外，不同家族、社区组织和秘密社团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是偶尔或短暂发生的，它们与祖国和所在国的政治互动也是如此。然而，通过参与北美华人改良与革命运动，它们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将经历深刻的变化。
从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北美唐人街中已经存在的跨太平洋家族企业、特定社区组织及跨国秘密社团不仅奠定了未来的改良和革命运动的一个基础，而且为这些现代政党利用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取得发展开创了先例。但这些政治党派组织将以各自的众多分部、正式结构及在广东人为主的北美唐人街之外华人社区中的扩张带来革命性关系变化，并通过与祖国政治和所在国文化进行的密切互动显示出新的历史特点。在康有为或孙中山的领导下，改良派与革命党的不同程度制度化、扩大化和多样化，以及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其他形式的互动，将极大地决定其各自运动的命运。
本书将采用这种新的网络视角，分析以广东移民为主体的北美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以及1898年至1918年间他们在跨太平洋华人播散族群中的政治组织扩张和广泛历史影响，尽管海外改良派在1909年之后，尤其是在1911年共和革命前后已经遭受了失败。本书的前三章主要讨论了康有为、孙中山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在北美的旅行与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动员、组织发展及跨太平洋扩张之间的关系。第四章聚焦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时期，重点关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清末以来立宪派及其后继者和北美致公堂的各自组织制度发展，并考察它们在保护民国的共同口号之下为了争夺海外华人支持而展开的党派斗争。总体而言，本书研究了以北美广东移民为主的华人跨太平洋改良与革命运动的各自起源、相互关系及其共同历史影响。
第一章以康有为参与1898年清政府百日维新为开端，重点分析了他在此后流亡北美期间通过与西方政治体制和广东华人移民的直接互动，于1899年在海外发起推动晚清中国和唐人街的政治改革运动。本章强调康氏通过与加拿大唐人街的商人领袖合作，利用爱国进步的改良主义政纲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口号，从而得以掀起海外华人的政治改革组织及其运动。他并借助北美广东移民领袖、其万木草堂门生及其次女康同璧，将这个改良组织及其运动，包括其中妇女分会和女权活动，扩展到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唐人街以及太平洋沿岸华人社区。
第二章考察了康有为在1904年到1906年从加拿大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连续旅行及他借此机会领导华人反对美国种族主义、推动中国宪政改革，并发展跨国商业而取得的跨太平洋组织扩张。11虽然改良派组织通过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获得迅速扩展，但康有为、其门生及北美华侨领袖人物追求个人、家族甚至派系利益，由此造成内部冲突和派系之争，也导致了1909年前后该组织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衰落。第三章探讨了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人在1909年之前及其之后通过跨太平洋的旅行进行的反清宣传和鼓动，以及他们积极发展与致公堂和华人基督徒的联系，在美国和加拿大唐人街发展革命组织的活动。革命党人最终于1911年在北美唐人街和国内反清运动中取得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他们将西方起源的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反满”宣传和运动，还由于他们从康有为领导的改良派中吸收活动分子、政治策略和组织资源的努力。第四章聚焦于辛亥革命之后北美华人社区之中日益制度化和政治化的党派组织发展及其相互斗争。这一章在时间跨度上超越了此前绝大多数有关论著所止步的辛亥革命时代，进一步探讨了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华人捍卫民国的跨太平洋共和革命及其与康有为等前清立宪派的新建政党，特别是与致公堂在北美的斗争。本章将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北美唐人街和环太平洋华人世界中的崛起归因于其领导权力集中及其他政治策略下日益增强的制度化和组织扩大化，但也揭示了革命党人围绕权力集中问题的内部纷争及其对待政敌采取暗杀等暴力手段的激进倾向。
本书的网络分析和文献研究揭示了北美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通过它们各自的政治领袖与华侨互动而兴起并得到发展动力。这种分析纠正了此前论著将海外华人改良与革命运动和组织的起源完全归因于康有为和孙中山等政治领袖的跨国宣传和鼓动，但忽视这些运动反映华侨反对种族歧视和其他实际要求的观点。本书还全面考察了华人改良派与革命党之间的多样形式互动和联系，超越了此前有关论著所强调的双方政治斗争。特别的是，本书揭示了这两种政治运动共同影响之下跨太平洋华人播散族群的历史性变化，包括前所未有的族群联系和政治化、其中成员对祖国政治的深度参与及其与所在北美社会超越种族对立的互动。最后，本书通过对改良与革命团体的制度化、扩大化和多样化及其与太平洋沿岸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分析，得出了关于跨太平洋华人播散族群在1898年至1918年间经历了网络革命的结论。
本书主要关注从加利福尼亚到英属哥伦比亚的北美大陆西海岸华人改良与革命运动，但也涉及这些运动与清末民初中国及太平洋沿岸其他华侨社区的政治互动及其与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的西方文化联系。这种研究视角跨越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及以特定国家历史为框架的专门学科领域，特别是中国研究中的华侨史、美国华人史或加拿大华人史。它的分析视野常常灵活扩展，以便反映改良与革命运动领袖及华侨活动分子的跨太平洋流动，以及他们各自的组织在广州、上海、香港、东京、檀香山、旧金山、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等太平洋沿岸城市之间的关系扩展。
以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为核心的加拿大西海岸将在本书中受到特别注意。该地在1898年至1918年间成为北美和太平洋沿岸的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的中心舞台，但在长期以来的海外华人政治史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本书不仅填补了以往有关研究在地域上的空白，补充了此前中外学者有关华人改良与革命运动在日本、 东南亚以及美国的论著，而且将其中的分区域研究通过网络分析联系了起来。此外，本书与以往关注个别加拿大唐人街的地方史研究有所区别，不再局限于它们所聚焦的所谓维多利亚的 “紫禁城”，或温哥华内种族主义壁垒中的 “华人飞地”。相比之下，本书强调这些唐人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通过从地方到跨太平洋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与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的互动。14对于维多利亚、温哥华和加拿大西海岸其他城镇唐人街的广泛联系所作的全景式考察可以丰富近来以香港、旧金山等太平洋沿岸城市为焦点的跨太平洋华人移民历史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超越了长期以来传统地方史仅仅“研究过去特定地域内个人和群体相互作用”的局限性。与此不同，本书对于北美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的网络分析强调地方史研究应该以特定地方为中心，但不以某一地方为限制，以便揭示其广泛的外部联系。
从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北美华人的改良与革命运动通过利用跨太平洋的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既在空间上得以扩张，也在时间上取得持续发展。虽然本书的历史叙述始于康有为推动清政府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及随后的海外华人政治改良运动，但它也回溯到更早的时期，追溯康有为利用个人和组织网络推动改良的早期活动。同样，就孙中山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就其在北美革命活动进行的讨论中，他于1894年在檀香山发起反清革命组织及其在1896年建立该组织第一个北美分会的史实也受到了注意。这种广泛和深入的分析超越了其他许多论著对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关注，进而揭示了他和其他革命党人在民国建立后一直为保卫共和进行的跨太平洋革命斗争，直到国民党在1918年前后转向使用军事暴力建立一党专制的政权为止。本书即以1918年汤化龙在维多利亚的遇刺及其与当时的党派斗争和暴力政治联系的个案分析而结束。虽然康有为、孙中山和其他改良和革命领袖人物跨太平洋的个人和政治活动是本书，特别是前三章的焦点之一，他们各自领导的运动并没有直接促进1898年至1918年间华人对北美的移民。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美国华人数量从1900年的89,863人减少到1920年的61,639人， 而加拿大的华人数量则从1901年的17,312人增加到1921年的39,598人。这种人口增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从1882年就开始实施排华法案，而加拿大则从1885年仅对来自中国的劳工移民征收人头税，直到1923年才步美国的后尘，开始禁止华人劳工移民。美国和加拿大对华人移民的不同政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华人改良派和革命党领袖首先在加拿大发起他们的政治运动，然后再进入美国，但孙中山与夏威夷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在北美的旅行。
为了从跨太平洋的广阔视角进而深入到地方、家族和个人层面来考察北美华人政治史，本书发掘了非常丰富多样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包括主要改良派和革命党领袖的个人文集、北美唐人街商人领袖的家庭文件、北美英文和中文报纸，以及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各种政府档案及华人组织留存的文献。特别的是，从1899年到1918年，北美的华人改良派和革命党组织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分析基础，并纠正了口述历史的谬误以及北美华人社会政治组织的出版物、特别是有关学术著作中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