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在全世界持续讨论《鱿鱼游戏》时，也许只有韩国女性可以敏锐发现它在某一方面的下滑：
“第一季海外反响热烈时因为女演员们表现出彩，第二部爆改成黑帮电影，请了一堆狗大叔出演。海外可没那么多男宝妈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认清现实。”
这条质朴的高赞评论背后，是一种更直白的宣言——受够这个不平衡的世界了！
鱿鱼游戏 第一季（2021）
“韩女”，一个其实相当多维度的词，在搜索框里输入，得到的结果大概率会是韩国女性皮肤保养、穿搭拍照技巧，掺杂着当红女性偶像团体的精致自拍、收藏数可观的 “韩女文学”，然后就是“抗议”“示威”“极端”等等字眼。
一个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中国女性会看向韩国的理由，几乎就是以上内容。即使体制不同，中国和韩国还是无比相似，提了又提的“东亚性”即使听起来像陈词滥调，却还是有其现实基础。谈论韩女，其实也是在谈论她们从一个“群体”成为一种“处境”的大环境。当她们不断吐露“整顿社会”的金句引发世界共鸣，活跃着发起一场场行动逼规则制定者妥协，当她们的某些文化态度如此鲜明，以至于中国女性忍不住评论她们为“韩国最值得申遗的物种”，这个集群对我们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韩国“苦女权久矣”，主语是“韩国”，因为如今的韩女已经在说，她们是没有国家的女人。
就在两个月前，韩国同德女子大学计划转为女男同校的消息传出，校方拒绝与学生沟通谈判，学生们在校园中摆满校服、毕业证书和悼念花圈，并进行集体示威抗议。校园墙上被女学生们写上“宁愿消亡也绝不开放，守护民主同德的女性教育”。不少其他女子大学的学生们也送来了支持。学生们还发现早已有外籍男性学生偷偷入学，18年同德女子大学甚至发生过外部男性人员进入校内做出猥亵行为的事件。
2024年12月12日同德大学学生脱下校服抗议男女同校
对于这些女子大学的学生来说，一个只允许女性入学的高等教育学府代表着近乎绝对的人身安全，她们在免于男性暴力的同时，进入女校也是避免求学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的最直接办法（没有了男同学，也就没有了因各种原因对男学生的偏袒），女校开设的大量性别平等课程也是一般韩国院校没有的。在百年前，中国五四运动时，女学生们打破“大学女禁”实现女男同校，是为了夺回与男性平等的受高等教育权利。而2024年拒绝女男合校的韩国女学生们，做的是相反的事，却是向着相同的方向。目前，虽然女男同校的进程暂缓，但同德大学已经以校长名义起诉了21名参与抗议示威的学生。
2024年3月8日，首尔女性庆祝妇女节
最近被逮捕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几年前总统选举时就高举反女权旗帜，称“不健康的女权主义”影响了国家，甚至要废除韩国的女性家族部，修改法律加重女性诬告罪，令他最终与竞争者李在明的年轻男性选票悬殊达到7:3。政治家的话未必是真心，因为尹锡悦上台后就立刻翻脸不再坚持反女权，但性别议题能够被用来左右选票，却是真切地反映出社会的割裂。人们很容易陷入的逻辑陷阱是——当性别议题被政治家当作工具使用，它是不是就失去了正当性甚至不复存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韩女来说，不论在任的是谁，她们因性别所遭受的苦难与反抗都同样严峻地存在。
2018年10月，首尔抗议者举“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标语
韩女高举“MY LIFE IS NOT YOUR PORN（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旗帜的手到今天都无法放下。2020年的“N号房”事件，去年的“DeepFake换脸视频”事件，都直接导致了国家法案的改革。即使N号房主犯被判40年，即使韩国警察逮捕了近千名DeepFake犯罪者，即使高喊厌女口号的总统已经下台，韩女依然活在被偷拍、被性剥削的风险中。2019年，韩国女艺人具荷拉自杀身亡，此前她经历了男友长期的性暴力，并被男友拍下性剥削视频。小红书这样的中文平台上，在韩国旅游、生活的中国女性也在发布如何躲避公厕偷拍摄像头的贴文。这些事件面前，线上线下的抗议行动，已经成为在韩女性的日常。
老妇人（2019）
近年，韩女发起了“4B运动”，即“不与男性交往（恋爱、约会）、结婚、生育、发生性行为”。在韩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下，2023年的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72，24年的数据是0.74，虽然有所上升，但依旧是全球垫底——令国家人口达到相对稳定的人口替代率应当是2.1左右。此时，韩女摆脱潜在的“母职惩罚”、拒绝进入家庭中心制这个“游戏”的趋势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自然令政府头疼。
道熙呀（2014）
意外的是，这个看似“极端”的运动在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后走向了美国，大选后的第二天，“4B”关键词的谷歌搜索趋势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在X、Tiktok平台上，美国女性开始剃头，拒绝服美役，拒绝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好和大选期间特朗普的副手万斯对“无孩爱猫女”的攻击形成了对应。
4B运动的本质不是“不”做什么，而是在这些角色之外，女性还可以做什么？
韩国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2024年韩国有“400万无所事事的大学毕业生”，考上大学也无法保证就业。但光是为了考上大学，韩国学生已经历了非人的煎熬。纪录片《学习的背叛》中，初三女生允叶媛为了考上私立高中，常常连续学习十几个小时，即使手指受伤也要用橡皮筋把手和笔绑在一起写下去，总是考第一名的她，在入学后只排在了395名学生中的第313名。
蜂鸟（2018）
韩国也曾经历过性别鉴定后堕女胎现象泛滥的时代，而没有生下儿子的女人们则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具有男根的女儿”——“女儿必须同时满足她对女儿和儿子的期待”，金惠珍《关于女儿》中母亲的担忧令人愤怒，但某种程度上又不无道理。
2024年，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在OECD成员国中也以大幅度的差距成为倒数第一，OECD内部平均值为12%，而韩国达到了31.1%。人们在YouTube上看到“韩女学习法”视频，以赞赏的语气称其“发疯姐”，并贴上“自律”标签，是东亚社会阶级差异下优绩主义的阴霾。在这阴霾之下，韩女即使做到顶尖中的顶尖，也一样要承受韩国社会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而如果要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就更难获得任何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下一个素熙（2022）
要了解韩女，就要了解韩国的现代性与顽固的保守传统。张庆燮《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指出，几十年的爆发式经济增长使韩国缩短了社会转型的时间，而看似高度西化、现代化的韩国社会，仍在强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秩序，韩国女性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中“第一个受到压迫的阶级”——她们往往被剥夺完整的职业生活，是没有福利和上升空间的临时工，在家庭中进行隐形劳动，包括生育、教育后代的工作。
韩国的现代性有多么仓促？直到2005年，韩国才正式从法律上废除男性作为法定“家长”统治全家的户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主义的消亡。《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主角带孩子外出却被路人嘲笑称其为被男人养着的“妈虫”，是韩国社会对女性家庭劳动看法的一个缩影。韩国男警察在管控同德女子大学示威女学生时使用的话术“你们以后还要生孩子，不要做出过激行为”，则折射出韩国社会对青年女性的保守期望。
小公女（2017）
“压缩”的现代韩国的矛盾，不止在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韩女”这个词也不止指代着激进，她们依然是极度精致的代言人。
高度发达的娱乐业和美业是韩国在世界上的标志之一，小红书上有无数以“永远可以相信韩女的审美”为题的帖子。韩女卷美役的劲头和卷学习的一样高，女性受众们在小红书上收藏韩女的拍照技巧，看韩女如何毫不费力地展现松弛的伪素颜造型，学习韩女前沿的整形审美。如今这些美业时常被“不为讨好别人，只为对自己好一点”的“大女主”话术包装起来。
某种物质（2024）
不断内卷的“韩女审美”和《某种物质》一样，都是社会文化对女性“美”的要求的极端案例，但这份“极端”始终在日常化。韩炳哲阐述当下时代的“平滑美学”的基本特性是“顺从”和“不反抗”，这正是“韩女审美”的核心——拍照时需要精心设计意料之中的狼狈，才能最终展现出安全的可爱；妆容色彩不过于浓重，只有腮红透出健康的血色；身体并不是一味的瘦弱，而是“肉很听话”长在“该长的地方”……这种看似自然的风格背后却下了长足艰辛的功夫。这便是布尔迪厄所说的“被统治者把从统治者视角出发建构的范畴用于统治关系，使统治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导致一种系统的自我贬值，甚至自我诋毁”。
《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谈到韩国女团时提到：“露骨的性感被证明并不长久，低龄而无害的少女形象开始成为性感的新倾向……之前流行的性感风格都更偏向成人化，仍残留着一种‘我要展示我的性感’的主体性之感。”在鼓励女性无力、无害的媒体宣传下，娱乐产业高度发达的韩国很难不产生此番现象。虽然韩国娱乐工业把女性和男性都当作商品包装和展示，但女团是“以几乎能饿死人的减肥强度，让自己的身体能力降到最低，由此被性对象化”，男团却是以锻炼肌肉、强壮身体的方式被性对象化。
《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
不到三个月前，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了2024年诺贝尔奖，此后“韩女文学”便在简体中文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这可能是大陆引进韩女文学几年以来对其规模最大的一次讨论。
不出所料，对韩女文学的批评和对《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等近年崛起的中文女性电影的批评如出一辙，女性创作往往被批评“格局小”。即使韩江的《少年来了》讲述的是韩国光州民主运动，也被认为笔触过于私人和细腻；讲述女性“苦难”或是“日常”的故事情节又被认为议题先行和“卖惨”——崔恩荣讲四代韩国女性故事的《明亮的夜晚》、韩江的《素食者》、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等文学作品均以女性为主角，似乎在惯常的目光里，男性主角故事讲述的是普世的人类主题，人人均可共情，而女性主角故事则只能是女性自己的，且充满不合时宜的野心与算计。
人们对文学的态度，又何尝不是他们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态度呢？
韩女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另一群女人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