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5岁的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小学毕业，此时距离他说出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刚过一年时间。
因为成绩优异，自小由伯父周贻赓辛苦拉扯大的周恩来，破例被南开学校免除一切学杂费录取，成为了南开学校自创办以来，第一个免费念书的学生。
南开学校之于周恩来，是互相成就的忠实伴侣，他在其中既收获成长，也收获了真爱——邓颖超。
而周恩来对南开学校来讲，则是悠长历史中最不能忘却的一位莘莘学子。
1917年，南开学校在写给周恩来的《毕业同学录》中写下这样一句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有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结合周恩来毕生的经历、留下来的故事和成就来讲，这是对他最贴切、也最诚恳的评价。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便能概括周恩来的一生。
我们熟知周恩来与邓颖超超脱凡俗的恋爱，熟知周恩来琼林玉树的样貌，熟知周恩来在外交场上飒爽硬朗的风姿……
可是又有几人熟知，周恩来最后的光阴是在怎样的痛苦之中度过？邓颖超又是含着怎样的悲切将挚爱之人的骨灰扬在空中，不留念想？
那是1972年的初夏，74岁高龄的周恩来突觉身体不适，常年来高强度和高压力的工作，其实已经让周恩来对这时不时的病痛习以为常了。
当然了，他也随时做好了为事业付出生命的准备。
这一次，周恩来例行做了身体检查，在5月11日将尿样交给了专属的保健医生张佐良。
他自知结果可能不会理想，但是也没有想到，生死的诀别竟然离自己这样的近。
通过张佐良医生的几次化验和确认，他发现在周恩来的尿样中出现了三四个的红细胞，而对于一般的男性老年人来讲，尿样中至多存在一到两个红细胞。
这个摆在面前的数据说明着，周恩来的身体恐怕出现了大问题。
张佐良不擅于掩藏自己的情绪，不管是愉悦还是烦忧都写在脸上，周恩来一眼就明白，情况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糟糕。
他在早上散步的时候，想从身旁的医护人员口中了解些，就问：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然而，医护人员当真不知道更加详细的内容，她们只能默默无言，安慰周恩来一切有医生们呢，会好起来的……
真的会好起来吗？张佐良不敢保证，毕竟在当时乃至如今，对于“癌”这根不好啃的硬骨头，谁都不敢打着保票、拍着胸腹，说一切放心……
两天过后，张佐良还是觉得，这件事有必要让当事人周恩来知晓，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了以下的谈话。
张佐良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也许是尿道促销了畸形活结石，也许是其他原因，所以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是常规检查，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连胜任专属医生多年、经验与水平都一流的张佐良也吞吞吐吐，谈起万一来，那这个“长了什么东西”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周恩来是何等聪明且敏感的人，他读出了张佐良的话中意思，来不及伤悲自己的病情，就考虑到可不能让张佐良背负莫名的心理压力。
他笑了笑，说道：“你呀，说了半天，不就是怕长瘤吗？明天就检查。”
张佐良松了口气，至少总理的心态是很好的，这对于接下来的治疗有着关键性的好处。
很快，第二次化验就提上了日程，为了保险起见，张佐良这一次邀请了其他医院好几位权威的专家一起来判断周恩来的病情。
但是奇迹并没有因此而来临，他们得到一致的结果：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简称膀胱癌。
5月18日，从天津再到上海，他们拿着样本询问了多家医院和研究所，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癌症，多么简单的两个字、多么简约的一个词汇，但是其背后却代表着无力挽回的悲剧，承载了千万个家庭日夜心碎的眼泪。
如今，最亲爱的周恩来也和这个词语挂钩，医生们见了那么多被癌症折磨的患者，旁观了那样多的生离死别，此时此刻仍旧潸然泪下、情不自禁。
为了让群众们不要挂心，也为了保守这个意义重大的秘密，在“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之后，这个消息都没有泄漏半分。
他们统一口径，只说周恩来身体抱恙，需要静养，至于病情的详细内容，一概绝口不提。
这既是中国的俗例，也是周恩来自己的意思。
“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共同去创造。”
如同周恩来自己所说，他接受自己的生活不够美满，但是他并不能接受，自己无力去为群众创造美满。
癌症，无法被治愈，这是周恩来心知肚明的，他拖着病痛的身体，忍受着癌细胞带来的夜不能寐的痛苦，挨过一个又一个深夜。
又不容易等来了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张佐良等人都劝说周恩来，不如趁此机会好好的再做一个全身检查。
然而周恩来立刻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说：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岁数这么大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虽然意思坚定，带着上级领导该有的威严与镇定，可是从眼神中仍就能看出，那份淡淡的哀凉以及恳求。
在死神面前，谁能毫不畏惧？谁能无怨无悔？谁又能潇洒挥手，告别昨日明天？
他心中还牵挂着人民，牵挂着教员，牵挂着那个让自己第一次对唯物主义出现分歧的爱人邓颖超！
如何甘心！
可是不甘心又能怎样，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命运，更不相信上天保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活好当下，把自己仅剩的生命用到极致，把自己的遗憾与未完成的工作提上日程。
他又问了医护人员：我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一如既往的，医护人员想尽可能的把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相给搪塞过去，让周恩来有希望有信心的接受治疗。
可是周恩来并不想再被潦草地敷衍过去，他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收敛了和蔼的笑容。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表情严肃：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个交代。
癌症的转移，是医护人员都拎不清的，不过，周恩来强烈的要求，要把工作做一个交代，所以在他的指示下，他们仍将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得如往常一样紧凑。
1973年6月，离周恩来确诊膀胱癌已过去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内，除了定期接受身体检查以及药物治疗，周恩来的工作生活一如往常。
唯一不同的就是，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以及癌症带来的病痛愈发的显著。
从1973年2月份开始，周恩来已经开始出现的尿血情况，因为血块堵住尿道造成堵塞，所以每一次的小便，对于周恩来来说，都是一次炼狱般的考验和折磨。
6月份，已经持续工作超30个小时的周恩来一直没有闭眼休息，在他身边的秘书都已经记不清，这30个小时里，周恩来到底处理了多少的文件与事务。
等把文书系列的工作处理完成，十四分钟之后，周恩来又要赶紧去参加一个活动。
秘书看了看腕表，提醒他：总理，还有十四分钟。
周恩来从书桌前抬起头来：“嗯，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
说罢，周恩来把双臂撑在桌子上，因为用力支撑身体站立起来，他的手臂肉眼可见的晃了一晃。
秘书见周恩来往卫生间走去，步履蹒跚的样子，想着周恩来一天没有进食了，行程又这样紧张，就赶忙让人准备一碗素汤面。
周恩来刮完胡子出来，趁热吃一口热面，喝一口热汤，暖暖胃那也是好的。
车辆、素汤面都已经安排好了，可是秘书左等右等也没有见到周恩来出来，他害怕出什么意外，连忙跑去卫生间。
他慌慌张张推开卫生间的门，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只见周恩来左手臂上还搭着一根毛巾，右手上握着沾满肥皂泡以及胡茬的刮胡刀，而周恩来自己，竟然站立着歪倒在镜子旁睡着了！
此时，赶过来的工作人员们瞧着，都放慢了脚步，尽可能不发出声响。
虽然是和谐的一幕，但是不知怎的，这些工作人员们一个哭了、另一个也哭了，那是静悄悄的流泪，用手捂住嘴巴，眼睛扑闪扑闪的……
都说，爱意这种东西，就算是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面跑出来。
那么敬意又何尝不是呢？就算不堂而皇之地讲出来，也会在细枝末节中体现出来。
那是根植于情感，埋藏于心，刻画于行的一种崇敬，一种时隔久远、山高水长，也能在平凡日子里回忆起来的伟大形象。
“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多睡一会儿，哪怕是多几秒钟也行。”
不知是谁先说了这句话，总之这些人都默契地安静下来，他们看着周恩来的睡容，这可比看着周恩来把工作出色的完成更加的欣慰和幸福。
突然，用肩旁靠着镜子睡着的周恩来，双肩一沉，腿部也失了力，他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上。
幸好秘书眼疾手快，一个大步向前扶住了周恩来。
周恩来回过神来，意思到自己刚才竟然在卫生间站着睡了过去，他“哎呀”惊呼一声，一边用左臂搭着的毛巾擦拭脸上残留的泡沫。
“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说罢，就一边看着手表，一边急匆匆地往外走。
秘书也赶紧追上去，默默跟在周恩来的身后，他这时候可不敢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去，因为他的眼里还留着泪珠，红彤彤的，一看就是刚哭过。
若是被周恩来看到，自己是会被责骂的。
周恩来向来不喜看到下属们因为自己的身体而劳神费力或者把担忧挂在脸上，人固有一死，周恩来却不忍心看见因为自己的离去而给别人带去伤悲。
“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不吃了，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来。”
周恩来惦念着参加活动不能迟到，拒绝了工作人员的好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沉重，脸上浮现着肉眼可见的疲倦。
秘书给他买来一卷咖啡糖，他奇怪，周恩来以前是从来不吃糖的，但是转瞬又明白过来，咖啡糖是用来提神的。
将咖啡糖递给周恩来，只见周恩来剥开糖纸的手已经抖得厉害，为了精神饱满地参加活动，不喜吃糖的周恩来甚至连着吃了两块。
这本来整理好情绪的工作人员和秘书，看着周恩来严肃地剥着糖纸，丝毫不说一句累，那眼泪就又夺眶而出……
1974年，在建国25周年的纪念会上，群众们静悄悄地坐在席位上，没一个人交头接耳，因为他们都在等一个人的出现。
那一年，周恩来癌细胞扩散，在六月份做了第一次膀胱癌手术，而关于周恩来的病情，也终于公之于众。
听闻周恩来因为癌症被迫住院的消息，群众们的心情低到谷底，但是面对病魔，他们又无能为力。
在煎熬之中，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饱满的热情，给予周恩来在对抗病魔时最大的鼓励。
宴会厅中，群众频频侧目望向入口，他们渴望着，能在这时候见一面亲爱的周总理，见到周总理一切安好。
焦急的等待后，终于迎来演奏曲的响起，门口方向，周总理迈着他的步伐，款款走入宴会厅。
还是那样的帅气、那样的优雅、那样的和蔼可亲。
周恩来一面走着，一面面带微笑的和群众们打着招呼。自从自己的病情曝光之后，周恩来就一直住院治疗，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出席任何活动了。
他明白，群众们肯定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担忧着自己的，这次活动，自己就算是强打着精神，也得把“表面功夫”给做好。
从他入场、落座、再到发表五分钟的致词，场内的欢呼声、雀跃声以及掌声，就没有彻底的停止过。
群众们用着最积极昂扬的热情，给周恩来做着面对生活的最好表率，周恩来岂能不知？
因为大家的热情，原本几天都吃不进食物的周恩来，竟然在宾客席位中吃了好几口，甚至还端起了酒杯与大家一同庆贺。
不过，这酒杯中是工作人员事先就换上的白开水，因为当时周恩来必须谨遵医嘱，不得饮酒，而为了不扫大家兴致，也不把病情带到这样欢庆的场合，周恩来只能做了一个善意的“假”。
欢庆过后，周恩来的身体也已在可支撑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限，他挥挥手，准备辞别。
不过，在场的群众还对周恩来依依不舍，他们上前攀谈、问候，渴望周总理能够再多待一会儿。
然而，这哪里周恩来说了算的，身体给他敲了警钟，否则的话，他是片刻不想离开自己深爱的群众的。
他带着微笑缓缓退场，群众们眼含热泪，他们不知道，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和自己在一起。
回去之后，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的恶化，1975年11月在病房中，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身边，说是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
秘书此刻已经预料到了，周恩来要交代的，恐怕是自己的身后事。
果然，秘书靠近他的身边，只听周恩来气息微弱地说道：有件事我要嘱托你，我走后，你要照顾好大姐（邓颖超）。
是的，在经历了母亲早逝、伯父离世之后，除去人民群众，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也就只有妻子邓颖超了。
“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从前，周恩来面对邓颖超时，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是侃侃而谈的翩翩公子，是革命事业上的领头人。
可是如今，他再也无法给予邓颖超更多的庇护……
他走后，邓颖超受欺负怎么办，谁给撑腰？他走后，邓颖超再有烦恼、有脾性，又该与谁说道？
周恩来不敢想象这样没有自己的未来，所以只有尽可能的把邓颖超托付给别人。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给你交代清楚，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要死的，我死后不要留骨灰，这是我和大姐十年前就约定好的。”
“前些日子我还和大姐谈过，但在我想，大姐不一定能保证，我的骨灰全部撒掉，这是我最终的决定。”
作为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周恩来并不希望自己的骨灰留在世间成为一个物件或者是缩影。
他希望的是，自己随风而去，后代们专心致志过自己的生活，就不要再念想着自己了。
1976年1月7日，如同是回光返照，几日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转醒了片刻，邓颖超守在他的床前。
他说：小邓，我还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
邓颖超回：我也有很多话想和你说……
是啊，因为工作与病魔，他们错过了多少本该相守陪伴的时光？错过了多少月光下的耳鬓厮磨？又错过了多少贴心话的交流？
千言万语，此时化作一个眼神，那是真爱跨越时光这条大河的信息，是山盟海誓也无法替代的深情。
周恩来似乎还想继续讲些什么，可是只呜咽着说不出一具完整的话，最后只能作罢，又沉沉地昏睡过去。
邓颖超走出门外，擦去自己的眼泪……
隔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8日，周恩来于北京病逝，享年78岁。
遵照周恩来的遗嘱，他的尸体在火葬之前还用做了医学实验解剖。
“现在对癌症治疗还是没有好办法，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他的部分遗体用去解剖之后，火葬的事宜交给了邓颖超全权安排。
邓颖超最后，是尊重了周恩来的想法的，将他的骨灰撒向大地，永永久久地陪伴着人民。
骨灰分作四部分，其一撒向了北京城，其二撒向了密云水库，其三撒在海河入海口，最后一把撒向了母亲河黄河。
“落在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也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土葬到火葬，何尝不是周恩来实践革命的一项举措呢？把个人的人生价值发挥到最大化，至始至终为人民服务，这便是周恩来敬遵着的、片刻不舍的人生宗旨。
周恩来的一生到底做出多大的贡献？用量化的说法来讲，就是联合国降半旗哀悼，那是名副其实，而每年国庆的十里长街盛景，他也配得起！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怀念伟大的周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