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膀胱癌的迅速恶化致使他每天出血量高达100毫升以上，几乎两三天就要输血一次。
为了不让党和国家领导权落入宵小之徒手中，防止来势汹汹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促成十年动荡初期天下大乱的局面，周总理深知自己必须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
他人生中的最后十年时光，就是在极度劳累中度过的，白天要开会、接见、谈话，一出门就要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回到西花厅，紧接着又要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
如此鞠躬尽瘁，时间总是最好的见证者，而周总理本人恰恰是最好的记录者，至今保存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中的两份日历就是例证。
1981年1月20日，邓颖超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先前周总理秘书整理出来的整整27本台历交给了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些台历全都是周总理留下的工作日历，记录了老人家从1950年1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整整26年的每日重要事项，最初由他亲笔记录，后来则由秘书代笔。
到底是怎样的忙碌，会让中央领导们看到这些工作日历后掉下眼泪？周总理有生之年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操劳时光？
我们不妨先从如今公开展出的两份工作日历中寻找答案，一份记录了周总理在1961年5月7日的工作内容，当时，他正带着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
晨二时 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三时 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十时 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十二时 出发往涉县
下午三时 到涉县县委谈话
三时四十分 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六时 参观食堂
七时五十分 始返
再来看另一份，记录了周总理在1974年3月26日的工作内容，那一天，他连续工作了长达23个小时。
下午三时 起床
下午四时 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 陪餐
晚十时 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 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 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 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时 休息
先不要说23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对任何人都是难以完成的挑战，要知道，当时的周总理本人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且重病缠身已成积重难返之势。
如果说周总理在建国之初的废寝忘食是应该且必须的，十年动荡期间的劳心费神则充满了无奈、被迫、殚精竭虑等等复杂的情感。
“四人帮”不断兴风作浪，不仅在精神上折磨周总理，还以“商量工作”为借口施展车轮战术，搅得老人家日夜不得安宁，难以正常工作、治疗、生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周总理整倒、整垮，哪怕是整死也在所不惜。
幸运的是，周总理面对极端险恶局势，在各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还能与“四人帮”精心斡旋、积极开展治疗，只为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工作上。
他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将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处理好、安顿好，确保自己“百年”后，国家能够平稳运行。
那段时光，周总理的身体不断失血，身边至亲与工作人员的心头在滴血，哪怕是周总理本人都渴望能够在繁忙中喘口气，可所有人都清楚他不可能停下，那些年里，党政军大事都需要他的亲自过问，休息早已成了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有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是周总理在1976年1月至6月整整139天的工作情况汇总，也是他接受手术治疗前最后一段正常的工作时光。
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的有74天，19至23小时的有38天，24小时的有5天，此外，他还曾参加政治局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及会谈57次。
邓颖超为了让周总理尽可能舒服一点，曾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张前脚低、后脚高的小炕桌，没成想，周总理此后伏案工作的时间更长了，邓颖超也一度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感到懊悔不已。
这才是周总理最真实的日常生活，没有光鲜亮丽、只有负重前行，哪怕在最得力的秘书许明自杀、总理值班室被撤销的情况下，老人家也不曾降低过工作标准，再是不堪重负、病痛难忍也要不辱使命，有如他当年在接待外宾时说的那样。
“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24小时，一个得工作12个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奋战到底，这份苦心，有27本台历作证，天地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