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赫伯特·奥尔德里奇（John H. Aldrich）
美国政治学家和作家，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其对美国政治、选举和政党以及政治学形式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和著作而闻名
要评价当代美国政党的形式，我们必须从它所取代的政党形式开始。范布伦及其他人创建了现代大众型政党，这是一种理性的法律实体，它似乎是在大共和国中进行美国民主实验所不可或缺的。
这种政党演变为基和索劳夫所观察到的“三位一体政党”，它将三个部分紧密地整合到后来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政党组织当中。这种政党以共和原则为基础，因此它必须有制度化的形式,组织基础需覆盖全国尽可能多的州和地方，并深入公众也即“人民大众”(great body of the people)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政党是必要的——美国政党政治再考察》
[美] 约翰·赫伯特·奥尔德里奇 著
李姿姿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11月
组建政党需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集体行动问题，首先就是建立组织和筹集资源以动员选民。因此，新兴的民主党采取了标准最低的措施，将业已存在的州政党、宗派和秘密团体纳入全国性政党的名义之下。这样，地方就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政党的组建受到对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影响，起初是为了避免地区性问题显现出来，后来是包容地区性问题，使得地方自主权和扩大的分肥体系成为重建之后政党的主要基础。选择性激励有效地驱走了集体利益。由于政党“利益”——党内的利益谋求者和职位谋求者的利益——主要是由选择性激励决定的,而且随着利益谋求者和职位谋求者利用政府来兑现这些激励,结果几乎很难将不同政党区别开来,或者使一个政党比另一个政党更受欢迎。只要政党控制了政府，那么无论哪一个政党都可以提供选择性激励。政党主要受这些选择性激励驱动的情况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一党在地方占主导的情况变得普遍了。其次,比如说,纽约和费城可能分别由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但对公众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为有抱负的职位谋求者提供获得职位的渠道，并且借此为有抱负的利益谋求者提供职务作为回报。尽管从全国来看可能是竞争性的，但在这个两党体系中,很多地方的竞争通常是由一党所主导的。
这是一个高度一体化和制度化的体系，选举、组织、职位谋求和职位控制等功能都被整合到一个有规章约束的政党政治体系中。尽管它有时离这种“理想”类型近一点，有时远一点。正是基于对政党政治的这种理解,政治分析家提出了“三位一体政党”的概念。由于选择性激励被置于重要地位,加上党内难以就党的共同利益达成全国共识,使人们不时呼吁更负责任的政党的出现。但是,当谢茨施耐德及其主持的美国政治学学会委员会对更负责任的政党的呼声达到顶点时,这种传统的政党形式已深陷危机。这种传统的政党观点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政治分肥制的基础,即将这种形式的制度化政党整合起来的选择性激励已逐步遭到侵蚀。尽管这种形式的政党遭到了削弱,但对党的核心行为者——雄心勃勃的职位谋求者、现任职者,以及晋升取决于党的候选人赢得职位的有抱负的利益谋求者——来说,政党仍然保持着对关键的甚至是必需的资源的有效垄断。在大多数时候,对大部分这样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除了获得一个大党的提名并依靠该党来竞选以外，他们别无选择。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政党在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上的能力可能不如19世纪80年代的政党,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两个时期的政党在这方面都不强大。随之而来的主要问题是:首先,是否能够合理预期，在动员选民方面，较弱的政党可能与同样较弱的竞争对手是相匹配的；第二，是否有其他获得职务的途径。事实上，政党之间是合理平衡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政党仍然比任何其他途径都更有效。
到20世纪60年代,另一种获得职位的方法成为取代旧的“选民中的政党”的可行方案。对候选人——当然毫无例外都加入一个大党——来说,用自己的竞选团队来取代政党的竞选组织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首先在总统选举上变得可能，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这种能力逐渐扩大到较低层级职位,打破了范布伦的旧式政党对职位的有效垄断。由此,范布伦创建的政党最终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上面提到的“服务中的政党”。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党形式；其次是,精英的极化使这种形式能够更好地适应一个极化的政党时代,还是政党形式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变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在后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的情况下，我将以现在时来书写“服务中的政党”，直到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不再是一种描述当前政治现实的恰当形式。
作为一种服务于候选人和任职者的政党,这种政党的目标是实现有抱负的政治家的需求和利益。也就是说,这种政党是围绕真正自主的政治家的抱负而设计出来的,这些政治家对自身的选举成败负责,因此他们十分注重回应各自选区的关切。那么,为什么政党的组织和执政联盟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为自主候选人与任职者提供服务的“服务中的政党”称作一种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政党形式?最重要的力量来自选举。无论如何,绝大多数有抱负的自主候选人都加入了一个政党。由于几乎每一场选举实际上或潜在上都是两党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因此,无论是政治新秀自我选择加入政党,还是政党招募候选人,都会使有抱负的候选人选择加入其“声望”与自己更意气相投的政党。候选人在信息和动员上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进一步强化了精英按政党分裂线站队的情况。随着许多选民通过政党推选的候选人的立场看到了政党分裂的概况,加上候选人的竞选纲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党派分裂,“声望”对公众的意义和价值变得越来越清晰。因此,政党在影响选民对选举的理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两个政党都可以对选举发起挑战,因此当前大多数选民在投票时都面临着选择,而政党分裂对这些选择有重要意义。例如,尽管共和党可能很少在市中心的议会选区发起真正的挑战,但这些地区的选民可能会看到共和党在其他职位上的激烈竞争,比如州长或参议员。当然,这种竞争在总统选举中也能看到。直到最近几十年,大部分南方选民才能在全国、州和地方层面的职位中选择有希望当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两党竞争在南方的激烈化——以及两党竞争的全国化——可能是政党发展为国会投票联盟最重要的动力。的确,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政党发生的变化中最重要的问题。
因此,竞争使政党声望对候选人(采取初步但是重要的措施)帮助解决选民在信息上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有很大的价值。候选人仍然需要大量资源才能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例如，雅各布森(Jacobson,2008)令人信服地表明,现任职的优势在国会竞选中增强了，因为很多挑战者没有能力和资源来解决信息的问题。他表明，通常而言，选民对挑战者很难有“喜欢或不喜欢”的地方；但他也指出,当选民的确对挑战者有“喜欢或不喜欢”的地方时，现任职本身的价值就会消失，因为选民会根据他们对特定候选人的好恶作出选择。当然，候选人也需要大量资源来解决第二个集体行动问题,即动员。
这是“服务中的政党”特别有价值的地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今天这种组织的全国化程度更高,拥有更多资源,配备更多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拥有技术信息和专业知识等“资本储量”,还有资金等方面的资源,可以帮助解决政党候选人的集体行动问题,类似全国代表大会在组织杰克逊民主党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动员都需要积极分子——以前是州和地方的派系,现在是为候选人个人竞选团队服务的人员,而且他们为确定全党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而相互竞争。我们已经看到,当前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受政策驱动的利益谋求者,而且通常是根据他们与政策驱动型组织和运动的联系(或者至少在其邮寄和电子邮件的名单上)来对他们进行定位与动员的。这些变化也许最明显地体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直到新政时代,党的代表大会都由党领袖主导,由党的有组织的利益谋求者予以协助,比如民主党的工会和共和党的企业利益团体。在当代,党的代表大会更多可以看成是议题和意识形态运动的结合:民主党中是代表非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的自由主义团体;共和党中是反堕胎、强调家庭和宗教原则以及支持其他保守主义事业的保守团体。将这些运动整合到政党中,就是丹尼斯·贝尔(DeniseBaer,1993)所说的党的政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为全国层面的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团结与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生命力和团结通常在候选人个人持续的竞选组织中重现,主要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包括他们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自外面的资源提供者、候选人所在选区或州内支持他们连任的联盟来实现。
有抱负的候选人自我选择加入政党，党的初选或党的代表大会成为获得职位几乎必需的提名程序，以及对受政策驱动的积极分子、团体和资源提供者的依赖，所有这些因素带来了政党分裂并使之持续。这些力量互相强化,使政党声望对候选人产生重要价值,并为选民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因此,尽管从直接可视的意义上来说，竞选不再是以政党为中心，两党对选举的作用也没有那么直接了，但政党对选举的作用并未减小。而且重构和复兴政党组织的目的，就是使“选举中的政党”对候选人有价值。我们的问题是，这些趋势是否强大到足以削弱“服务中的政党”的核心基础——政治家在选民中拥有的独立于政党的自主性。
总体而言,选举的全国化首先意味着两党的竞争扩展到了所有选区，至少潜在上一直是如此。这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裂线在所有地区都是同样的。但这的确意味着，通常而言，在两党相互竞争的选区中,分裂线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其中民主党的政治家位于共和党左边,我们这里所说的“左”和“右”指的是政党的政治家及其积极分子所确定的“左”和“右”所代表的意义。这种相对相似性被两党组织的全国化所强化,特别是在全国性职务的竞争中。这样,选举的力量加剧了党员在任职期间也拥有政策立场的趋势,这种立场在党内基本保持一致,在两党间沿着党派分裂线区分开来。政治家在执政和选举时都是自主的。然而,政党分裂在选区和州的相对相似性,意味着政治家受选举驱动的政策动机(及其政策偏好)往往与本党其他成员是相似的。这样,“有条件的政党政府”进行运转的条件通常能够得到满足。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些政策考虑,例如党员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不会与政党分裂保持一致,但由于推动政党分裂持续发展的动力取决于政策激励,因此自然而然,这种分裂会在最重要且反复出现的政策上形成。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国会改革可以理解为建立了这样一种结构,即当“有条件的政党政府”的条件得到满足时,按照政党的共同考虑来行动变得可行了。“政府中的政党”不是为了使当前相对自主的党员背离其偏好来采取行动。相反,它们是为了从组成多数派的各种可能方式中选择与党派分裂一致的方式——也就是说，当可以按照政党的集体利益采取行动时，创造条件采取政党的集体行动。
总之,“服务中的政党”不同于大众型的“掌控中的政党”的地方在于，它不再依赖政党优先于个人这一“政党原则”。相反，当前的原则是政党就是政党中的个人。大众型的“掌控中的政党”是个一体化的体系，选民、政府和党组织中的力量在其中互相支持。“服务中的政党”也是个一体化的体系，其中“选举中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和“作为组织的政党”相辅相成,支持自主的、有抱负的政党政治家的共同利益。因此，当前的政党是一种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组织，只要全国的选举力量以基本类似的方式与政党分裂线保持一致，它就仍然存在。
有理由怀疑这种“服务中的政党”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模式，就像政党(也即政党的民选官员和利益谋求者)按照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调整那样。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例子显示的那样,国会中的政党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按照资历自动分配权力的方式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成员对政党，尤其是对“选举中的政党”的集体利益的贡献来分配权力，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此外，现在全国性政党的资源分配能力大幅提高,它们有时在竞选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至少在某些国会选举的选区中是如此，并且更常见的是，它们是真正重要的资源提供者。而且，随着政党在公众中确立起政党声誉，政治舞台上的“林肯·查菲”们发现，至少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失去了无视本党的名声，完全按照自身意愿去竞选的自主性。当我撰写这本书时，无数现任者,包括入党时间很长的人，都被攻击为是“徒有虚名”的党员，这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选举挑战。可能这些足以表明，这种政党不是仅仅为候选人和任职者“提供服务”，另一种形式的政党正在形成。
虽然这可能变为现实，但我们必须记住，关键问题是力量的平衡。正如谢帕斯尔对其“教科书式的国会”(Shepsle,1989)所提醒的那样，政党在雷伯恩(Rayburn)时代的教科书式的国会中并非无关紧要，而是说当时选民和委员会显得更突出，而政党更多在幕后起作用。同样，当前的情况可能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政党从来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相反，它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在“服务中的政党”中可能达到极点，力量的平衡阻止了那些长期任职又久负盛名的人们在竞选中的自主性继续发展，或者使之有所削弱。这些力量可能以一种欠阻尼的方式(under-damped way)稳定下来，以实现个人自主性与政党声望的恰当平衡。目前，我们尚无法判断我们是否正处于力量平衡所带来的均衡当中，还是说当前的政党仍然要经历足够的变化，以走向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