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碾压故土：导演胡涛的回村笔记

胡涛，又名胡三寿，1992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2013年，他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期间，参与了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计划，返回老家村子采访老人记忆并拍摄纪录片，完成纪录片长片处女作《山旮旯》。

此后12年，他的摄影机再也没有离开老家，先后完成了纪录片《古精》、《偷羞子》、《地洞》、《复活》。

胡涛新片《复活》讲述家乡因修建高速公路，迁移坟墓的故事。胡涛说，高速公路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进入到我的家乡。我无法改变或者阻挡，拍摄既成为一种反抗，也成为了一种见证。当我拍摄的时间越长，高速公路的修建所引发的思考越难以被言说。

吴文光曾也曾评价《复活》：“现代化”碾压故土，故去之人遭遇“二次埋葬”。作者不仅影像记录“作见证”，并为那些命若草芥故人“影像立传”。

凹凸镜DOC获得胡涛授权，将转载4篇他的回村笔记。

拍摄中的胡涛导演‍

回村笔记2

天一亮，雪不停地消失在地上。河边，一处柏树丛中，一群人刨土，许久，露出了棺材。

因为修高速，村里的土地要被征收，母亲在征地现场和我视频通话，她举着手机四处游走，我看到了村里人在贩卖土地，争吵、打架、讨价还价……我们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远了。许多老坟在征地范围之内，几十座坟要为一条高速公路腾出地方。

一位村民从地里拔出一块棺材板，接着又拔出几块，棺材板发黑朽烂，地里露出了一个洞。七八个人把新的棺材放在洞口不远处。雪下的大了起来，众人支起一个塑料棚。大家望向洞口，如同期待着一个婴儿出生。

外公戴着口罩，套着一双普通的胶皮手套，钻了进去。他做过赤脚医生，懂一些人体构造，在村里干起了“整骨”。

这座坟埋的是老三的爷爷，他四十多岁死了。老三早年在秦岭山的金矿上工作，被雷管炸掉了右手，从我记事起，他的右手就一直插在裤兜。老三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和我一起读书到初中；大儿子比我大几岁，以前在小学，大家怕他，他和另一个同村人詹小飞走的近，我记得有一次放学，一群女孩子追着詹小飞打，追到河边，又黑又胖的詹小飞突然脱下裤子露出了鸡巴，转身朝着女孩们晃，女孩子就“呀——呀”地跑掉了，老三的大儿子在一旁起哄又吼又叫的。大家都长大成人了，詹小飞在家里睡了一觉死了，老三的大儿子在外面蹲了监狱出来了，老三的小儿子现在是一名婚纱摄影师。

洞里潮湿，衣服和肉烂成黑色的泥土，骸骨陷在里面。外公抠出一节脚骨，接着又抠出一节腿骨。骨头重新放在棺材里，试图拼出一个人形。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

“死是哪一年的？”

“86年，那一年发大水时候死的。”

“个子很高的。”

这副骨头的主人，借着村子老辈人的只言片语让我相信他曾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面对这副骨头，全无记忆可言，如同面对着一块奇特的石头，一件热闹的事情。我听人说，土地属于人的；我又听人说，人是属于土地的；在这一刻，我觉得人和土地互不所属。

骸骨被一点点掏出，旁边的人眼尖，在洞里捡出一把碎骨头，这些碎骨头找不到位置，就洒在棺材里。外公整个人钻进洞里，掏出了头骨。一副骨架搬了新家，最后撒上了一层石灰，像雪覆盖在土地上。旁边人给这副骨架盖了两层被子，众人封棺抬起。

我听见人群中有哭声，紧接着鞭炮炸开，几十人拉着、抬着棺材在烟雾缭绕的地里穿行。

新的坟墓在村子的后山上，从河边穿过村子，这个几百斤的棺材沉甸甸地压在村人的肩头，这是村庄过去的记忆，尽管我们无法熟知、无法走进，但我们从过去而来。

棺材被塞进了新的坟墓里。

坟墓上有一副对联：‍

上联：鸟语花香安乐宫‍

下联：山清水秀吉祥地

横批：逍遥仙宫‍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人骨，第一次看见人骨是在村子的公路边，下雨，泥土坍塌，棺材被拦腰断开。我从小学到大学，骑自行车路过，坐公交车路过，或者走过，这个坟墓敞开，像记忆的边界，吸引着我。

邻居盖了新房，我记得他曾在老屋檐子下给我画出新房的设计图，神采飞扬，满眼憧憬。新房落成，我路过邻居家时，他在电闸前忙来忙去，正急着让房子通电。我想邻居的激情在于建在房子的过程，房子一旦落成，生活的日常又将袭来。

在我的记忆里，村子最早的房子是青瓦土房，在十多年的时间，相继替换成了水泥楼房，一辈人逐渐被新一代人汰换。这片土地上流转的事物，当体验缺省，形式变得重要，那么存在也就变得虚无。

新房的屋顶落了雪。山上的这座坟墓前，人群散去，雪越下越大，笼罩着整个村庄。

回村笔记05

又一座坟被砸开了。坟的对面是河，河边的打桩机正向地下掘进，机器的轰隆声和铁锤砸向坟墓的声音一唱一和。

这座坟埋的是一位妻子，轮铁锤的人是她的丈夫叫新生，拿钢钎子的人是她的公公，墓口被他们一点点砸开，我站在坟前，作为同村人，却对坟墓里的人没有半点记忆，甚至连她的名字、死亡时间也一无所知。

我问我妈：“新生去世的妻子叫啥？”我妈想了一会，才说出一个字“慧”，其它的再也没有印象了。

我在河边遇到了老三，我问他：“新生去世的妻子叫啥？”老三说了一个“王”字后，话就卡住了。

新生亡妻去世时，我正在上大学。在我的记忆中，新生亡妻生前因为一次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在家躺了大半年，身上腐烂长蛆，蛆在床上乱蹦，最后才死了。亡妻生前生了一对双胞胎，每年我都会在村里遇到她们。

新生比我年长几岁，按辈分我管他叫爷爷，他的父母我叫太奶太爷，他家离我家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但是我们并不熟悉，每次路过他家也仅仅是打个招呼。2019年初，村子里热闹的声音从窗户飘到了我的房间里，那时，我因脚部骨折在家休养，我拄着竹竿一蹦一跳地来到后院的墙根儿，透过墙缝我看到了新生的婚礼。这是新生的第二段婚姻，新娘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嫁了过来。

“现在请两位新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走向你们的成功，走向你们的辉煌，走向你们的幸福洞房，享受你们的人生。”司仪话音一落，我从墙缝里看到了这对新婚夫妇走进了房子，这年年底，同时拥有新生和第二任妻子基因的孩子出生。

我犹豫了几天，到底要不要向新生询问一下关于亡妻的过往？

新生将头伸进了亡妻的坟墓里，打着手机灯检查棺材烂没烂，棺材上盖得棺罩消失了，棺材旁边的金童玉女还完好无损。洞口敞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十一点，二三十位村民把棺材从墓洞里掏出来，棺材后半截腐烂的快散了架，村民用几块木板把棺材箍住，又盖上了红红的棺罩。鞭炮声响起，村民在烟雾缭绕中架着棺材穿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从这片土地上被打捞起，尽管短暂，但在我心里她像一次复活。

另一户邻居的老房子被推到了，村民在给新房打地基，我早上吃了饭，带着摄像机去了新生家，他家院子里晾满了衣服，在后院，我看到新生的父母抬着一个破旧的木窗户扔在了柴火房里。新生前一天去了西安打工。

“太爷，你知道新生的前妻叫啥？”

“张huiying，‘hui’是‘智慧’的‘慧’，‘ying’是‘英雄’的‘英’——张慧英。”

太爷拉了一个背笼坐下，点上了烟，从他那里得知，张慧英2009年嫁给了新生，那一年，生了双胞胎女儿。2013年，新生的妹妹相亲，一家人去男方家看看，张慧英一个人在家。

“就在这个门边，这儿靠了一扇大窗户，她拾柴火的时候，窗户倒了，把她砸到地上。”

太奶在事发现场一边给我说一边比划：“这边放的电锯，要不是地上有木头筒子，她早都被插死了。”说到“插死”，她是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的。

“在西安看，就是把颈椎的神经摔断了，拉回来，磨了半年，我整整喂了半年饭。”

太爷从家里拎出来一个红色塑料袋，从乱七八糟的杂物里翻出了张慧英的身份证：“张慧英，1988年1月3号出生。把岁数瞒了，应该是1986年出生，死的时候27岁半。”我看到张慧英照片的这一刻，借由他人述说的张慧英，借由一座坟墓指认的张慧英，突然变得清晰可见，这种清晰可见指的是——张慧英成为了我记忆中的人。

这个时候，张慧英的一个女儿跑了过来，女儿遗传了张慧英的脸型和眼睛。太爷手中拿着张慧英的身份证，母女的眼神相遇，只瞄了一眼。塑料袋里还有张慧英的死亡证明、结婚照，也有几张双胞胎的合影，女儿看到了照片一下子就笑了起来，这些合影是张慧英生前给女儿拍的。

女儿走后，太奶就给我嘀咕：“那时候她才三岁多，她妈妈躺在床上的时候，她还给她妈妈喂过饭，她妈妈死了，她就看着她妈妈的照片哭。时间长了，她和她妈隔住了！”

时间会把母女“隔住”吗？曾经生活在这个村庄的张慧英在我的寻找中，她的的确确在所有人的记忆中逐渐“消失”。

2022年正月的一天傍晚，我骑着电动车行驶在山谷，河谷里冒出了十几根巨大的柱子插向夜空，挖掘机、推土机、渣土车像河水一样摊开，当我走进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在微弱灯光中，我看见巨大的打桩机向地下探进，它仿佛连接着人的心跳——“嘭——嘭——嘭”，整个山谷脉动着、回响着。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村民在这条河里扔进了一个雷管，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水花，紧接着，哗啦啦地从天上掉下了大大小小的鱼，村里的男女老少就拿着网兜、提着笼子涌向了水里。

正在发生的也就是正在消失的。高速公路穿过村庄时，过去的村庄也就消失了。

大多数时候，我支起摄像机拍摄时都会笑着给村人说：“我记录一下你。”我知道这种记录对于整个村庄而言，是那么的局部、那么的微小、那么的片面。当我浏览曾经拍摄的画面时，它却打捞出我与村庄的关系、情感、命运。

回村笔记08

又一座坟被砸开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计划生育闹得凶，村民的超生费交不出来，政府的人就会卸门板、抬桌子、拉柜子……我看见四五个人抬着一块门板，一位老人又哭又闹地拽着门板，这个老人叫胡金领，他和我在一个村子相处了十几年，两家相隔二百多米，这是我脑海里关于胡金领仅有的一段记忆。按辈份我把胡金领叫太爷爷，他的同辈人都叫他金领子。现在，一副装着金领子尸骨的棺材从大地上亮出。

其实我无法确认那段记忆是否真实发生？

金领子有两儿两女，我问金领子的小儿子存才，他说是真事：那时候，我哥家超生，他在我家住，管计划生育的人要超生费，就把我家的门、桌子、自行车拿去了。

我又问金领子的小女儿春香。她翻箱倒柜地摸出她缴纳的超生费票据。一张皱巴巴的纸摊在地上：

暂扣

湘子店村胡家院组胡入胜大柜一个折价300元，自行车1辆150元，木料8根合算350元，总计金额柒佰元整（700.00），限三天到乡政府交清计划生育费，否则便买为罚款。

银花乡人民政府（公章）

1991·3·9

这些手写的票据，让我的记忆清晰可触，甚至还余有“怕”和“躲”。

我是头胎生，然后我妈就被上了环。卸环成为暗地里的营生，家人花了五十块钱偷偷给我妈卸了环，生下了我妹妹。妹妹的尿布躲在在河边的犄角旮旯里洗。一听说政府的人进村了，超生的村民，把门一锁，像老鼠般躲窜。

村医是我的邻居，我们这一茬人大多是被她拾起来的。

老怀的二女儿，天快亮生下的，八九月的样子。老怀气地坐到一边“我连个老鼠都不敢打，你说我能咋样？”村医出主意说“天还没亮哩，咱也不能做糊涂事。你把女子抱到你丈母娘那里，叫她偷偷养着。”老怀从我门前走过，窜过巷子，溜去了陈家湾。

润山的二女儿，是夜里生下的，家里人想要男娃：“管它怎样，早上给别人去！”村医想了个办法：“把娃送走的话，这个胎盘不要扔，弄点草把胎盘一包，再用布一包，早上也不怕谁看到，就叫人看见，把这抱到后沟，拿个锄头，挖个窝，埋了。等个一两天了，晚上你去拿锄头把那个地方一毁，意思野兽扒去了。”过了几天，管计划生育的人果然来了，好几个人，润山把人带到村医家。村医说：“娃没成，媳子脚肿的，走路摔了个大出血。”管计划生育的人边做笔录边问。

大舅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丹丹是偷偷生下的，一出生就藏在丹丹的外婆家。有一天下雪，我和小舅、小姨去看丹丹，我们沿着公路走了两三公里，要翻过一座山，爬到了山顶，层峦叠嶂的山峰逐渐白了头，山顶有一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们躲了会儿雪。下山的路贴着崖壁，走一步探一步。见到丹丹后的几天，天气晴朗，我们下河抓鱼、上山捉兔，很欢快。丹丹作为黑户隐姓埋名了十年，家里人交了超生费，他才光明正大地成为了湘子店村村民。

金领子的女儿春香给我看她的结论证。结论证是孩子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出生了，交罚款后开具的证明。有了结论证就可以给孩子办出生证明，才能上户口，才能让孩子拥有一张身份证。结论证上记录了她从1991年到2003年交的罚款，总计3500元。一张结论证花了十三年拿到了，一个人花了十三年才被国家认可存在。丹丹和妹妹，是这样被认可的，村子里的许多孩子是这样被认可，这个国家的孩子大多也是这样被认可。我所知道的，还有许多村民，做了“糊涂事”，让刚出生的孩子永远地消失了。

今年，我的身份证要过期，我去镇派出所交了钱办了手续。过了几天，快递邮递到家，我拆开包裹，手里攥住一张崭新的身份证，一阵欢喜，仿佛掌握着我的自由。这和刚领到结论证的父母们心情差不多吧。

我想起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袁世凯登帝时期，纸币流通有碍，他寻到可以兑换银元的银行，把身上的纸币换了一袋银元。“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和我见到金领子拽着门板被一群人拖走又有什么区别呢？更不用说那些久远年代的事情。我记得我读的初中历史课本封面上写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出自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逐渐沦为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响亮的口号！

金领子生于1935年，死于2007年。他死前一年，国家把农业税取消，在我的记忆里，随后的这些年，耕地从山上撤退到村子河边，河边的耕地最后被高速公路吞并，土地荒芜，村里的人纷纷涌进城里谋生。

金领子的妻子死得早，关于金领子，存才说他死的时候，床底下都没落下一分钱。“对他的印象是：这儿一跑那儿一混，也不图挣钱，刚落个肚子圆。”

听村里人提及最多的是金领子会给孩子看病。孩子哪里不舒服了，他就掐着孩子的中指号脉，然后说出是在哪里装了邪，烧点纸挂个符就好。我外公说，有一年村里遭了旱，他和金领子走了几十里山路去白龙洞向龙王爷求雨，刚一回到家里，雨就来了，下了好几天，那一年庄稼长得好的很。金领子对孩子很好，对村民也好，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但对政府的人脾气不好。”他儿媳说道。

金领子的孙子叫“胡超”，我们平时叫他“超超”。他在计划生育最严的年代出生，他的名字让我联想到超生，名字成为了一种沉默的发声。

铁锤哐当哐当地砸着墓口，我全程静默。这几年，国家放开二胎，接着又放开三胎，或许以后生育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我们是最后一代”这是网络上很多人的声音，我不想生育，也不想混入这股合唱，以后，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生育？

奶奶感慨，现在生娃国家还会赏钱哩。时代变了，生女孩，赚钱；生男孩，赔钱。

春香给我说，他留的这些超生费的票据，等着以后政府还钱。

最近村里修建高速公路的地方被村民堵住了，原因是征地赔偿款没下来。几个村民像勇士般立在巨大的挖掘机面前，不让它越雷池一步。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是1925年鲁迅先生的呐喊，快一百年了，这人肉的筵席成为了流水席，吃一拨，走一拨，来一拨……

回村笔记10：

又一座坟被砸开了。一座坟，一口棺材，葬了两个人——一位母亲和她肚子里的婴儿。

这位母亲叫刘晓芳，1982年出生，24岁嫁到湘子店村。

我还记得刘晓芳结婚的时候，在婚房里，我看见她穿着红衣服，个子不高、人苗条，和我妈正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或许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向我妈提起这段记忆，她却不记得了。

周记叔是刘晓芳的丈夫，他和我们家是亲戚，我妈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周记叔要么背个背笼，要么骑个自行车，要么骑个摩托车去把刘晓芳接回来的。我爸和我妈结婚时，我爸背着背笼把我妈接回来，那是1991年的时候；我猜想周记叔是骑着摩托车去接的，因为那一年是2006年，摩托车在村子正兴。

刘晓芳来到湘子店村的头一年就怀孕了，村医说，这一年母婴保健政策才开始施行。刘晓芳有妊娠高血压，视力变得有些模糊，村医让她和家里人去县城签个合同享受母婴保健政策，还没得及签，她就要分娩，家里人把他拉到了镇上的卫生院。

当时银花镇卫生院，有一个女的叫周艳珍，是河南（村名）人。医院有个谢医生，正在给人包红伤，周艳珍去他那里拿了钳子。有妊娠高血压的孕妇在分娩的这段时间最危险，娃要出生，大人没力气，娃就生不出来。周艳珍意思是把娃的生命灭了，把大人保下。经家里人同意，她就把钳子伸到刘晓芳的子宫，把娃抓烂，往出拽，娃没得了，大人承受不了，最后大人也没得了。

当时村子去了几十名村民在银花镇卫生院闹。医院院长叫李登高，他们让李登高跪在刘晓芳的尸体前，弄了一张白纸缠到他头上，让他跪着烧纸。最后医院给了三万块钱，事情才了结。

刘晓芳死的时候25岁，我奶奶说婴儿刚露出了头，就再也出不来了。在他们死了十六年后，村里人合力把她们的棺材从墓洞里拖出来，婴儿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却以零碎的尸骨到达这个世界。“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在秦岭腹中的湘子店村，将以什么方式去往大山外的世界？

我面对着这个腐朽不堪的棺材，大家用木板七拼八凑地将它箍住，凑合着挪到三十米开外的新坟。

我向村民打听刘晓芳的过去，说她死的冤，谈及她为什么会死？有以下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时代所致，放到现在就死不了；第二种说法是没来得及签母婴保健政策的合同；第三种说法是医院耽搁了；第四种说法是周记叔在外打工，家里人不提前让刘晓芳去县医院住院，一家人舍不得钱；第五种说法是自身体质差，拿着生命代价去生娃。

从时代到集体、从集体到家庭、从家庭到个人，直至让新生命胎死腹中。在因高速公路而迁坟的众多坟墓主人之中，婴儿是最小，他/她本该生于2006年。

我向刘晓芳的婆婆打听关于刘晓芳的过去时，她说：“提她干什么呢？如果你周记叔在家的话，估计连提都不敢提！”

我想到在迁坟现场，刘晓芳的娘家人坐在一边心事重重地看这眼前的一切；周记叔看见我在用摄像机纪录，有些不高兴。刘晓芳和婴儿的死，十六年来都是这个家庭的禁忌，苦难深深埋藏在每个人心里，像被再次被捆扎紧实的棺材一样，被迅速地丢进另一座坟墓，墓口又被封死，等待时间一点点让一切腐烂全无。

剧照、海报由导演提供

编辑：张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