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9月8日，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学术研讨会“城乡融合发展与人居优化”在合肥召开。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建中作题为《要素流动视角下大都市圈乡镇地区收缩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的学术报告。
本文字数：532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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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中
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1
研究缘起
在参与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项目的过程中，课题组逐渐关注到收缩现象的研究价值。早期的人口收缩现象在东北、西部等地区较为明显，但如今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出现局部收缩趋势。据现有研究数据统计，长三角地区已经有多个城市出现了人口收缩，还有一些城市面临潜在的收缩风险。学者们对出现收缩的原因给出了多种解释，如区域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生活成本与公共服务设施、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与集聚能力、产业结构单一或资源依赖、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因素仍不足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需要更深入的探究。
此外，课题组已在相关研究中通过识别大都市区多层网络探索了不同空间活动形成的网络关系。在对上海大都市圈网络外部性的借用规模分析中，通过对通勤和非通勤联系的考察，该地区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的规律。但如果仅依据现有城市或区级别的统计单元，难以全面解释区域内复杂的空间动态和具体现象。通过相关数据进一步深入乡镇层面进行分析，或许可以加深对这一地区收缩现象的认知。
图片来源：黄建中,许燕婷,胡刚钰,等.大都市圈网络外部性的借用规模分析——以上海大都市圈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4,31(03):16-23.
从宏观背景来看，收缩现象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客观趋势，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而越发凸显，也正逐渐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与新常态。尤其是当下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收缩可能成为未来长期需要面临的问题。《2019年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也对收缩型城市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我国城乡发展的理念经历了多次转变，由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转变为要素流动和城乡互补的双向融合。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通过对城乡融合政策的梳理，可以发现几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一是体制机制；二是政策体系；三是城乡要素流动；四是区域协调。
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完善体制机制无疑是核心问题。当前城乡要素是否能够顺畅平等流动，不仅仅受市场机制的影响，还受到诸多政策因素的制约。因此，完善体制机制成为决定要素流动的关键。
有学者提出收缩的本质在于地区对发展要素集聚能力的下降，导致要素长期外流，这将对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在要素流动视角下对收缩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劳动力、资金、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以及信息、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机制。不仅要识别收缩地区及其特征类型，更重要的是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问题。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收缩对人居环境的影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虽然收缩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但也提供了调整和优化的机会。比如不少学者提出“城市生态再造”的概念，这意味着在应对收缩时，可以更有意识地优化和重塑城市和乡村的生态系统，这也是要素调控和空间治理过程中新的机会。
#2
人口要素流动下对上海大都市圈的观察
从人口统计的数据来看，上海大都市圈内已经出现了局部收缩的现象，尤其是在一些乡镇地区。人口收缩的乡镇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圈的外围区域和城市间的交界地带。有学者提出，收缩城市可能还表现为与全球流动空间连接的逐步弱化甚至是中断，但是对于这一理论推测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从“城-乡”和“乡-乡”人口流动网络两个角度入手，希望从区域空间网络关联视角，从乡镇人口要素集聚能力出发探究都市圈内收缩地区的特征和规律。
上海大都市圈人口收缩乡镇空间分布（根据2022年上海市、江苏省与浙江省政府发布的《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规划范围包括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舟山在内的“1+8”市域行政区域。课题组共划分出428个城市街道与485个乡镇。）
从“城-乡”人口流动网络的角度来看，上海和苏州的市域内部的城乡人口联系比其他地区更加频繁，这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可能较高。虽然在都市圈各区县单元内部的城乡联系较为活跃，但跨城市和跨区域的联系相对较少，这一现象可能与行政区划的影响有关。
“城-乡”人口流动网络各乡镇中心度等级分布
“城-乡”人口流动网络各乡镇联系强度
对比人口增长的乡镇可以发现，大多数人口收缩的乡镇在“城-乡”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能级相对较低。人口增长超过30%的乡镇往往中心度较高，而在人口收缩的乡镇中，虽然网络能级普遍较低，但也有少数能级较高的乡镇出现了收缩的现象。这种情况也说明乡镇的人口收缩与其在流动网络中的能级和要素集聚能力并不完全相关，对于收缩乡镇的机制探讨还应考虑其所处区域内的多种因素。
在“乡-乡”人口流动方面，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乡镇之间的流动相对频繁，还出现了跨区域流动的现象。大多数人口收缩乡镇在“乡-乡”流动网络中的能级也相对较低，表明在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性较弱。然而，也有部分收缩乡镇通过与周边乡镇的联动发展，在“乡-乡”人口流动网络中呈现较高能级。这也充分表明乡镇之间的要素流动仍蕴含着未被挖掘的特征和规律。
“乡-乡”人口流动网络各乡镇中心度等级分布
“乡-乡”人口流动网络各乡镇联系强度
从人口流动网络的角度来看，上海大都市圈的收缩乡镇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1
“低-低”型：
“城-乡”与“乡-乡”人口流动网络中能级均较低，这也是绝大部分收缩乡镇的特征，该类型乡镇在区域空间网络中形成了明显的“凹陷”现象，说明这些地区在网络中的较低能级导致人口和要素流动受限，由于集聚能力不足未来仍可能持续收缩。
2
“高-高”型：
在“城-乡”人口流动网络与“乡-乡”人口流动网络中均具有较高能级，与周边城市、街道以及乡镇的人口联系频繁。尽管这些地区人口数量仍在减少，但在城与乡、乡与乡的人口流动网络中都有较强的集聚能力，这种现象较多出现在紧邻中心城区的乡镇或旅游开发区等地。这些地区是否会继续收缩，还需要结合其他条件深入分析。
3
“高-低”型：
在“城-乡”人口流动网络中能级较高，但是在“乡-乡”人口流动网络中能级较低。这些乡镇与城市街道有着紧密的功能联系，但是与周边乡镇的互动较少。这些地区由于自身资源禀赋等原因，城乡人口联系频繁，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人口数量的变化可能并未真实反映其发展状况。
4
“低-高”型：
在“城-乡”人口流动网络中能级较低，但是在“乡-乡”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能级相对较高，与周边乡镇的人口联系频繁。这些地区与周边乡镇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主要以乡镇组团的模式协作发展，但未来也可能受发展动能不足的影响造成人口继续流失。
#3
基于要素流动的收缩地区研究思考
从人口要素流动网络的分析中，尽管可以看到一些收缩现象的特征和趋势，但单一要素并不能全面解释其形成机制。因此，研究收缩地区时，除了人口之外，还应综合考虑其他要素的流动，如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需要通过多维度的要素流动分析进一步扩展对收缩现象的认知。
首先是“收缩”概念与内涵的本土化问题。一些国际研究通常以一定的人口规模、人口流失比例等为标准来界定收缩城市或区域。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这样的标准可能未必完全适用，尤其是我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模式、行政划分和统计标准都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和统计数据，探索更适合的定义，避免简单移植国外的标准。
其次是仅靠人口变化进行测度具有局限性。人口流失只是收缩的表面现象之一，背后可能涉及更复杂的要素流动和空间治理问题。收缩本身是一个综合概念，单纯基于人口流失的识别方法可能存在偏差，而且无法揭示除人口以外其他发展要素间的耦合关联性。
仅对收缩现象进行识别或认定显然还存在不足。收缩地区的研究还有更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包括基础性的研究议题、空间上的研究议题，以及规划干预和治理上的研究议题。结合已有的研究，主要列举四方面供参考：
一是城乡边界的科学界定以及相关统计制度等基础性工作的完善。在统计人口和实体区域时，常常存在数据不一致的问题，统计范围与实际区域往往无法精确对接。因此，需要明确如何划定城乡范围，并且经济数据和产业数据也需在这些范围内具有一致性，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基础性议题。
二是收缩地区的概念界定、特征识别与动态监测。收缩的定义应进一步明确。而且，收缩是否仅仅通过人口流失来定义，还是要结合其他要素特征共同表明区域的收缩状态？除了识别问题，还应结合研究拟定的内容和指标，建立动态监测平台，长期跟踪收缩地区的变化。
三是多尺度、多维度收缩现象的理论认知、框架构建。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讨论的重点和理论框架会有所不同。如在宏观尺度上，可能更侧重于城镇化趋势的判断；在区域范围内，则更多是城乡关系和收缩类型的探讨；而在微观层面，比如具体的收缩城市或收缩乡镇，则可能更聚焦于其发展方式的转型研究。因此，讨论收缩现象必须注重空间尺度的差异性。此外，从维度上来看，还需要叠加一些趋势和背景因素。例如，有些地区目前可能并未被认为是收缩地区，但如果将人口收缩趋势，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以及经济下行的压力叠加在一起，就可能会出现出不同的收缩趋势。因此，综合、全面地理解收缩地区的现象和发展趋势，不仅需要从多尺度进行分析，还必须考量多维度的因素。
四是动态适应的规划干预机制、实施评估与空间治理。相比于其他学科，规划的目标不仅是特征识别和机制解释，还需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而在收缩背景下，尤其是在要素流动的层面，如何建立动态适应的规划干预机制，是需要重点思考的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要素有着各自独特的流动特征，因此研究范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人口要素的流动是相对容易进行量化和追踪的，许多研究已经围绕人口流动模式开展，但其他要素的流动则有很大区别。例如，土地要素的流动并不像人口那样自由。在全国范围内，土地的使用和流转受到严格的制度限制，不是由市场自由选择所主导的。跨省流动需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而在省内，土地指标的流动并非在城市间自由进行，通常需要集中到统一的交易平台交易。因此，土地要素流动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政策、法规及土地管理制度等因素，而不能仅依赖市场行为分析。
再如产业要素的流动，需要从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产业流动不仅涉及企业的选址和迁移，还包括上下游环节的资源整合、区域优势的利用，以及全球和区域供应链的嵌套关系。此外，技术和信息作为新型要素，它们的流动具有高度的跨区域性和全球性，更多依赖于网络和数字化平台的传递，远远超出传统要素的流动范畴。
以浙江为例，由于其西部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该省在土地、产业等要素流动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以适应其独特的发展需求。2003年，浙江省全面启动的“八八战略”中，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山海资源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积极实施“山海协作工程”, 将省内的“海”（经济强县）对“山”（欠发达县）进行结对帮扶，形成陆海统筹的更强合力。2012年，浙江省提出“飞地”概念，推动了山海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山区县作为“飞地”的流出方，负责保障土地、占补平衡、能耗等指标。而沿海县作为“飞地”的流入方，负责提供建设场地、招引产业、并提供必要的管理经验。
例如，衢州市的衢江区与宁波市的鄞州区通过结对帮扶的方式，推动了两地的要素流动和经济互补。从统计数据来看，衢江区2000年以来总人口减少11.25万，2022年末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7‰。而鄞州区2000年以来总人口增加了27万,2022年末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通过这一结对帮扶的合作模式，鄞州区获得了相应的土地指标，衢江区则增加了财政收入。衢江区获得的这些资金中有80%用于反哺当地的“三农”。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小田变大田、旱田变水田，“满天星”变“百千万”，散落的土地通过整治成为了连片的高标准农田。近年来，全区共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1120亩，新垦造耕地4.12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9.2万亩，原来的荒地也被成功改造。此外，土地流转入股的模式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鄞州区和衢江区合作共建的飞地产业园在推动两地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该园占地1500亩，双方共同投入6000万元，这也是全省首个投入运营的产业飞地项目。
这一案例表明，土地要素流动不仅促进了地方财政和农业发展，还带来了产业合作和技术创新的机会。当然，这类飞地模式的土地要素流动仍不多，大多数地区仍然需要依赖省级平台来进行土地指标的交易和流动，实现真正的土地要素畅通流动仍然面临诸多障碍。此外，关于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等问题也还有待更加深入的讨论，而这两个问题在土地要素流动中同样复杂，涉及更多的法律、政策和利益协调。
#4
小 结
综上所述，研究认为在收缩现象的研究中需关注以下重点问题：
1
应高度重视收缩现象对于城乡融合和人居环境优化的影响；
2
要加强要素流动视角的收缩机制研究，构建本土化的理论框架；
3
不同要素的研究范式存在差异，干预的路径和程度有很大区别；
4
要实现城乡要素畅通与平等流动，重点在于体制机制的突破；
5
要关注空间尺度和区域发展差异化的收缩特征、趋势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城乡发展方式转型的研究。
以上粗浅的观察和思考，定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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