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的颜色》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这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崩塌，如同一场震撼世界的地震。这个已经“消失”的国度，留下了无数尚未被探索的传奇，也仍然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和伟大的记者之一。在四十余年的驻外记者生涯中，足迹遍及一百余个国家，其作品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获得五十多项国内国际大奖，六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卡普希钦斯基年轻时最想做的事是“跨越一切可能的边界”。他在《十一个时区之旅》中记录下了自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穿越荒凉的西伯利亚、南方的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各共和国，再到八九十年代穿越整个苏联的广袤地域，走遍十五个加盟国的旅程。
他在这个疆域横跨十一个时区的超级大国——苏联不断探寻，努力抵达时间、力量和机会允许他抵达的一切地方。他记录下一个真实、多样、充满矛盾的苏联，与此同时，也在努力寻找着异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即使在最极端的流血冲突中依旧无法被磨灭的人类共同的善意。
“人们最渴望、最期待、最崇敬的，正是这种无条件的、完全的、绝对的——无边界。”
01
《潜行者》
我与帝国的第一次邂逅发生在一座桥附近，这座桥连接了波兰小城平斯克和南部地区。那是1939年9月底。战争无处不在。村庄正在燃烧。人们在沟渠和树林里躲避空袭，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庇护。死马横陈在路上。一个男人建议说，如果想继续前行，就得把它们挪到一边。死马很重，为此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汗水。
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把所有白色的动物视为神圣，他们相信，杀死白色的动物是犯罪，会招致死亡。他们把白色的西伯利亚视为神殿。他们对着平原顶礼膜拜，向风景致以敬意，他们时刻恐惧着，担心从那白色的深渊中，死亡降临。
这次旅行中，我去了当时还隶属于苏联的一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我注意到了什么？那就是，尽管受到当局僵硬严格的束缚，那些小小的、古老的乡土国家依然成功保留了它们的某些传统和历史，还有它们隐秘的骄傲和尊严。在那里我发现，一块东方地毯沐浴在阳光下，其中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古老的色彩和原始设计中引人注目的多样性。
西伯利亚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但我们遇到的西伯利亚人克劳迪娅·米罗诺娃认为，西伯利亚是庇护之地，是自由之岛。难以估量的距离、广袤的针叶林以及道路的匮乏为人们提供了与世隔绝的便利，提供了避难所，使人能够消失在视线之外。
白俄罗斯是一个平坦的国家，如宁静的大海海面一般，有无数阿吉耶夫寻访过的那种小城镇。夏天，蓝楹花带来绿色和蓝宝石色，冬天，乌鸦和雪带来黑与白。白俄罗斯是一个农业国家，一个农民的国家，白俄罗斯语正是在乡村中得以保留。
02
亚美尼亚人对时间的度量与我们不同。他们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历了第一次分裂。他们的复兴发生在我们这个纪元的第四世纪。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时间比我们早七个世纪，用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时间比我们早一千年。但和埃及、苏美尔和拜占庭一样，亚美尼亚也上演了这个地区的典型剧本，其本质是缺乏历史连续性，即国家的历史中突然出现空白的章节。
《石榴的颜色》
我们经过一个村庄。塔吉克妇女们停下来，转过身背对着汽车，用手遮住脸。革命将这些面孔从遮挡中解放出来，妇女摘掉了面纱，但这种反射性的动作却保留了下来。在杜尚别的大学里，我认识了罗查·纳比耶娃，1963年，她成为第一个获得学术学位的塔吉克妇女。她论文的主题是废除面纱的斗争。这场斗争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数百名揭下面纱的妇女被杀害，被巴斯玛奇分子公开处决。有一点很有趣，人类的本质确凿而恒常，却在不同纬度的地区产生了如此矛盾的风俗。在某些文明中，男人的雄心是尽可能地展示女人的脸，而在另一些文明中，则是尽可能地将其掩盖。
布哈拉是棕色的，是太阳下烧制的黏土的颜色。撒马尔罕则是浓郁的蓝色，是天空和水的颜色。布哈拉是商业的，嘈杂、具体、物质；是商品和市场的聚集地，是一个巨大的仓库，是沙漠中的港口、亚洲的腹地。撒马尔罕则充满灵感，抽象、崇高而美丽；它是专注和反思的城市，是旋律和画面，面朝星空。埃尔金告诉我，必须要在月圆之夜去看看撒马尔罕。那时大地黑暗，但所有的光线都被城墙和塔楼吸收，城市开始闪烁，然后向上飘浮，像一盏灯笼。
在帖木儿的帝国里，最好的避难所就是才华。帖木儿把才华引入撒马尔罕；他招揽每一位艺术家。他不允许任何一个携带着上帝荣光的人受到伤害。艺术家们开花结果，撒马尔罕也兴旺发达。这座城市是他的骄傲。在其中一座城门上，帖木儿命人刻下这样的话：如果你对我们的力量有所怀疑——看看我们的建筑！这句话比帖木儿多活了很多个世纪。直到今天，撒马尔罕仍以其无与伦比的美丽、其卓越的形式和艺术天赋震撼着我们。
03
几个世纪以来，在整个俄罗斯的历史上，沙皇都被视作字面意义上的神。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一部沙皇的法令要求将沙皇的肖像移出东正教堂。沙皇的法令！没有这个法令，没有人敢动这些肖像，或者毋宁说是圣像。即使是巴枯宁，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煽动分子、雅各宾派和炸弹制造者，也把沙皇称作“俄罗斯的基督”。正如沙皇是上帝的代理人一样，列宁和斯大林也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代理人。直到斯大林死后，全能者的统治才开始了缓慢的世俗化进程。世俗化——伴随着全能权力的逐渐削弱。
在这样的国家，只存在一种利益，那就是国家利益。其他一切都无情地屈从于它；其他一切利益都会遭到彻底打压。而现在，国家这一垄断势力突然不可逆转地崩溃了。随即，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各种利益，大的，小的，私人的，集体的，民族的，都抬起头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地位，并强烈要求早已被剥夺的权利。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它们的矛盾和冲突会通过经验丰富、屡经考验的公共机构来解决或缓和。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世界上有两种世界地图。一种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发行的。在地图的中心位置，是被大西洋和太平洋包围的美洲大陆。苏联被切成两半，低调地出现在地图两端，免得它那庞大的体量吓到美国孩子。莫斯科地理研究所则印制了一版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图，它的中心位置是苏联，它如此巨大，大得让我们喘不过气，而美国则被切成两半，低调地分布在地图两端，免得俄罗斯孩子们想，天哪，这个美国真大！
幅员辽阔，可以解释并赦免一切。当然了，如果我们是瑞士那样的小国，这里的一切也能像钟表那样运转。看看荷兰有多小，让一个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国家实现繁荣，那简直易如反掌。但在我们这儿，你不可能让人人都得到满足。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或许是俄罗斯最了不起的哲学家，他这样解释沙拉莫夫和维斯伯格在面对一个压迫的世界、面对他们所身处的“另一个世界”（赫林·格鲁津斯基）时所表现的不同立场：“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期，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就已泾渭分明。如果东方文化建立的基础是人对更高力量、对超自然的果断屈从，那么西方则恰恰相反，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发明，这产生了广泛的、自发的创造力。”
早在三十年代，波兰历史学家J.瓦兹维奇就说过，“没有乌克兰，莫斯科将沦为北方的荒野。”乌克兰的未来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二是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发展顺利，乌克兰将获得绝佳的机遇，因为它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人。它是一个拥有五千多万人口的大国，强大坚韧，雄心勃勃。
04
《持相机的人》
相信权力的神秘性，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信条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沙皇的肖像还作为圣像悬挂在教堂里。继任者顺遂而欣然地接受了这一传统。领袖的生活被最大程度地包裹在神秘中。他们走路僵硬，不苟言笑，始终保持沉默，目光定格在空间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上。
二十世纪不仅是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时代，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去殖民化时代：一百多个新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一整个一整个大陆赢得了至少形式上的独立。第三世界诞生了，人口大爆炸开始，欠发达国家的人口以三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隐忧。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富于攻击性的、拥有无上权力的、彻底的非理性。一旦有所沾染，一个人便会失去理智。他的头脑中燃烧着一堆圣火，等着献祭者前来。每一次平静对话的尝试都会失败。他要的不是对话，而是要你宣布同意，承认他是对的，加入他的事业。否则你在他眼里就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存在，只有当你是工具、是手段、是武器的时候，你才算数。没有人——只有事业。
耐人寻味的是，如今，只有当盲目的民族主义、动物性的种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卷入战局时，流血才会发生，这将是二十一世纪天空中的三朵阴霾。而社会结构转型及其伴随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则要温和得多，确切地说是不会流血的。
未来学深陷危机，已经失去了声望。几千年来，人类的想象力是被一个狭小、简单和静止的世界塑造的，今天已无法把握也难以追赶周围飞速变化的现实。特别是由于电子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增长，现实中的万事万物变得越来越多，数以百万计的微粒、元素、单元和生命都在不停地运动、争斗，形成新的构造、排列和组合，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把握，无法阻止，也难以描述。
第一手的见证，抢救式的记录
解密复杂到难以想象的苏联帝国
“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座活火山，
没有迹象表明它会进入蛰伏期”
特别收录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记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