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忠：情系贺兰山八号泉

原创：王新忠

战友聚会合影

情系贺兰山八号泉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贺兰山军营中度过的。尤其在八号泉原陆军二十师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生活的4年半，在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40多年来，多少次梦回贺兰山、梦回八号泉。2024年6月中旬，原步兵五十八团机关部分战友银川再聚首，实现了我探视贺兰山军营的愿望。

银川战友孙建峰、高勇、李春芳等，为这次聚会联谊活动做了充分准备，还特别邀请远在广东省中山市和山东省青岛市的魏兆庆团长、孟祥瑞副政委两位老首长返回银川参加聚会联谊活动并参与指导外地战友接待活动。老政委李文焕带病参加欢迎会，师副参谋长程发林，老团长张民选、老政委杨泉麓自始至终全程陪同前来参加聚会联谊活动的各位老战友。

在孙建峰等银川战友的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下，来自江苏、湖北、山东、四川、重庆、甘肃等省市的战友及军嫂，于6月12日探视了阔别多年的贺兰山清水沟及八号泉军营。尽管我曾居住的师政治部宿舍再无踪迹，但师办公大楼、大礼堂依然矗立。傍景留影、触景生情，一次次激活起心中尘封的记忆。

五十八团（守备一师一团）政治处战友合影

迷人八号泉

根据全军战备部署，原陆军第二十师于1970年5月奉命进驻贺兰山。最初，师部及师直属部门以及相关单位驻守在一条隐蔽的山沟里。因沟的上游有8个泉眼汇聚而成的一泓山泉，故取名叫八号泉。从此，八号泉就成为师部机关所在地的简称。1976年初冬，我调任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当时，政治部机关宿舍就位于山沟的中部靠西侧。山沟底部亦即泉水涌出的地方，驻守着师直通信连、特务连（后改为警卫连）。泉水沿小溪潺潺流下，最初便经过政治部宣传科宿舍门前。在这里，清晨听惯了连队干部战士沿路出操的脚步声。宣传科宿舍对面东南侧是师文体队，东方微亮就有宣传队战友在练声、练功，而篮球队战友跑完早操也会在球场上练习运球和投篮。

宿舍对面隔溪而望的山坡上是大礼堂，每次部队正式集会或观看电影与宣传队文艺演出都在这里。大礼堂东北是师机关办公大楼，靠近办公楼大门的山沟里是司令部和后勤部宿舍。与师机关办公楼隔沟相望的是宁夏煤炭基建公司所属八号泉水泥厂，这也是八号泉区域唯一的一个地方单位。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的路上，时常能听到厂里传出的机器轰鸣声。

政治部机关宿舍，依山势地形盖了三排平房。最前排是宣传科、文化科、直工科，中间一排是组织科、干部科、秘书科、保卫科，最后一排是主任、副主任宿舍。政治部机关食堂和操场则在宿舍以北，这里是每日三餐、出早操及业余时间锻炼的好地方。

初到八号泉，顿感耳目一新。虽然仍居住在山沟，但却过着类似城市的生活。每天跨过山溪上的小石桥，沿山边小路到机关办公大楼上班，下班便回到政治部食堂就餐。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每周能看两场电影、灯光球场能看篮球队比赛、大礼堂能观看师宣传队精彩演出。

三人合影，曹玉和李晓明王新忠

真情宣传科

几年中，接触最多且印象最深的就是宣传科的领导和同事。科长谭发科（后相继晋升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来自兰州军区政治部机关，他平时严肃认真，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宿舍，同干事们谈论的多是工作，很少涉及私情生活。副科长杨耀斌见多识广，业余时间常同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同时期的干事有王清、王志刚、张玉柱、黄银山、张玉安、李学时、范立东、李晓明、袁宁等。按工作分工，有管部队干部战士宣传教育的、有管新闻报道的、有管组织机构建设与干部队伍管理事务的，大家工作生活天天在一起相处很融洽。当时，恰逢文化科刚刚从宣传科分离出去，承接了部队文化建设，文体队、电影队管理和电影放映、广播放送等工作。

在宣传科工作生活中的感人故事很多，最难忘的是科长送我的结婚“礼物”。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风俗简朴，尤其是结婚习俗与今时大不同。当时，我未婚妻在家乡邮电部门工作。1977年底，我准备利用休探亲假机会回山东结婚，科里的同事得知后便商议送点纪念品。谭科长作了一个决定：送我们两本毛泽东著作。他要我留下家中通信地址，让科里的干事到石炭井给我邮寄两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做纪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后，是由兰州军区调用直升飞机送到步兵五十九团驻地附近的临时简易机场，由我联系协调并专乘运输连汽车拉回师部的。当时，除师机关和直属队干部战士人手一本外，剩余几百本都放在由我管理的宣传科库房里。我对科长说：“不用寄了，我直接带走两本就行。”谭科长认真地说:“组织寄给你，意义不一样啊!”果然，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两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至今，我还精心收藏保存着。

爱兵师首长

在八号泉师机关工作的岁月里，同师首长接触时间较多，各位首长对身旁的干部战士非常关心，尤其是赵国成、刘兴业、阎道明三位副政委，业余时间常到政治部宿舍区与干事们聊天。同政治部干事们接触最多的，便是周永顺副政委。他是从政治部秘书科干事、副科长晋升步兵六十团政治处主任，又破格提拔为师副政委的（后任五十九团政委，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兼新疆军区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退休前至中将军衔）。他任师副政委后，一直在政治部食堂就餐，从不到师首长小灶去吃饭。政治部的干部，几乎天天可见到他，他还时常参加宣传科的党小组会议。

周副政委晚饭后没有工作安排或周末不回大武口家属院，便常到宣传科与干事们闲谈聊天。有一次周末晚饭后，我和王志刚、黄银山三位陪同他玩扑克“争上游”实行记分制，谁先输掉一百分就钻一次桌子，然后再重新开始记分。我们谁输了自然钻桌子，轮到周副政委输了一次，他主动要求说：“我个子大，你们这桌子太矮不好钻，干脆给我脸上贴纸条吧!”黄银山干事立即撕了个纸条贴到他脸上并继续游戏。作为年轻的师首长，周永顺副政委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工作勤奋、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受到干部战士的一致拥戴和好评。有一次，他到工兵营一连蹲点又带上了我。他同连队干部战士同吃同住，找连队干部座谈了解思想工作情况，参加连队政治学习，亲自讲政治课，深受干部战士欢迎。

发奋学文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解决部队干部战士文化程度较低，弥补地方学校因停课多年所造成的缺失，部队增设了文化课。为此，总政治部专门编发了统一教材，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师、团每年在教导队举办文化教员培训班，培训各连队选送的文化教员。结业后，由文化教员回到各自连队进行文化课授课辅导。当时，师宣传科由袁宁干事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并兼任师机关文化教员。我和李晓明干事，是宣传科学习文化课最积极的两个人。虽号称“老三届”高中生，但实际上却有两年没上文化课了。我俩各备一套文化教材，不仅业余时间坚持学习，在机关上班无其他安排时也暗自学习。

由于我俩不分管文化教学工作，自学文化不敢明目张胆，生怕被科长发现后批评为不务正业。我们特别想把“文革”之中停课耽误的学业补回一些，尤其对数学、英语的学习下功夫较多。利用这段时间，我们自学了中学数学课应有单元课程，还读了大学的微积分等内容。英语学习坚持每天背会几个单词、借助《英汉字典》翻译几个句子，也颇有收获。然而，由于时间长了得不到有效应用，大部分又忘记了。

两人合影，王新忠、陈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