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是中国面对全球形势重大变局和挑战时的主动策略。“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国富民强已经实现，“挨打”和“挨饿”已成为过去式，但是“挨骂”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什么是好的中国故事？如何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建设国际话语权？我们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宏观指导以及实践层面的微观聚焦，还需要从方法论层面对这一问题展开历史的省思。方法论的总结源自于实践，若将目光对准上海6000年的悠久历史，对准文汇讲堂同名系列讲座“上海6000年”中多学科学者的论述讲解和多层次传播，我们发现其丰富多维的发展历程能够为思考上述问题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借鉴和指导——我们可以围绕上述问题深入思考好的中国故事应具备哪些基本特征。
鸭嘴壶是上海马桥文化的独特器物，积淀着上海海纳百川的精神气质
开拓创新：中国好故事的精神内涵
上海的史前区域中有一条冈身，起自嘉定，贯穿闵行马桥，直至金山柘林。这条冈身经考古测定是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间的古海岸线，其西其东大部分地区是在4000年前后逐步淤积而成。伴随着现代长江三角洲的不断发育，上海的平原区域逐步向海拓展、向东延伸，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城市生存空间。在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上海地区的先民或许是最早的开拓者。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开垦陌生环境，播下了开拓精神的种子。这种精神，正是上海先民在文明起源阶段所彰显的宝贵品质，也是上海发展史上的重要文化基因。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先民在冈身上开疆拓土，建设上海家园
打动人心的民族故事应该具备深厚的、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精神意蕴，上海历史中所呈现出的这种开拓精神正是把握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关键切入点，中国好故事应该呈现出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涵。放眼中华大地，回顾历史，中国人凭借这股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决定民族命运的选择。
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标志着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开放世界迈出重要一步，为后世中外文化交流和经贸发展创造了条件。隋炀帝时期中国人以开拓的魄力启动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工程，极大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经济发展，为后世唐宋繁荣奠定了基础。明成祖时期，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体现了中国人以开拓精神拥抱海洋、探索海外世界的胆略。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开拓创新的精神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正是革命先辈在面对复杂国际国内局势的情况下，以坚定的开拓精神和理想信念打开的革命新局面。面对革命初期的挫折，中国共产党打破传统军事战略的路径依赖，开辟出以根据地为基础、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政党、军队、政权建设相统一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赢来了历史性转机。面对日军侵略与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再次发扬开拓创新精神，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开展生产建设、组织群众，坚持抗战。通过这一创新性的社会-军事实践，中国共产党成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围绕社会关系改造与生产力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尝试，确保新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积极回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以巨大的开拓勇气和战略眼光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选择。这一决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将中国带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带来的重重挑战，一方面重新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判断，并围绕新的社会矛盾出台新的举措，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创建新的世界秩序做出中国贡献。
通过回顾历史可知，世界若要更好理解当代中国的积极变化，须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开拓创新精神如何克服危机的主题线索，揭示中国发生积极变革的深层动力，争取更多的共情与理解。
积淀认同：中国好故事的身份意识
“上海6000年”系列讲座中讲到，城市形象是城市文脉的延续，而延续性文明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基石。上海的精神气质可以追溯至春申君的开拓智慧与民生情怀，二陆的理想执着与艺术追求，以及袁山松的英雄气概与无畏牺牲。无论是“春申”“华亭”还是“沪渎”，它们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强大的对外辐射力与对内凝聚力。城市的传统是历经岁月积淀与传承的文化基因，它不断塑造城市认同，构建其深厚而广博的文化底蕴。“春申”“华亭”与“沪渎”作为上海6000年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标识，凝聚了城市身份的高光时刻，成为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文化亮点。
申、华亭、沪，这些城市代称后都折射了上海城市文脉的气质
上海历史有力地表明，源于历史传承的身份认同，是其对外传播文化精神与提升辐射影响力的核心力量。这种核心力量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同样珍贵，基于传统追寻建构自身身份认同标识，既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根基，也是参与全球对话、引领国际认知的关键。上海历史呈现出的身份意识为我们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叙事的困境提供了启发。
近代以来，中国在叙述自身时的身份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即在于中国人开始通过西方视角来理解和阐释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进而在潜意识中以西方价值标准审视自我。而近代西方所建构出来的中国，是一个与现代发展背道而驰的落后中国，是一个面对现代文明无抵抗能力的软弱中国，是一个传统已无处安放、只能发挥审美功用的古董中国。在西方现代—传统二分的理解框架中，中国传统的价值和意义被迅速解构，中国唯有按照西方现代的发展方式才能获得新生，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将彻底淡出。
西方对于中国传统的看法甚至也影响到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的理解。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所谓传统就是中国的民俗仪式，对外讲述中国传统也往往围绕这些表面内容展开，但这很可能陷入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思维陷阱，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传统的刻板印象。
对中国传统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时的身份意识。新时代以来我们开始下足力气大力挖掘、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促进中国与世界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之于当代中国的深层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长期坚持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又提出“第二个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包括“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为我们理解阐释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人的身份意识提供了坚实基础。
放眼世界：中国好故事的自信包容
上海晚明时期的史学大家王圻编著了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其中就以一种开阔的世界眼光引入西学。他非常注意吸收世界范围内的新知识，率先使用了利玛窦传进中国的天文图像和地理地图，开同代知识分子之先河。诚如熊月之先生所言，王圻的“《三才图会》就像一个大蓄水池，把前人有关图的知识都汇集于此，成为集大成者”。比王圻小32岁的徐光启进一步发扬了王圻的兼收并蓄，提出“会通以求超胜”，强调在中西会通的基础上，既不拘泥于传统，也不盲从于西方，深刻影响并塑造了上海近代文明的内核。这种既避免故步自封，又拒绝全盘西化的态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信包容基础上的有意识进行比较研究、融会贯通的世界眼光。
王圻和徐光启都是上海晚明时期放眼开世界的先贤和典范
通过回顾上海肇始于晚明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世界眼光，我们能够进一步反思本民族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纵观近代以来全球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建立在自信包容基础上的世界眼光弥足珍贵。在资本主义力量从国家走向全球的历史背景下，后发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困惑。西方国家的进入不仅体现为武力—器物层面的优势，而且还伴随着价值观念层面的塑造。他们通过“文明”这一关键性概念，以自身发展模式为标准，将世界不同地区纳入“文明”、“半文明”以及“野蛮”的范畴，从而建构出一种文明等级论的叙事逻辑。
西方的“文明”话语影响深远，后发国家和地区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文明的尺度衡量本民族的发展，主张“全盘西化”的声音逐渐扩大。与之相对，持保守态度的知识分子对于前者的激进主张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回应，通过呼吁全面弘扬本民族文化以对抗西方入侵。但无论是全盘西化也好，还是恢复民族传统也好，事实上均存在着因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而不愿或不敢正视现实的缺憾，也无法在此种心理状况下形成一种比较融会的自信包容。
聚焦党史，毛泽东从青年时期便开始对全盘西化以及保守主义的流行思潮进行反思性批判。他认为世界各国和中国一样均非完美无瑕，因此需要在把握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同时对其改造，特别强调认识中国需要有一种世界眼光，“要戴改造世界的眼镜去改造中国”，即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发展趋势之中加以把握和理解，并吸取世界各国之所长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进一步思考集中体现在1944年8月中共中央就欢迎美军观察组延安之行做出的外事工作指示中。该指示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史上存在着排外和惧外两种错误观念，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交工作要有意识地摒弃此两种错误，“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从而树立“正确的民族立场，也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此问题展开持续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申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盲目地学”，“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并深刻地指出，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其立足点在于中国，“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毛泽东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思考为当代中国人世界眼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地融入世界，以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面向全球，博采众长，在比较中定位自身优势，发现自身不足，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我们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时，要凸显这种世界眼光及其背后自信包容的意识，让更多人理解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也愿意以发展成果回馈世界。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