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料少将”解方，彭总称为小诸葛，毛主席亲自改名。兰州事变的头号功臣。
历史在这一天拐了弯，“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场蒋介石逼出来的兵谏，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坚持的产物，那么，“西安事变”为何可以取得成功，仅仅是张扬二人的努力吗，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帮助呢？
1936年12月12日，在我国历史上作为多朝首都的西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兵谏“西安事变”，南京国民政府的委员长蒋介石被兵谏扣押了。这次事件,为实现我党“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对于基本结束国内十年内战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
但如今“西安事变”家喻户晓，而在西安事变当天，远在甘肃的兰州，东北军五十一军在解方的带领下发动了为声援“西安事变”而进行的“兰州事变”。其实,“兰州事变”作为“西安事变”的续篇,在中国革命史上,也书写了厚重的一笔。
“兰州事变”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人，是抗美援朝时期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将军。解方时任东北军驻兰州第五十一军参谋处中校参谋，是我党秘密派去东北军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秘密党员。
解方并不是他的原名，解方原名解如川，解方这个名字是毛主席亲自为他起的，解方1908年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的一个小镇，毕业于日本的一所士官学校，在东北军曾多次担任要职。在1955年授勋仪式上被授予少将军衔，位于少将之首。
解方将军与张学良相识颇深，深受张学良的器重，曾多次受张学良的委托，前往上海广西等地，秘密联络人员反蒋抗日，平时,在军队中积极宣传“团结抗日,抗击外敌,回心转意，救亡图存”的主张,受到了官兵们的信赖,是东北军中一位负有声望的中级军官。
西安事变得手后，张学良总部急电兰州，告知他与杨虎城将军合作成功扣押了蒋介石，并通告全国，申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下令五十一军采取相应行动，封锁交通干线，解除兰州当地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切断兰州地区与国民党的联系。
收到密电以后，当时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正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那将电报交给谁最合适呢？在解方的慎重思考下，决定将这封电报交给军参谋长刘忠干，刘忠干出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被称为“大中丞”的名门望族，在早年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后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东北军后思想进步，是张学良比较信任的人。
刘忠干见到电报后十分惊讶，一时间对是否采取行动犹豫不决解方将军在旁趁机规劝：“参座不必多虑，这次行动，应在预料之中”刘忠干听后大为疑惑。解方将军微微一笑,回答:“参座可记得,11月底张副司令去平凉路过兰州时,多次对我们讲,东北军再也不能和红军互相打仗了。请求老蒋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雪洗东北军的耻辱。老蒋如果不答应,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看来这次是得动硬的了。”
刘忠干听后慢慢地点着头,沉思了一会儿,说:“可兰州比不得西安,群龙无首啊!”解方见刘忠干已有应允之意,便趁机鼓动他:“军长和参座一向忠于张副司令,军长参加了“西安事变”,兰州,当然应由参座为首,执行张副司令的指示,配合西安采取行动,我们一定都听参座的!”停了一会，解方又说：“事不宜迟，为了避免走漏风声，还请参座早日部署”
刘忠干在解方的反复劝说之下，终于有了坚定执行的决心，当即召开了五十一军内部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中统一了五十一军军官的思想，在会议后决定发起行动，安排晚宴，诱捕兰州军政要员。
晚上7时，他们在五十一军军部设下晚宴，宴请兰州军政要员，下午5点过后，各方要员络绎而至，当天的宴会热闹非凡，兰州地区的重要官员都来到了会场，正当那些官员们吃得酒酣耳热之际，埋伏在周围的东北军士兵突然间到了宴会厅，此番变故着实惊着了宴会上的各个官员，五十一军宣布了对处长以上的军官实行“暂时隔离”，就这样，五十一军一枪未发，就顺利扣押了赴宴的官员，其中，被扣押的有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蒲等十余人。这场“鸿门宴”使国民党在兰州的指挥系统陷入了混乱。
与此同时，兰州城内枪声骤起，“兰州事变”开始了，五十一军的士兵们冲向机场、车站、办公大楼。解方率领部队包围了绥靖公署，解方在部队的掩护下，冒着冷枪的袭击，带头冲进了公署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将里面的电台及重要档案材料带回军部。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五十一军派出部队分别占领了兰州地区财产交通等要害部门，进行监视和戒备。
直到13日清晨，兰州城内的枪声才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兰州事变”扣押了以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为首的一干国民党军官。事变中，西北绥靖公署卫士队长高凤梧、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谋杨陟岗、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青、特务长周元等人被打死，俘虏一千二百多人，兰州的国民党军队和谍报机关被全部缴械，仅仅绥靖公署一地就缴获大小各类枪支上千条，兰州国民党报刊被勒令停刊，绥靖主任朱绍良则被张学良在西安扣留。
这时解方一方面代表五十一军对扣押的国民党军官及被缴械的士兵进行宣抚，一方面建议以五十一军及甘肃省政府的名义对张杨二位将军的“八项救国主张表示拥护。并将“兰州事变”的结果详细报告给了张学良将军，受到了张学良的嘉勉。
声援“西安事变”的通电发出后，在国民党政府内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东北军的爱国运动，受到了我党和广大百姓的高度赞赏，很快兰州地区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并发放宣传团结抗日的传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兰州开展起来。
由于这次行动在解方有力地推动和引领下，兰州百姓并未受到多大惊吓，五十一军有效且迅速地控制了兰州的形势。
“兰州事变”的成功一方面是解方将军的有效推动和领导，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卖国政策人心丧失，张学良的抗日救国主张顺应民心，由此可见，我党所积极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历史大势与民心所倾。解方在事变中巧妙地运用了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与其所处的有利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事变”的成功封锁了陕甘地区的交通要道，为“西安事变”减轻了后顾之忧，让张学良在谈判上处于有利地位，多了一个筹码。
解方在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位于少将之首，但有人因解方战功卓越，多次担任要职，认为少将军衔过低，对此解方却并不在乎，他曾说：“只要能干革命，授不授衔无所谓，我很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