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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将自身文明存续下来的国家，其他三个都在异族入侵或者自然灾害中逐渐走向消亡。然而，尽管中华文化一直保留，但中间也曾出现过几次因为异族入侵而亡国的情况，因此便出现了“中华文明中断过”甚至“某年之后无中国”这样的争议。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被同化的征服者
中华文明第一次遭到的巨大危机，是在南北朝时期。
当时，三国的战乱几乎将国家人口和资源消耗殆尽，而新的大一统政权晋朝却显得有些“能不配位”，到了第二代就完全管不住了。好不容易恢复的那一点元气，又在“八王之乱”中被耗了个精光。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趁虚而入，在一轮又一轮猛烈的攻势中，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晋朝君臣不得不举国南迁。
北方领土全面沦陷后，中原大地进入了黑暗的五胡乱华时期。在西晋时期一直受汉人压迫的胡人好不容易翻了身，自然也想体验一把统治阶级的瘾。于是立法规定“胡尊汉卑”，还动用了两套不同的体系来分别管理胡人和汉人，从制度上体现出胡人的“尊贵”来。
然而，这样的方式显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弹。为了迫使汉人屈服，胡人起初采用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暴力杀戮，但这样的方式除了白白损耗劳动力外对汉人接受他们这套体系起不到一点影响。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在中原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胡人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汉人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制度都比胡人的要更能适应更高的生产力。如果胡人想要可持续性地享受长城内的资源，就必须做出一些改变，否则等把地大物博的中原消耗光了，那这边的生活跟艰苦的塞外也没什么区别了。
于是，各族胡人们开始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努力融入到汉人的社会中去。不少的胡人为了取得汉人的信任，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统治阶级为了更加方便管理，不少都声称自己原本就是汉族，一个匈奴政权的领袖刘渊还宣称自己是“汉室正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胡汉之间开始通婚，血统之间的界限开始逐渐变得模糊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胡人发现汉人其实相当好相处。他们的民族认同并不全看血统，更是一种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认同。只要充分尊重汉人的文化，长相差距再大也不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
事实上，当中国北方在进行民族融合时，南方的汉族同样在与其他的异族人进行融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原地区是汉人主要的分布地带，南方人口则更多是一些山越、五溪等少数民族。永嘉之乱后，大量的北方汉人前往南方，南方的蛮族得以更全面地接触中原文化。经过一段时间像北方那样的通婚和教化后，南方的蛮夷逐渐融入了汉族的大家庭中。
此时中国的民族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了。尽管被外族侵占了领土，但不仅保留了血脉，文化和政治都几乎一尘不变。想要统治汉族人的胡人，最终也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民族文化非但没有替代汉文化，反而还融入到了汉文化中，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且具有生命力。
对野蛮统治的坚决抗争
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次接近亡国灭种的危机是在南宋灭亡之后，蒙古人入主中原时。
大家都知道，宋朝因为对外软弱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在被周边各国觊觎着的一块肥肉。然而，无论是辽、金，还是西夏、大理，在推行汉化方面一直都是不遗余力的。对于它们而言，文化方面是它们相对于大宋最大的短板。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以便更加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原，这些少数民族国家无时无刻不想努力证明自己有多“汉”。
遗憾的是，在这场少数民族的群雄逐鹿中，最终的胜利者是野蛮的蒙古帝国，而他们则是汉化意愿最低的那一个。
元朝建立后，汉人彻底沦为了亡国奴，地位比蒙古贵族低了至少两个等级。朝廷中的要职基本上都由蒙古人担任，汉人最多也就只能当个没什么自主决定权的副职。而蒙古人又格外注重血统的纯正，这使得汉族人与统治阶级之间几乎产生了“生殖隔离”，想找点“裙带关系”都没门。
尽管元朝统治者为了“入乡随俗”，也学了些宋朝的政治制度，但总体框架还是按照蒙古传统模式来的。例如从隋朝时就开始的面向天下寒门的科举制，到了元朝就完全变成了蒙古人自己的游戏。由于“四等人”这样的民族压迫制度，使得汉人一辈子几乎没有任何出头希望。而元朝的地方制度又很难做到像之前的汉族政权那样的中央集权，一次大元帝国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管理得相当混乱，很难完全守住自己的领土主权。
不过也多亏了元朝管理上的漏洞，给了汉族人反抗的空间。统治者以为自己的高压政策天衣无缝，能稳稳地镇压住汉人，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残暴的统治只会引发更大的反弹。蒙古人的反汉政策成功地使汉人同仇敌忾，变相地达到了团结汉人，保留汉文化的作用。
公元1368年，入主中原仅89年的大元帝国被明太祖“诛杀”，一直保留在民间的汉文化火种终于重新回到了庙堂之上。中华文明在历经了这次危机后，依然完整地屹立于世界之林中。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清朝末年，但是笔者在这里想先讲一个古埃及文明的故事。
公元前305年，横跨欧亚大陆的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刚去世没多久，手下的各大地方长官就开始蠢蠢欲动。这一年，帝国的埃及总督托勒密宣布独立建国，自己则做了埃及的法老，开始了古埃及的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埃及本土人，而是以托勒密家族为首的一干希腊人。尽管如此，托勒密家族非常重视埃及的本土文化，他们的很多政策也都很注重希腊人与埃及人的民族融合，例如想方设法给每一个埃及神找一个相对应的希腊神等。他们还专门派人对上下埃及的古代遗迹进行维护，并专门拨款兴建了不少的埃及神庙。
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直遭到波斯人压迫，本土文化几乎损毁殆尽的埃及又显现出了复兴的态势。绝大多数的埃及人民对此都相当喜闻乐见，并完全认同了这些希腊人的正统法老地位。整个国家欣欣向荣，大有恢复埃及古代王朝荣光的趋势。
然而，和绝大多数封建王朝一样，托勒密王朝到了晚期也变得昏庸腐朽。统治阶级开始不思进取，只想着怎样从老百姓手中榨取更多的油水。
而更要命的是，在地中海的北方，崛起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罗马共和国。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军事实力，罗马对埃及都具有碾压性的优势。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凯撒大帝，目光很快就投到了南方，觊觎起了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最终，在罗马人的渗透和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中，托勒密王朝气数将尽。末代法老克利奥帕特拉没有什么军事实力，只能用自己的色相拖延罗马进攻的步伐。在她去世后，埃及很快就沦为了罗马的一个行省，从此古埃及文明彻底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之所以这样提一嘴，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状况太像晚清了。异族统治，高度汉化，内忧外患，1840年的中国就好像公元前一世纪的埃及一样危机重重。
这时的外族已经不再是古代那些没有开化的蛮夷，而是经过工业革命的强大资本主义帝国。这些国家已经拥有了自己成熟的文明和政治体系，来中国纯粹是为了抢占资源，而绝无可能接受汉化的。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就像彼时的埃及一般，已经站在了文明命运的独木桥上，稍不留神就可能和那位沙漠中的前辈一样，成为一个历史符号。
幸运的是，中华民族血液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没变。在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努力下，中华民族终于度过了那段最危险的时刻，迎来了今天的解放。
结语
比起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中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三次将近亡国灭种的危机都没将她毁灭。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这三次危机的背后都有无数自强不息的同胞的努力，才一次又一次从灭亡的边缘拯救这个古老的灿烂文明。国歌中那句“最危险的时刻”正是警醒着如今的每一个中国人，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一定要珍惜并维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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