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

作者：郑敏（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东北亚周边传播研究院院长）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2期

导读：

本文以周边传播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从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现象出发，具体研究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模式以及发挥的作用，提出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新战略、新思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一、引言

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代或朝代的服饰都独具特色，风格鲜明，备受世界瞩目。五千年的华夏礼制与文明，在我国古代服饰上均有非常生动的体现。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

古代中国服饰文化产生后，自然就会向外扩散和传播到与我国地缘相近的朝鲜半岛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形成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现象。对于这种文化交流现象，季羡林先生如此解释：文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文化一旦产生，可以迅速向外扩张，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化交流”。他认为，文化绝不会孤立存在，即以一种称王称霸、“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被封藏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2]

近年来，我国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致力周边外交工作，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与互联互通，切实做到与邻为善、睦邻友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2023年10月24日，我国正式发布《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首次以文件的形式全面阐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宣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自身发展促进周边发展，同周边地区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共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亚洲愿景。

在此背景下，笔者从周边传播理论视角出发，针对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现象，具体研究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模式以及其发挥的传播作用，并提出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新战略、新思维，这无疑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二、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概述

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许多古籍就记载有巢氏最早教民用树叶、毛皮做成衣服，中国服饰由此发端。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每个朝代的服饰皆独具匠心、别具一格，深受世界瞩目与赞誉。下面，从各个朝代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情况入手，根据历史发展阶段梳理总结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萌芽期

《周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说明夏商时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上衣下裳”的穿着形式。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后将箕子分封于朝鲜。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在《东史纲目·箕氏》中记述了箕子到朝鲜立国的情况：箕子率领5000人到达朝鲜半岛之后，定都平壤，筑城郭，传播中原的文化，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带到朝鲜半岛，效法殷商，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采用类似殷商的田亩制度；教百姓“田蚕织作”，教朝鲜半岛居民以“百工技艺”，“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商周时期，日本正处于绳文时代（约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3世纪）后期，此时中国与日本列岛之间已经有了文化交流。[3]在服饰文化传播方面，我国学者周菁葆在《日本正仓院所藏“贯头衣”研究》一文中认为，随着当时“外越”迁移到日本列岛，我国于越服饰文化对日本服饰文化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贯头衣应该就是这种影响之一。[4]

据《史记》记述，燕人卫满“聚党千余人，魋结蛮服而东走出塞”，在朝鲜半岛建立继箕子之后的又一个古政权。“魋结”即“椎髻”，指的是当时胡人男子的一种发式；而“蛮服”泛指胡服。卫满“椎髻蛮服”建立朝鲜政权，将胡人服饰文化输入朝鲜半岛，使半岛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战国后期到三国时代前期，日本正处于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半叶），此时日本人服装形制仍然比较原始。《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当时日本男子不戴帽子，仅仅在头上绑一条带子，衣服非常宽大；女子衣服就像在被单上开了一个大圆洞，套在身上形成贯头衣。据此可知，同绳文时代一样，日本弥生时代的服饰文化亦深受中国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的百济（公元前18年至公元660年）、新罗（公元前57年至公元935年）由于受到中国汉朝服饰文化的影响，居民服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汉朝服饰或是我国少数民族胡服特征。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应，古坟时期的日本（约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迎来中日服饰文化交流的高潮。《日本书纪》详细记录了日本从我国聘请“汉织”“吴织”技术人员，对其进行指导；这与《魏志·倭人传》中记载魏明帝赐予卑弥呼交龙锦、白绢等事迹可以相互印证。日本人从中国皇帝赐予的织物中接触到中国先进的纺织技术，之后就邀请我国纺织技工前往日本给予技术支持，日本纺织技术迅速得到提升。数年之后，日本来使进献的贡品已由原先的“斑布”进化为技艺更为精湛、色彩更为丰富的“倭锦”。

（二）发展期

唐朝初期，统一朝鲜半岛后的新罗全面引进唐朝制度和先进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下，新罗决定采用中国的公服制度。真德女王二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派遣使者向唐太宗请求章服，第二年（公元649年）春正月便“始服唐朝衣冠”，新罗上层阶级的服饰体现出完全唐化的倾向。隋唐时期，正是日本飞鸟、奈良以及平安时代的前期（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日本以华为师，全方位吸收、借鉴中国隋唐文明精髓。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于公元600年至614年先后6次派出遣隋使与中国交往，仿照隋朝服饰制度制定冠服制，全面推广隋朝服装；奈良时代，日本对唐朝服饰文化的仿制达到顶峰，两国服装形制几乎完全相同，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唐风时代”；平安时期，日本的服装式样开始脱离单纯学习、全盘模仿中国隋唐服饰的阶段，相较于奈良时期较为常见的上衣下裙、上衣下裤的唐装样式，转变成上下连接的“着物”，即和服的雏形。自此以后，日本服饰走上自我发展道路，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和服文化风格。

中国的宋朝、辽金和元朝时期，朝鲜半岛正经历高丽时代。朝鲜高丽王朝的服饰文化深受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表现出特色鲜明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深受中国唐宋时期服饰文化影响；第二阶段受到中国元朝服饰影响，表现出蒙古族服饰文化特色；第三阶段则吸收中国明朝服饰元素，呈现新的服饰文化特征。从中国北宋王朝开始到元朝灭亡期间，日本经历了平安时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在此期间由于元军两次对日战争、日本丰臣秀吉两次侵朝战争，以及日本倭寇侵扰中国沿海长达300年等原因，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明朝时期，朝鲜半岛正处于李氏朝鲜时期。李氏朝鲜建立后，李成桂确立“袭大明衣冠，禁胡服”政策，为朝鲜服饰变革指明了方向。明朝也延续了赐服制度，不仅赐服范围较为广泛，在朝鲜新王、世子、妃册立，以及国王请赐之时均赐予规格较高的冠服，而且还制定了与封赠制度相配套的赐服制度。除了向李氏朝鲜政权赐服、开展“服饰外交”外，明朝还采取有效措施发展与日本、爪洼、真腊等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从登基开始连续3年向日本派出使者，赐予日本中国传统的丝织品、僧服和历法等礼品，还赐给日本王良怀文绮、纱、罗等物，明朝对日本的服饰外交使双方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三）中断期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此间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却在1868年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社会改革——明治维新，并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引入西洋服装，明治天皇效仿彼得大帝剃须明志，带头剪去发髻，改着西装。受到日本服制变革的影响，我国辛亥革命领袖人物孙中山、陈少白等积极主张改变中国褒衣博袖的传统服饰，开始接受西式服装，并于1895年在日本剪发易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全方位引进西方服饰及西方服饰文化理念并颁布新服制：废除满式的官服顶戴，以新礼服代替旧式官服；在礼服中贯彻平等的原则，不分级别高低，也不分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凡在国家任职的官员，一概统一着装。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借鉴西服的人文精神与制作技艺，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制中国新式男装——中山装；而作为中西服装技术融合的典范之作——旗袍，成为民国女性普遍穿着的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国服”。

（四）复兴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姓的衣着都较为朴素：干部和乡镇居民穿卡其布料服装，色彩以蓝色为主；青年妇女崇尚天蓝色，俗称“摩登蓝”；山区农民还有穿自制土布的；城镇青年流行穿“列宁装”“青年装”，以此凸显革命的姿态。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影响浸染下，我国服饰文化不断变革创新，夹克衫、Ｔ恤衫、大衣、旗袍、休闲服、西装等各式服装在中国大街小巷相继流行，西装成为正式社交场合的礼服。

为了传承与传播中国优秀服饰文化，我国大力提倡国人穿着“汉服”等传统民族服饰。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进一步推进中国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工程做出具体规划和要求。2023年4月，共青团中央牵头在北京等地举办第五届中国华服日，旨在向国内外传播与分享中国服饰文化。与此同时，我国还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我国少数民族服饰习惯和风俗。

三、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模式

通过对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情况的梳理，再结合中国服饰文化周边传播的特征，本文梳理总结出来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三种主要传播模式：第一，主要体现为中国服饰文化从我国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向对象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直接传播的飞地传播模式；第二，主要表现为中国服饰文化从对象国家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向该国边缘或边远地区传播的外溢传播模式；第三，主要表现中国服饰文化从我国边缘或边远地区，向接壤的对象国家的边缘或边远地区传播的晕染传播模式。

（一）飞地传播模式

中国服饰制度的飞地传播，是指我国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与东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虽然在地理上并不直接相连，但是借助于中国服饰制度能够跨越边缘，产生较为密切的直接联系。[5]

例如，古代中国的服饰制度被视为国家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等级礼制的重要表现形式。根据相关史料及出土文物分析，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就形成了服饰制度，在周朝得到完善并在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颁布“武德令”，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都有完整的规制，形成的服饰制度对我国后世及东北亚周边国家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朝服饰制度一经产生，即从我国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飞地式传播到东北亚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在此过程中，中国服饰制度在东北亚周边国家的传播是较为直接、顺畅的，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例如，与我国唐朝有着密切关系的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期，在公元649年春“始服唐朝衣冠”，正式采用中国冠服制度，全面接受唐朝服饰文化。

隋唐时期的服饰制度对日本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圣德太子公元593年摄政后，派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并且按隋制制定规范冠服和朝服制度的“冠位十二阶”，其内容“德、仁、信、义、智”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旨在打破氏族制度的世袭制，开辟选用人才的道路。唐朝服饰制度确立后，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其中要求服装仿照中国制作，朝服也模仿唐朝的朝服进行改制；日本又颁布《养老律令》，详细规定不同级别官员的礼服、朝服和制服的种类及着用场合，冠服等级制度正式形成；公元9世纪，嵯峨天皇诏告天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隋唐服装，“不论男女，一准唐仪”，从而形成鲜明的“唐风时代”。

中国服饰制度在东北亚周边国家的传播，属于从我国政治权力中心到对象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点对点”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服饰制度的飞地传播只在两个政治权力中心之间进行，因此在传播范围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此外，中国服饰制度在东北亚周边国家的飞地传播，更加强调外力和人为因素的重要作用，对象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强力干预以及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度性保障，是中国服饰制度在周边国家得以传播的前提条件。由于古代中国服饰制度在当时周边国家中还属于一种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先进理念，因此在周边国家的飞地传播才不会受到传播载体、传播渠道的限制，较容易在该国更大范围内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二）外溢传播模式

中国衣着样式的外溢传播，是指中国服饰的衣着样式在东北亚周边国家从政治权力中心（或者是经济、文化中心）由近及远、由中心向外围逐层拓展、自我扩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载体和传播途径均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且传播范围极为广泛。

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服饰的款式、颜色、图案和材质等均有不同的特色和风格，直接或间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并对日本、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地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李氏朝鲜时期的衣着样式、服饰色彩等深受中国服饰文化影响。以圆衫为例，当时宫廷中的重要场合诸如国家庆典、王室庆典或者嘉礼时，圆衫被指定为礼物应用。到了李氏朝鲜末期，圆衫才逐渐流入民间，成为普通百姓大婚时新娘的婚礼服。

再如，早期日本的服饰都非常简陋，男子“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而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6]到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随着中日交往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服饰制度在日本的确立，日本服饰的衣着样式等出现唐风化现象。日本奈良博物馆有一幅日本圣德太子画像，画像中的圣德太子身着隋唐时期男子风行的常服，戴幞头、着圆领缺胯袍、脚着皮靴，而圣德太子身边的两名侍女均着隋唐时期男装，梳环髻。到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由于圣德太子对隋唐男子衣着样式的彻底引进甚至是亲自“身教”，中国隋唐男子衣着样式已经从日本的政治权力中心向该国四方八方进行外溢式传播，成为当时日本男子十分普遍的装束。

中国衣着样式的外溢传播模式，遵循“由中心向边缘”的单向度传播过程，传播主客体之间不发生互逆现象。另外，由于传播主体自身能量和地位处于由强变弱的过程，因此中国衣着样式从政治权力中心向四周扩散传播后，它所携带的物质能量也将发生由大到小的变化。

（三）晕染传播模式

中国丝织技术的“晕染”传播，是指中国丝织技术从我国的边缘或边远地区向接壤的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边缘或边远地区传播。

晕染传播中的“晕”，原意是指围绕在日月周围的光圈，“染”则是指将东西放在染料里使之着色。作为一种周边传播模式，晕染传播指的是两国或者两物从己方边缘向对方边缘不断渗透、扩散的传播过程。与飞地传播和外溢传播模式相比，晕染传播主要发生在相邻的两个主体之间，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播形态。例如，相邻两国由于山水相连的缘故，往往在民风民俗等方面较为相似，对方边缘犹如己方的光圈或镜像，互相晕染，达成默契。[7]

中国丝织技术在东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传播，即遵循晕染传播模式。众所周知，中国是丝绸大国，纺织科技文化历经千年沉淀，底蕴深厚。从夏朝之前的原始手工纺织时期，再到清朝手工机器纺织时期，中国纺织技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众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纺织科技成果，如育蚕取丝、振荡开松、水转纺车、以缩判捻、组合提综等。此外，在纺织业持续进步与革新的历程中，中国古代纺织科技不断崭露头角，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中国宋朝、辽金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不少农业、手工业者移民选择迁移到朝鲜高丽生活。这些从宋朝涌入朝鲜高丽的移民，在从中国边境地区向高丽进行陆路迁移的过程中，也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丝织技术传播到高丽。据《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统计，这批移民的人数大概有81812人。[8]12世纪20年代，到访高丽的宋朝使者徐兢在记述其见闻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曾提到，“契丹俘虏数万人，其工伎十有一，择其精巧者，留于王府。比年器服益工”。[9]也就是说，朝鲜高丽初期不善桑蚕，只能从宋朝商人手中购买，后来在移民们的辛勤劳作下，高丽也能够织造文罗、花绫、紧丝等精美的丝织品。中国丝织技术晕染式传播到高丽后，使高丽的丝织技术日臻完善，染色水平也有了较大飞跃，推动了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

中国服饰织造技术在日本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约公元4世纪到6世纪，日本派遣使者赴华，携回汉织、吴织之技艺，并引进擅长纺织、裁缝的技术工匠，让这些技术工匠传授纺织缝纫技术；公元4世纪到5世纪，因中国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混战，大批中国移民直接或间接来到日本，他们将中国的农耕、冶炼以及手工业技术带到了日本。中国移民的到来，使日本的养蚕、丝织技术得到显著发展，改变了日本人纺织与缝制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公元5世纪到6世纪之交，又有一批中国移民流向日本，到达日本后主要从事手工制作等。

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而居，因此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作为相邻的主体，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相似性，而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相似性、接近性、共通性，是中国丝织技术跨越中国边缘到达朝鲜半岛、日本的边缘，最终在这些国家得以广泛传播的基础。

由于中国丝织技术是从中国边缘地带向对象国家的边缘地带进行传播，因此并不存在政治力量的干预或者是权力机构的制度性安排。在此背景下，中国丝织技术的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二者关系亦是相互影响、彼此交融。中国丝织技术在对象国家能否得到认可并广泛传播，往往取决于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实际情况和主观意愿。

如上分析，正是因为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具有零距离、相似性和平等性的特点，中国丝织技术在对象国家的传播遇到的隔阂和障碍较小，使之传播更为畅通和高效，传播效果较好。

四、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作用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周边传播除了与地理因素相关外，还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要素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周边传播亦会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产生反作用力。[10]为此，下面从外交周边传播、经济周边传播以及文化周边传播三个层面，论述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作用。

（一）“服饰外交”展现中国国家形象

所谓“服饰”的外交周边传播，是指中国服饰文化沿着丝绸之路清晰的实体路线，发挥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外交关系，实现全球性广泛合作理念。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被誉为“礼仪之邦”“衣冠上国”。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中国服饰在国际交往中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展现着大国的风范和自信。例如，明朝是我国开展“服饰外交”较多的朝代之一，曾采取“向朝贡国赐赠服饰和丝织品及其他物品”等措施，发展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外交活动的增多，中国服饰文化在外交场合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出访或者接待外国领导人时，常常会选择中山装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以此展示中国文化自信和大国形象。

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周边传播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它既是中国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的体现，也是国家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服饰文化在外交周边传播中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服饰贸易”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所谓经济周边传播，是一个涵盖了信息传播、经济互动和区域合作的概念。它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特定经济体（如国家、地区或城市群）与其周边经济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和传播，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过程。地理位置的相近性和地缘环境的相似性，使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各国人员往来较为频繁，也促进了周边国家之间服饰文化交流与区域经贸合作。

随着唐装、旗袍、马面裙等中国服饰的复兴，“穿汉服”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服饰文化的一种流行趋势，“汉服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国传统服饰企业乘着“国潮风”“汉服热”兴起之势，从小规模生产汉服发展到触网销售，从传统行业转型到现代电商。以我国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为例，该县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有汉服上下游企业2282家，网店13989个，印花机1084台、绣花机3758台，汉服从业者接近10万人，已经做到了5千米以内的产业集群化，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品牌孵化体系，成为远近驰名的“汉服生产基地”。2023年曹县的汉服销售额达到72.15亿元；2024年春节，仅以马面裙为主的龙年拜年服饰销售额就超过了3亿元。[11]汉服文化的普及与推广，不仅带动了曹县汉服产业的崛起，而且带动整个汉服产业链的形成和壮大，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再如，我国朝鲜族服饰贸易在朝鲜半岛的广泛开展，直接带动了我国吉林省延边地区的特色文化旅游产业以及朝鲜族服饰制作产业的兴盛与发展。现在，我国朝鲜族民族服饰已经实现工厂流水线上的大批量生产、加工，一些服装加工厂还开设专门的销售店铺，形成具有规模的销售网络。[12]目前，延边地区朝鲜族服饰文化产业已经延展到服饰设计、制作、销售、旅游等多个领域，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做出贡献。

（三）“服饰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所谓服饰的文化周边传播，是指中国服饰在东北亚地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与东北亚周边国家文化的交流互鉴，相互影响。中国服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是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和互鉴的重要桥梁。

近年来，汉服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与韩服、和服等异国服饰文化共同推动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现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象。2023年10月，受韩国济州自治道政府和韩国艺总济州自治道联合会邀请，来自洛阳的19名艺术家身着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汉服走出国门，参加韩国第62届济州耽罗文化节，推动了洛阳老城与韩国济州道艺术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13]在第62届耽罗文化艺术节上，洛阳艺术家们演绎的《武皇巡游》以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汉服造型，以及“衣冠上国”的深厚文化底蕴，赢得当地市民、游客和华人华侨的广泛好评，既向海外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弘扬和推动汉服文化走向国际，也进一步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再如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其独特的地缘、语言和族源优势，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邀请朝鲜、韩国两国的艺术家和文化代表团来延边地区进行访问和交流，推出一系列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旅游项目等，不断加强我国与朝鲜、韩国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中朝韩三国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搭建平台。

五、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启示与建议

（一）运用共情理论，在周边讲好中国故事

所谓“共情”（empathy），是一个源于心理学的概念，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际遇，并做出相应反馈的一种情感能力。[14]笔者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共情，能够有效化解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之间的误解与冲突。从周边传播的角度来看，共情有利于不同文化主体间的理解和信任，对建立畅通无阻的互动关系以及提升双边文化交流效果，都将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的汉服、唐装到近代的旗袍、中山装，每一种服饰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我们在传播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服饰的形式和美感，更要挖掘这些服饰背后的故事，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之与当地民众产生共鸣。

近年来，中国与日本、韩国频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2019年七夕节，日本汉服会举办了中日传统服饰“汉服·和服”服饰秀；2023年，西安文理学院、韩国大田市韩南大学协办了“西安—大田大学生文化交流”活动等，它们都选取汉服作为双边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这些活动通过展示汉服的历史演变、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让日本、韩国等国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共情能力。

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我们亟待运用共情理论，把握周边国家和地区受众的心理需求，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讲好中国服饰文化故事，推动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

（二）以全媒体为平台，提升周边传播效果

数字化时代，全媒体手段为文化周边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需要充分利用全媒体手段，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提升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将中国服饰文化的魅力展现给更广泛的受众。

首先，可以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打造中国服饰文化的线上传播矩阵。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广泛的传播范围和互动性，可以快速、便捷地传播信息。我们可以利用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让用户直观欣赏到中国服饰的各种款式、色彩和细节，从而深入了解中国服饰文化的魅力。

其次，为了更好地传播和普及中国服饰文化，我们可以利用视频平台，如B站、YouTube等，发布关于中国服饰文化的纪录片、教学视频和时尚秀等，让观众直观了解中国服饰的魅力和制作过程。近年来，我国制作了一系列关于服饰文化的纪录片，如《衣尚中国》《穿在身上的中国》等。这些节目通过讲述服饰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展现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中国服饰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作为中国首部大型服饰纪录片，《穿在身上的中国》以服饰为线索，串联起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让观众在欣赏精美服饰的同时，亦能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服装时报社社长马立群等人认为，我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经过漫长历史长河的洗礼，中国服饰文化沉淀了所有华夏儿女的浓厚情感和美好记忆。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服饰文化也终将迎来一个更加辉煌的黄金时代。[15]

全媒体手段的运用将为中国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带来无限可能。我们需要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将中国服饰文化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不断提升传播效果，让东北亚地区民众了解、欣赏和喜爱中国服饰文化。

（三）通过文化交流互鉴，促进周边国家民心相通

服饰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象征，更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发挥我国服饰文化的周边传播作用，还需要推动服饰文化交流，促进东北亚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第一，积极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通过精心策划并举办各类文化节、艺术展览以及时装秀等，充分展现我国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同时，邀请邻近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设计师、学者等参与合作，共同深入探索我国传统服饰的历史渊源、设计理念以及精湛工艺，以此推动文化的深度交流与相互启迪。

第二，积极利用旅游推广与体验价值。将我国服饰文化纳入东北亚地区的旅游推广计划，并提供相关的旅游体验活动，如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杭州全球旗袍日”活动、河南洛阳举办的汉服主题摄影活动等，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与了解中国服饰文化，沉浸式感受中国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美学内涵，进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推动文化交流与人文交流。

第三，积极组织线上线下的文化体验活动。例如，河南博物院组织的“华服来潮”汉服博览会等活动，让参与者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服饰魅力，增进各方人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此基础上，我国还可以加强与东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官方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国服饰文化走向国际舞台，例如举办汉服文化展览、演出等活动，积极邀请国外代表团参观学习，以促进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

六、结语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传播一般都遵循从原点向周边、从中心向边缘、从近到远的圈层式扩展的基本规律。[16]由此，我们在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传播首先应该做到就近传播，即向东北亚地区民众讲好周边故事。如果中国无法影响东北亚地区其他国家，自然就无法影响亚洲，那么真正有力和持续地影响世界自然就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中国服饰文化传播亦应该遵循周边传播规律，即以东北亚地区为原点，不断探寻与东北亚地区周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点，致力于打造中国服饰文化的共同记忆，这对于我国扎实推进与东北亚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包容互惠、均衡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无疑是有所增益的。

（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级学生佘诗荣对本文写作亦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批准号：23AXW004）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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