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系列2024：岭南影像—港澳深穗电影交流展
日期：2024年11月23日至2025年1月19日
地点：香港大会堂、香港电影资料馆
票价：$70 即日起于城市售票网（www.urbtix.hk）发售
节目及购票优惠：www.lcsd.gov.hk/fp/tc/listing.html?id=65
1月11日《差馆2》《三元里》放映
整理：梁诗蔚
《差馆2》是新闻工作者出身的周浩导演于2011年春节期间，在广州火车站越秀区派出所拍摄的纪录片。春运时，广州火车站每天发送20万人次，是当时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这里有300名警察，进出派出所的民众是形形色色「有困难找警察」的人们，这也正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
邱礼涛：看完《差馆2》，我很好奇你是如何让派出所同意拍摄的？
周浩：拍摄《差馆2》的原因是我对广州火车站的春运感兴趣，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广州火车站每年春运的状态就是中国春运的风向标，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点，所以当时我就给广州火车站递交了一份申请，希望拍摄一到两个月。按照他们的习惯，只要有人拍摄，就必须派一个人专门跟着我，他们觉得一到两个月太久，就拒绝了我。
其实我不止是希望拍火车站内部，我对它的周围也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同时也给越秀区公安局（即分管火车站这个派出所的上级部门）递交了申请，最后非常幸运地获得了拍摄许可。
邱礼涛：有没有已经拍到却无法剪进正片的片段？
周浩：几乎没有，他们确实没有什么「黑幕」是不允许拍摄的。经常有人说我拍得不够真实，因为他们没看见警察打人，很多人对这个职业有固化的看法。所以纪录片很多时候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方法、桥梁、媒介，它会让一个你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并且将这个世界的大门向你敞开。
邱礼涛：虽然我是拍剧情片的，但我非常同意周浩导演说的，要敢于尝试，也不要太执着于自我审查，如果你不尝试的话，就永远不会有作品的出现。你以往有没有希望拍的纪录片，但最后没有拍出来的呢？
周浩：当然有很多，毕竟拍摄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我曾经拍过市长（讲述山西大同前市长耿彦波于2007年拆迁旧房、重建古城墙的《大同》，荣获2015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不少人就问我下一步是不是要拍省长，甚至更高层的领导人。愿望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在等待机会，我会永远把这个雷达打开，等到消息一来，我会第一时间扑上去拍摄。
我看过你的《等候董建华发落》（2001年于香港公映，改编自真实案件，原本等候英女皇发落的案件悬而未决，一直拖至香港回归后，等候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进行最后判决），同样是政治题材的影片，这些故事需要人们去触及，否则这段历史很快就会被遗忘。所以主办方今天安排我们对谈非常合适，我们都关心当下社会题材，只不过关注的方式不一样，我不认为虚构片与非虚构片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都在用影像反映当下生活的事件。
邱礼涛：我的不少作品都来源于真实事件，我会亲自跟这些事件的主人公见面，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电影中真实地呈现他们。我看过的一些改编电影中，有些主人公会认为电影呈现出的完全是另一个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很自信地说出「我就是一个题材，你来写我吧。」
我读过巴金对他的传记作者说过的一句话，令我非常感动，大意是「你把我过去的生命作为题材，这本传记就是属于你的作品，我不必过问」。巴金是大作家了，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普通的小人物应当比公众人物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毕竟他们要把自己最私人的事情摊开来让所有观众看见。
周浩导演刚才提到纪录片的拍摄需要征求对方同意，你有没有遇到过作品已经拍完，但最后拍摄对象反悔的情况？
周浩：会有这个问题。我非常理解人群之中总归有一部分人，是十分愿意跟他人进行交流的，但我不指望每个人都接受我的拍摄，毕竟每个人的性格、诉求都不一样，所以拍纪录片就是去寻找那些愿意跟我们谈论他们故事的人，这是最基本的筛选方法。
我们拍摄前都会跟拍摄对象签署协议、授权，这并不意味着签完之后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拍，所以我们始终都是如履薄冰。因此我也时常建议拍纪录片的年轻人，一定要时刻反问自己，对方为什么要同意你的拍摄？否则对方当然会有反悔的可能，而且反悔之后你也不可能把对方告上法庭。
我有一部已经拿到龙标、但还没在国内上映的纪录片《孤注》（2021年于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关注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人群，其中两位拍摄对象是青岛的心理咨询师和台湾的默剧演员。其实制片公司开启这个项目之前，就在全国找了很多经历过心理创伤的人，但他们大部分都不愿意谈论自己的故事，觉得这是大隐私、大忌讳。所以我问过这两位拍摄对象同意的原因，他们说「希望我们的故事能被更多跟我们有着相同命运的人知晓」。
邱礼涛：我拍过一部关于秋瑾的电影（《竞雄女侠秋瑾》，2011年）。广电局规定如果要拍真实人物改编的故事，必须获得人物本人或（本人已故后）其后人的授权。电影拍摄完后，一位秋瑾的后人反对影片上映，认为片中含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内容。经过几个月的漫长调解，最后才得以公映。
周浩：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陈可辛导演的《夺冠》（2020年），它的上映也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片名原本是《中国女排》，但有人质疑这是国家化、政治化的用词，「一个香港导演怎么能用这个名字来命名影片？」最后是郎平授权了。还有时任主教练陈忠和不满黄渤的扮相，最后只能把他这个角色改得面目全非。陈可辛拍摄李娜的《独自上场》（2019年杀青，2023年过审，待定档）似乎经历了相似的命运，至今没能上映。哪怕你已经成为一位电影大师，你仍然有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独自上场》片场照
邱礼涛：那你是否考虑过去拍未经对方许可的纪录片？
周浩：这跟个人性格有关系，有的导演喜欢「挑事儿」，但我更希望跟拍摄对象平等交流。比如很多警察看了两部《差馆》后对我说，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拍过警察，大家都不知道这份工作多不容易，总是背负骂名。所以我们要用同理心去看待拍摄对象。其实很多时候，我的拍摄对象都是看到我这个人，才决定让我进行尝试、拍摄。
我当然也拍过不少「很猛、很血腥」的事情，但就是没法呈现，这当然是一种损失，但我也不认为把拍摄对象「剥得一干二净」就是好事，反而是我、拍摄对象和观众看了都会感到尴尬，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有了一定距离之后，也许也是一件好事。我是新闻图片摄影师出身的，曾经有欧洲的摄影师告诉我，「从来没有一张照片是值得你放弃生命去拍摄的」，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能够一直拍下去，拍到70、80岁，我所有的拍摄对象也会成为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我更喜欢用这样的方法跟世界打交道。
如今这个世界就是太极端了，非得分出个二元对错、是非黑白，人眼看到的就一定是事实吗？其实这是值得质疑的，我就不愿意给任何一位拍摄对象贴标签。就像《差馆2》，你认为小商贩制度是好还是坏？广州火车站当时一天的人流量可以达到几十万，座位绝对是爆满的，很多人只能买到站票。在这二三十个小时的路途中，如果你有一个小板凳会非常幸福，所以就有人卖小板凳。但如果允许小商贩卖馍、卖小板凳，那火车站广场肯定会变成农贸市场，那么这种问题该如何管理？
管理过程中很难做到一刀切，因为警察该管还是不该管是有一个标准的，他们一定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寻找人和人之间相互制动的关系，才能找到一种好的管理这个广场的方法。所以你说警察不对吗？小商贩不对吗？其实没有谁不对，我们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去寻找可能性、秩序和平衡，这是一件很玄妙的事。
对于广场的治理方式，哪怕是干了几十年的警察都没有标准答案，可能就在你对此无比头痛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广场上的人全都消失了，因为广州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火车站了，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偷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问题如果你非要脚痛医脚，也许一辈子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不定只有上帝能够解决。
冯宇（本次岭南影展联合节目策划）：
周浩导演讲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以前存在过的东西曾经有一个基础，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像广州火车站的变迁，也可以看成是中国人口流动方式的变化。
这些年来，你的创作一直由两条线组成，一条是对草根的、个人的拍摄，另一条是拍摄机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的职权。对你来说，拍摄个人和机构有什么差异？
周浩：拍个人会容易一些，只要你跟得够紧，对方的宽容度又够大的话。但拍机构就需要动用群体去构建整个影片。其实我今年就会完成一部讲述一家工厂变化的影片，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它挺完整的，但中间还面临了各种问题，以及拍纪录片里最难的取舍问题，你如何让人去认识这个机构，如何在两三个小时之内说清楚一件事情，怎样能将纪录片做得形散神不散，这些都需要技巧去构建。
冯宇：对比一些拍摄超长片的导演，你的纪录片都在正常篇幅之内，这是你的拍摄自觉还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浩：这可能跟我的职业倾向有关系，我是做新闻出身的，当然希望我的作品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被传播和流通，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而且大家会发现纪录片的生命其实挺长的，它不是当下才有用的一件易碎品，所以这也是你在创作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问题。
我这部新片是在疫情期间拍摄「联想」的武汉工厂，前半部分大多是关于疫情的，但这部影片最后完成时，疫情早就结束了，那你怎么才能在三五年以后让观众依然能代入这个情境，就需要整体地去组织影片，并且预料到观众的预判。
冯宇：邱礼涛导演很多作品都是关于社会议题的，本次岭南影展放映的《叶问－终极一战》（2013年）在你的作品谱系里，社会问题的呈现相对少一些，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邱礼涛：《叶问－终极一战》是我拍的叶问系列的第二部，其实之前制片公司找我拍《叶问前传》（2010年）的时候，我有点不想拍，因为已经有导演拍过叶问，当时王家卫也在拍。但最后我还是想把香港这片土地呈现给大家，所以我就借用叶问的故事来拍香港。而且在研究叶问的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其实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人生经历正好串联起了香港好几个年代的历史，能让观众看见香港流动变化的缩影。
观众：《差馆2》在前半部分的气氛十分幽默，但自从一位警察说在派出所工作久了，连同情心都变少了之后，影片的调子就开始变得忧郁；另一个对比是派出所领导说这是近年来广州火车站最有秩序的一年，但看完整部影片会发现依然有抓不完的捣乱之人。请问周浩导演是不是特意利用这种对比来营造现实之中的荒谬和张力？
周浩：是的，我经常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这是我在做《大同》时，我的台湾剪辑师（林欣民）给到我的，影片需要一种「拉扯」。比如《差馆2》一开始会让你觉得小商贩很可怜，但同时你会听到警察解释为什么要抓他们；《大同》的拆迁一开始也会让人觉得很不人道，但你听完市长的解释就会知道如果不改造，这个城市也许就不会有未来了。我经常让观点在左右之间荡漾，让不同的观点有争论、表现的机会，我也给不了标准答案，只是想告诉大家，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并且希望大家都能看见这些角度。
观众：《差馆2》对比第一部，会看到周浩导演更多的现身，《差馆2》以后的作品也更加明显。你是如果看待自己作为拍摄者的身份呢？
周浩：我一开始并没有设想要把自己放入影片里，很多时候是你不得不进去，那就真诚一点地进去吧。剧情片和纪录片很大的不同是，剧情片是看舞台上的表演，而纪录片里拍摄对象和拍摄者之间的隔膜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很多时候你都是通过剪辑来假装自己不在现场，装作墙上的苍蝇去观察，说到底就是一种障眼法。但如果你把自己加入进去，有时候对于拍摄对象的描绘反而会更加立体一点。当然也不是每部纪录片都是如此，需要根据题材进行判断。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