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美国人在莫斯科举办了一个美国国家博览会。众所周知这两个国家当年是死对头，有好几次差点直接掐起来，美国人跑到苏联的首都去办博览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的领导赫鲁晓夫两个人都出席了开幕式，还在开幕式斗上了嘴。
尼克松带着赫鲁晓夫去参观美式的厨房，展示最新的消费电器。1959年的时候，苏联在军事科技方面略略领先美帝，尼克松决定在另一个赛道上找回场子。
众所周知，苏联经济最大的毛病是僵化，因为一切都是按计划来，无法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生产东西。他们的工业很强大，能够生产得了领先世界的大飞机，却做不好老百姓日常要吃的黄油和面包。
他们拥有的东西不少，但全部都不那么好用。
有个经典的笑话，说苏联政府向老百姓宣讲，说：“我们很快就能开汽车和乘飞机，从我们的城市到任何其他地方，大家能理解我的话吗？”有个老太太听后特别高兴，说这可太棒了。
宣讲人问她为啥，老太太回答说：“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坐上飞机，飞到有黄油、肉类和其他东西卖的地方去了。”
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全是错的，它有极为高效的一面，要不然的话美帝当年也不用怕苏联怕成那个样子了。但计划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一种体制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在经济领域里，市场的伟力要更大一些。
作为当年世界上实力数一数二的国家，苏联脑子一直转不过弯，一直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没法让老百姓生活好，为后来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不过在1959年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那么明显。尼克松炫示这些家电的时候，赫鲁晓夫没觉得苏联有什么问题。美国人虽然有，但不是人人都有钱买；苏联虽然缺，但毕竟拥有得比较平均。尼克松多年后接受采访，也坦诚地说，当年自己“相信赫鲁晓夫是错的，但其实并不确信自己是对的”。
围绕谁家更有未来，谁家更强这个问题，两个人各自嘴强了好几句，史称“厨房辩论”。
苏联头重脚轻的经济局面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时，日常消费品缺乏的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买个面包也要排几个小时队。一部分有条件走出国门的苏联精英到了美国那里，面对资本主义繁荣的花花世界，信仰瞬间被震碎。
叶利钦在美国逛了一圈超市后，自卑到流眼泪。
苏联崩盘的最大原因，其实是精英集体失去了信心和信仰。他们被折服之后跪倒在地上，抛弃自我完全倒向对方，试着全盘复制对方的一切。结果是，他们不但一无所得，还失去了自己的基本盘。
当年苏联的问题很多，但事实上基本盘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仍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他们在科技领域里与美帝共同领先世界。他们的经济问题重重，但仍然是世界前几的水平。
但这个国家与民族，向来有天真与极端的一面。
我们也曾经搞过全盘的计划经济，在完成一些工业基础建设之后，也陷入相似的困境。1980年代有幸走出国门的人，面对欧美发达的经济，震惊与自卑的程度，与彼时的叶利钦恐怕没有区别。
但我们没有一条路走到头。邓公近乎朴素而善良地认为，好的制度归根到底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因此逐渐把我们从计划经济僵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能够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与此同时，他又深具智慧，十分坚定地认识到，要稳住阵脚，保持自我，学习他人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是简单地全盘复制。中国这种韧劲，本质上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伟大的文化与传统。我们不是愣头青。
制度这种东西，从根本上其实是由每个民族的传统与实际情况决定的。没有哪一种是万能的，适合自己就好。简单地复制他人，大概率只会沦为笑话，我们已经见到太多太多了。
这几天小红书上，中美网友间的大对账，生活大比对，大家差距有多大？至少已经不存在什么震惊与自卑了，也许有差距，但并没有大得不可跨越，而且持续接近的趋势肉眼可见。
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8倍，但落实到实际购买力上，大概只有2到4倍。如果考虑基建、社会环境各个方面，不见得有特别大的差距。
也许更震惊的是外国的网友，中国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种比对，被称为新时代的厨房辩论。但与那一次厨房辩论不同，没有火药气息与暗自愤懑，只有更多的善意与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