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去年12月3日发布了《张国焘投敌，对蒋介石冲口而出的心里话，让同行的周恩来羞愧难当》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述了张国焘叛党投敌的详细经过。
张国焘为人老奸巨滑，行事藏头露尾，机警诡谲。
他是在1938年4月初，借着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之机，出其不意地钻上了国民党大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车，从而钻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黄帝是“三皇五帝”中的一位，属于“传疑时代”的人物，太史公著《史记》，只是根据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进行归整，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却明确指出了黄帝的陵寝所在——“黄帝崩，葬桥山”。
经史学家考证，这个“桥山”，指的就是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
黄帝陵因此也被称为“桥陵”。
华夏民族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因此也把黄帝尊奉为了大家共同的始祖。
自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亲自行了规模高达十几万人祭祀黄帝陵的仪式以来，黄帝陵成为了历朝历代举行国家大祭的圣地。
尤其是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将每年祭拜黄帝陵形成了制度，设置了专门的部门官员代表自己祭祀黄帝。
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性，又将明朝的这一制度发扬光大，在每年一祭的基础上，再制定了三年一大祭的做法。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即于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委派要员专程祭祀黄帝陵，他本人还亲自撰写了祭文。
不过，从1912年到1933年，中华大地军阀横行，战乱频仍，到了1934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才正式确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公祭黄帝陵。
我们都知道，抗日心切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发动了“西安事变”，迅速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那么，1937年3月，蒋介石为了营造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联合抗日的诚意，在杭州向与之谈判的周恩来发出了在该年“民族扫墓节”两党各派代表共祭黄帝陵的邀请。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周恩来于是将此事通过电报告诉了在陕北延安主持大局的毛主席。
毛主席读过电报，深感“驱逐东虏”、“清除倭贼”的时机到了，不由得笔走龙蛇，为这场公祭写下了盖世之雄文——《祭黄帝陵文》。
全篇祭文采用了四言古体，共56句，先是按照传统祭文格式，一一交代了致祭时间、致祭人、致祭祭品等常规情况，然后，大手笔地歌颂我华夏民族之壮、之美、之威……猛然间，笔锋陡转，痛诉日本帝国主义欺我之肆、之甚、之不堪，直言我将有亡国灭种之危，从而迸发出“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等誓死保国的誓言，让人血脉贲张，目眦尽裂。
该年4月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黄帝陵前宣读这篇祭文，听者无不感奋。
毛主席在公祭结束后，将此文寄给到国统区的《大公报》，“可能时祈为发布”，却被束之高阁，却未能发表。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上阵杀贼，刻不容缓。
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火速奔赴前线。
当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一行专程由洛川到桥山拜谒黄帝陵。
拜谒完毕，朱德突然发现，毛主席亲笔手书的《祭黄帝陵文》原稿，还静静地躺在黄帝陵所在的轩辕庙内供案上。
朱德于是带领大家一字一句地再重读此文。
老覃在题为《任弼时长时间未能领悟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何能成五大书记之一？》一文中说到，毛主席算得上是指引任弼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早年在湖南一师成立新民学会时，已隐然成为了海内青年领袖，为正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任弼时所崇拜的偶像。
任弼时此刻用心品读毛主席的这篇雄文，若有所思地说：“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是啊，用《出师表》来形容这篇雄文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在其著作《宾退录》中说：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为了北伐而作，所言之事虽与毛主席的《祭黄帝陵文》有异，但其中为情势所迫，誓死报国的情志却是相类的。
现在，毛主席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已在黄帝陵轩辕庙碑亭内勒石立碑，凡我中华儿女读之，莫不热血沸腾！
老覃在多年前发布过《袁吉六：成才之路很励志，博学兼爱，是毛主席终生感激的老师》一文，文中讲到，毛主席的《祭黄帝陵文》能成为传世鸿篇，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负责教他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功不可没。
毛主席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时，不无自豪地说：
“多亏袁大胡子，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