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部“革命样板戏”中，挂头牌的当推《红灯记》，其次则为《沙家浜》(由《芦荡火种》易名而来）。从这两部现代京剧的产生到成为样板，可以看到“旗手”江青贪天之功为己功的对艺术的令人发指的掠夺。
江青接见京剧现代戏《杜鹃山》剧中雷刚扮演者裘盛戎
先说《红灯记》。这部被江青称之为“我的戏”的现代京剧，其产生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而是在“文化大革命”前。
产生于北京，有着二百年历史的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被称之为中国的“国戏”。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化艺术领域也不断“推陈出新”，大量的地方剧种，如评剧、豫剧、曲剧、沪剧等均开始演出现代戏，反映现代生活。
而京剧，由于受到唱腔、念白等一些固定程式的影响，在演现代戏方面长时间地落在其他剧种的后面。
游行彩车表现八个样板戏的情景
大跃进的高潮中，在狂热和充满激情的氛围里，中国京剧界人士也曾积极追赶时代的步伐，以“大跃进”的精神，尝试着排演出一批现代戏，这些戏，虽说也曾得到某些领导人的肯定和观众的欢迎，但尚未像后来那样被明显地赋予政治上的功能。
进入60年代以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不断被强化，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斗争、塑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成为 文艺界的通则。
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斗争也一步步开展起来。
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能不能演现代戏？怎样演好现代戏？开始被认为是京剧发展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讨论。在“政治挂帅”的空气越来越浓的60年代，这种认识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
江青观看革命样板戏后与演员合影。
作为对这场讨论的总结，1963年末，中国剧协负责人提出，应该将对现代戏的态度如何，看成是阶级斗争在戏剧战线上的具体反映之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演现代戏的高潮。投入到这场编演现代戏高潮中的艺术家们，一方面为某种责任所激励，另一方面也为某种压力所驱使，而无论哪一种动力为主，他们的努力都是热情的、真诚的、竭尽全力的。
作为中国戏剧之王的京剧，在这样的氛围下，不仅认为演现代戏是理所当然，而且要努力走在其他剧种前面也是责无旁贷的了。
一直处心积虑地捞取着政治资本，并绞尽脑汁地寻觅着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合适阵地的江青，抓住了这个时机并选中了 “京剧革命”这一文化革命的“前沿阵地”。
阿甲
1963年秋季的一天，中国最大的京剧演出团体——中国京剧院的导演阿甲应召来到了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办公室。
落座以后，林副部长递给他一个剧本，对他说：“这是江青从上海拿来的，她建议改编成京剧，你是专家，谈谈你的意见。”
阿甲手中剧本封面上印着几行字： 《红灯记》，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
翻了翻剧本后，阿甲同意回去研究一下。
早在1937年于延安就编演过宣传抗日的京剧《松花江上》的阿甲，近些年来一直在寻思用京剧来成功地表现现代生活的阿甲，就此开始了为改编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呕心沥血，也就此导致了他日后的惨遭迫害、九死一生。
阿甲（右一）指导《红灯记》排演
阿甲连夜阅读了沪剧《红灯记》剧本，觉得有改编的基础，第二天便动手改编。他先草拟出改编提纲，交由专业编剧翁偶虹执笔写出剧本初稿，然后，阿甲又从导演的角度进行修改，写出第二稿。再后，经编剧、导演、音乐唱腔、美工服饰等方面集体讨论修改，进入排练。
为排好这出戏，争取在1964年6月于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成功，中国京剧院集中了全院四个剧 团的优势兵力，排出了最佳阵容：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刘长瑜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李奶奶、袁世海饰鸠山，导演阿甲、骆洪年，唱腔设计刘吉典、李金泉。
为了塑造好每一个艺术形象，阿甲不仅组织演员先后观看各地及各种有关《红灯记》题材的剧种和故事片，而且还将整个剧组拉到东北山区和铁路车站深入生活。
就这样，在一批京剧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京剧《红灯记》一举成功地创造了出 来，1964年5月彩排，一炮打响，得到了文艺界同行的一致叫好。
就在这时，江青从上海回到了北京。她要看戏。导演阿甲和京剧院副院长张东川至今还记得，江青那天在观看《红灯记》时是相当激动的，是满意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两天后，江青突然将阿甲、李少春、张东川等主创人员以及文化部负责人唤去，板着面孔十分生气地说：“阿甲，你们真让我失望，把我的戏改坏了！”
阿甲等人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改坏了？”她的戏？这是怎么回事？
江青继续说道：“这出戏的精神你们还没有吃透。”“还要改！”
改什么呢？
“李玉和的形象不突出，老奶奶压了他”。
“监狱那场戏，哭哭啼啼的，情调不对！”
“粥棚一场戏，怎么删去了？”
“李铁梅唱段里怎么出来‘吹腔’了……”
阿甲等人好像挨了一闷棍，他们在当时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江青用意何在。说她爱护关心这出戏吧，她声色俱厉；说她想否定 吧，她又未提出什么原则性的意见来。其实，江青这时已经准备摘桃子了。
“我的戏”这三个字，江青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明白了。
阿甲为钱浩梁、高玉倩排演《红灯记》
在《红灯记》长达半年的创作排练过程中，江青未提出任何与创作有关的意见，更没有到过排练场，如果现在就这样让《红灯记》通过了，而不强加上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如何能算“呕心沥血，精心培育”？
天真、善良的艺术家们不能接受江青的指责，因为如果按江青的意思去改，就会将戏改砸了，他们要对这出戏负责。
但是，他们又觉得不能不听，谁都知道江青的特殊身份啊！
京剧《红灯记》剧照钱浩梁饰李玉和，刘长瑜饰李铁梅
从此，《红灯记》的主创人员便在无休无止的“修改”中经受着折磨，既要尽量不伤戏的筋骨，又要让江青无可挑剔。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江青每看一次戏，就要动一次肝火、发泄一次，不是灯光打得不对，就是音乐太弱……
阿甲等人尽量忍让，可仍免不了要顶牛，事后又要违心写检讨。
因为阿甲等人没有按江青的意思修改《红灯记》，江青甚至闹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弄得周恩来既不能工作，又不能休息。
1964年9月，毛泽东观看现代样板戏《红灯记》。
直到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观看了《红灯记》并与演职员合影后，《红灯记》才算基本定稿，可以公演了。
而就是在这一天，江青得意洋洋地对阿甲宣告：“这出戏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她此时已经当仁不让了。
与此同时，江青还对阿甲心怀叵测地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跟你谈，将来你会知道的。”
可怜的阿甲，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红灯记》的主创人员和一直领导着这个戏创作的林默涵、徐平羽等，统统被打成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时，才对江青这句话恍然大悟，因为到这时，他才发现，《红灯记》已挂上了“江记”的招牌，成为江青的专利了。
江青
与《红灯记》一样，《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也为江青耍弄伎俩，窃为己有。
1963年冬天，拥有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名家的北京京剧团接到一个现代剧剧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有关方面交代说，本子是江青交来的，让改编成京剧。
《芦荡火种》一剧是由著名沪剧艺术家丁是娥、邵滨孙等主演的。早已蜚声剧坛，北京京剧团十分高兴地接下了改编任务。
剧本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萧甲、迟金声导演，以歌颂阿庆嫂的主题出发，取名《地下联络员》。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排练，戏很快就排出来了。
首场彩排，彭真、罗瑞卿、江青等都来观看。演完后，江青认为改编不好，大失所望。之后，她认为这出戏的改编难以成功，便不再过问，飞往南方疗养去了。
彭真
江青不管了，北京市却认为这戏的基础不错。在彭真等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北京京剧团重新加工修改剧本、调整演员阵容、 观摩沪剧演出并组织演员下连当兵，体验生活。
功夫不负苦心人，重新排演并更为原来的剧名《芦荡火种》，令人耳目一新。赵燕侠饰演的阿庆嫂、谭元寿饰演的郭建光、马长礼扮演的刁德一均各具光彩，极为传神。万一英的沙奶奶、周和桐的胡传魁、刘雪涛的陈天民等均是成功的艺术形象。
1964年3月，北京市长彭真等领导人重 新审看了《芦荡火种》，大加赞赏，批准北京京剧团对外公演这出戏。
随即，北京舞台上掀起了一个“火种”热，该戏连演100多场，盛况不衰。
彭真为北京市搞出这样的好戏十分高兴，他亲自出面邀请各界人士观看，并让《北京日报》刊发社论祝贺。
不料，祸从天降。
毛主席、江青
这年春季的一天，江青乘一架专机从上海赶回北京，出席即将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当她在机上随手翻阅近几天的 《北京日报》时，突然发现了戏剧电影栏里刊登着北京京剧团演出京剧现代剧《芦荡火种》的广告，她的眼睛瞪大了：她所弃之一旁的戏，怎么能公演呢？再翻到报纸第三版，又发现一篇赞扬京剧《芦荡火种》的文章，她的心绪突然变坏了……
到北京的当晚，江青径直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看戏。
演出结束，江青将剧团领导、演职员们叫到一起，沉着脸，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还有人给你们发文章吹捧。这个戏是我管的，我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懂吗？”
不懂。大家目瞪口呆，实在是不懂。有人在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演好，惹恼了她呢？
沪剧《芦荡火种》剧照
谁也没想到，此时江青对《芦》剧已生窃取之心，因为她已感到此剧成功在即。不妙的是，自第一次彩排后，她就没有过问此剧，相反，彭真和北京市委却在修改、复排和上演上花费了心血。因而，她要对《芦》剧加以否定，重新加工，否则，便不足以显示她江青在苦心经营。
江青如此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不可告人的动机，北京京剧团的演职员们又怎能猜透呢？
重新排练又开始了。这次美其名曰是在江青的“指导”下进行的。与《红灯记》剧组一样，《芦荡火种》剧组被江青折腾得晕头转向。
《沙家浜》第四场“智斗”剧照
在排练的过程中，江青没有结构一个情节，没有设计一段唱腔，没写过一句台词，有的只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在江青的心里，《芦》剧已成了她的剧。她对北京京剧团的演职员气咻咻地说：“彭 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给你们排戏，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
1964年7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北京京剧团 演出的《芦荡火种》，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照例上台与演员们合 影。毛泽东对《芦》剧的首肯，仍未结束剧组演职员从江青那里受到的折腾。
毛泽东接见北京京剧院《芦荡火种》剧组演员
几天后，江青又来到了北京京剧团，以传达毛主席指示的名义，宣布了两条意见：一、剧名改为《沙家浜》。二、突出武装斗争，因为，突出正面打还是地下斗，是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
于是《芦荡火种》变成了《沙家浜》，这就从剧名上割断了彭真等人与这出戏 的渊源联系，使这出戏更“名正言顺”地成为“江记产品”。
而突出武装斗争的结果，是将阿庆嫂带人化妆成送新娘的队伍，混进敌巢，消灭了胡传魁等精彩耐看的戏去掉，换上让郭建光等人养好伤，杀出芦荡，连夜奔袭，攻进胡府。诸如此类的改动，违背了生活逻辑， 减少了《沙家浜》的艺术感染力。
然而，江青可不管艺术作品的质量和感染力如何，只要能贴上她“江记”的牌子，成为她向上攀爬的政治资本，让世人知晓她是样板戏的“开创者”、“领导者”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