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共产党教导记心头……”。这几句不算顺口的歌词出自《红军战士纪律歌》,是由段德昌苦思冥想创作出,用来规范红军战士日常的行为。

段德昌是中共钦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同时,他还是彭大将军的引路者,更是最贴心的知己。

那么段德昌是何时结识了彭德怀?又是因为什么,命丧黄泉呢?



入党介绍人——段德昌

段德昌,字裕后,1904年8月,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出生于湖南南县火箭村。父亲是前朝的秀才,颇有些文采。家中还有几亩水田,用来度日不成问题。

父亲是段德昌的启蒙老师,聪明好学的段德昌也不辜负父亲的期望,考中了当地最好的中学。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是思想碰撞的年代。身为学生,最是喜欢参与政治讨论,胸怀大志的段德昌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1922年,不过十八岁的段德昌就参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有闲暇时光,段德昌久会走上街头,开展学生运动。

2年之后,退学的段德昌更是创办了新华中学,当作传播思想的阵地。



“五卅惨案”爆发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湖南,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雪耻会”。

正是这一时期,段德昌加入了中共,掩面流泪之余,响应毛泽东,在南县建立了“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

此外,段德昌还号召南县人民抵制洋货,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事业。可以发现,在革命早期,段德昌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才能。



同年秋天,在毛泽东的介绍下,段德昌进入了黄埔四期学习。

然而,没过几个月,黄埔军校内部就掀起了反共的浪潮,段德昌因反对“孙文主义学会”,被心胸狭窄的蒋介石开除出了黄埔军校。

随后,段德昌经周恩来的推荐,来到了毛泽东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

该讲习班专为北伐开设,目的就是训练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军事上有能力的干部。

在这里,段德昌聆听了毛泽东的讲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为佩服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北伐战争开始,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某师政治部主任的段德昌参与了武昌战役。

1926年10月份,段德昌在工作中又结识了彭德怀。

在段德昌的教导下,彭德怀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著作。



大家都知道,彭德怀起点较低,只会打仗。要不是段德昌,彭德怀恐怕还会在政治的迷雾中徘徊很久。

就连彭德怀自己都说:“以前我不过是旧式军队的一份子,空怀有一颗报国心,却找不到可以信赖的组织。正是段德昌教我读了《共产党宣言》,我才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总会有一个过程。显而易见的是,段德昌就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彭德怀前进的方向。

更值得一提的是,段德昌还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这也能说明两人情谊之深,非一般人可比。



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回到了老家发展组织,准备建立根据地。

不过南县的特务寻到了段德昌的踪迹,为了逃难,段德昌躲到了一个名叫刘子云的家中,住在吊楼上。



有一次,刘子云到吊楼去看望段德昌,只见他一头长发,胡子拉碴,双目却炯炯有神。

同时,段德昌还和隔壁的一位铜匠交上了朋友。

在刘子云、铜匠的帮助下,他们秘密造出了几颗铜炸弹,扔到了国民党的团防驻地,得到了三把枪,这就是后来反动派在报纸上宣传的“段德昌三条驳壳枪起家”的由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段德昌率领南县劳苦大众,成立了自己的武装。

1928年4月-1929年底,段德昌和周逸群、贺龙一起,创建了红六军和洪湖根据地。

在此期间,段德昌优秀的军事能力完美无疑体现在各个战役上,相继挫败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尤其称道的是在1931年夏天,蒋介石对洪湖苏区进行了第三次“大围剿”,段德昌率领红九师二十六团三战三捷,歼敌1.2万人,缴获大小枪械8000余支,有了“常胜将军”的美誉。



蒙冤而死

本来湘鄂西苏区发展势头良好,能有效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但随着1931年夏曦的到来,一切都成了昨日黄花。

彼时,中央受到苏联的影响,指令各个苏区都要加紧肃清内部反动分子,委派了夏曦为湘鄂西分局书记。



持有尚方宝剑的夏曦一到洪湖,就极力推行“王明路线”,全盘否定湘鄂西红军的巨大业绩,指责苏区“是富农路线统治”,将“肃清反动分子”作为最突出、最紧迫的任务,成立了以自己为首的“肃清反动分子的委员会”。



起初,这场运动还仅仅针对下级军官,并未延伸到段德昌的头上。

比如说,1932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红军俘虏了一个张姓国民党军官。湘鄂西保卫局在审讯的时候,有人指认他是诈降的奸细,便动用了严刑逼供。

俘虏扛不住皮肉之苦,胡诌、攀咬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是自己的同伙。

于是保卫局将杨国茂也逮捕归案,杨国茂同俘虏一样,胡乱供出了一些干部。就这样,层层株连、层层抓人、层层逮捕,殃及了几十名省市级干部。



恐怖气氛笼罩湘鄂西,就连“肃反委员会”三人组成员之一的杨成林也感到胆寒,留下了一张条子,写着“我绝不是国民党,今后也绝对不当国民党”,然后化装成渔民逃之夭夭。

贺龙后来回忆说:“湘鄂西展开的‘肃反’的确很残酷,是中央的三令五申,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就尖锐化了。”



夏曦不仅在政治上清除异己,就连不擅长的军事上也要横插一脚。

一次,段德昌率领九师攻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夏曦却在关键时刻将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十分不满,批判夏曦是退却逃跑。

针对夏曦大搞“肃反”,段德昌当面指责他:“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好干部都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中央让你来湘鄂西,是来干什么的?”夏曦害怕段德昌联合一批军人反对自己,因而决意铲除段德昌。



至于如何除掉段德昌,夏曦效仿古人,用了鸿门宴这招。

1933年4月下旬,夏曦通知段德昌到中央分局驻地——金果坪开会。

段德昌深感不妙,但仍决定要单刀赴会。

临走前,段德昌对爱人刘淑云说:“夏曦要继续杀人,我反对,他杀的全都是党的精华。我不痛心吗?我估计他会对我下手,你要保重好自己。你腹中有孩子……将来要是男孩,就叫段五省,要你女孩,就叫段七千。”(五省是指段德昌从洪湖一路,途径五省,七千是指行程7000里)



正如段德昌预料的那般,一到驻地,段德昌就被缴械,以“改组派”的名义遭到逮捕。

虽然段德昌据理力争,立下了“给我四十条枪,三年内不恢复洪湖苏区,提头来见”的誓言,但夏曦置若罔闻。



贺龙得到消息,立即找到夏曦,说:“你为什么抓捕段德昌,难道他也是反动分子吗?”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又问:“你有什么根据?”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要求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的铁证。”



怒不可遏的贺龙拍了拍桌子,说:“你这是无中生有,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真要拖着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干嘛要回到军部?”

夏曦理屈词穷,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不论怎样,我决定了,必须除掉段德昌!”

贺龙又回应道:“我坚决反对,德昌是立过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不能轻易杀掉!我可以担保。”

夏曦又说:“这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你敢反对?”面对夏曦动用了党严格规定的“最后决定权”,贺龙也只好服从。



行刑那天,贺龙端着一碗粉蒸肉来到段德昌面前,含泪说:“德昌,吃点吧。我贺胡子保不了你,对不起了。”

段德昌含泪看了看贺龙,几滴滚烫的热泪从眼角流出。随即,贺龙亲自为段德昌松绑,吃了几口,深情地望了望贺龙,挺胸走向了刑场。



上了刑场,段德昌还对夏曦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红军在这里濒临绝境,没有粮食,没有群众,要想生存,必须回到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组派;第三,红军弹药奇缺,还是留下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

就这样,军事英才,蒋介石悬赏五万大洋的段德昌片刻之间被自己人砍死,时年仅有29岁。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彭德怀得知自己的引路人竟然被错杀,气得浑身哆嗦。不在现场的彭德怀对贺龙耿耿于怀,埋怨贺龙不力保段德昌。



只是彭德怀毕竟不是局内人,不了解当时的内情。据当时有人回忆,贺龙和夏曦争论对段德昌的杀和保的时候。

小屋外边站着两人的警卫员,贺龙拍桌子,大喊大叫的声音传出了屋外很远,可见贺龙为保段德昌已经竭尽全力了。无奈他也不能违背“党指挥枪”的原则,唯有望洋兴叹。



结语:

幸运的是,在1944年,延安召开了“七大”会议,全面清算了“王明路线”的遗毒。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为冤死的段德昌平反。

6月17日,在党校大礼堂,毛泽东担任主祭,并写下了挽词“死难烈士万岁”。建国后的1952年8月3日,毛泽东又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共字第烈士一号”。不久,段德昌的遗骸迁葬鹤峰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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