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一部历史学著作，由讲稿整理而成，因而深入浅出，让人读起来甘之如饴。
历代政治是一个大命题，作者没有面面俱到，主要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得失。随着作者的笔触，我们渐渐从眼花缭乱的朝代更叠、皇朝兴衰、百姓疾苦的表象中，触摸到深藏其背后的政治规律和内在逻辑，这实在是一部可资后人以镜鉴的好作品。
拱宸桥。摄于2024年11月20日，杭州。
制度是政治的框架和根本，好的制度可以让皇朝兴盛，百姓安居。政治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书侧重讲了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选举、财经赋税、国防兵役等制度。其中，政府组织及百官职权方面，包括皇室与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的组织以及地方政府的结构。
比如，汉代的中央政府包括三公和九卿，而唐代则实行三省六部制。考试选举制度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以后的科举制。
财经赋税制度方面，分析了不同朝代的税收政策和经济管理，如汉代的三十税一、唐代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国防兵役制度方面，介绍了各个朝代的军事组织和兵役安排，如汉代的府兵制、唐代的府兵制与募兵制并存以及宋代的更戍法。等等。
这些制度可谓为立国之本，作者既讲述了其历史的变迁，又重视对当下时代特征的把握，并指出了其优缺点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摄于2024年12月20日，杭州。
政治制度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国历朝历代的制度的利弊得失各有不同。钱穆说：“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决不能有利无弊。任何一制度，亦决不能历久而不变。”
他综合分析了传统政治中一些不好的趋势，以资当下之镜鉴。比如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主要集中体现在皇室和政府的职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的变化上。
就皇权与相权这一关系来说，汉唐相对比较合理，汉朝中央政府包括三公九卿，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政府的职权更加突出。
宋代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而至明、清两代，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身上，尤其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治理国家变成皇帝一个人的事。就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上，汉代地方政府分郡县两级，郡的长官“太守”地位与中央的九卿平等；唐代不如汉代，地方长官职权比重降低；宋代地方行政相比汉唐则太差；明清两代则更差。
金清港夜景。摄于2024年11月23日，温岭新河。
政治制度与当时的现实和历史文化密不可分。钱穆先生对于历代的政治制度，他说：“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 更不能“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历代的政治传统。
对于写作本书，他说：“我将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
钱穆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贯穿于整部著作之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是中国历史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入分析举例，旁征博引，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
同时，提出了政治制度的本源和适应性。他在序中说：“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为此他在每介绍一项制度时，总是尽量把时代背景讲清楚。比如在讲述宋代兵役制度时，介绍了宋建国后严峻的形势，北方有强大的辽，都城开封易攻难守。所以不敢轻易开战。其兵役也只能“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
古韵。摄于2024年12月1日，绍兴兰亭。
钱穆说：“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对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意思是人事并不会完全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制度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事的安排。反而应该是“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而文章结尾处他强调：“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做参考。”
他明确告诉我们，历史就在那里摆着，不可逆转，变化的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应该可以运用好历史，其得失可资当下镜鉴。
——2024年12月15日
深秋。摄于2024年12月9日，黄岩长潭水库。
作者：
阿风，第五期百日共读计划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