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公开的军事斗争，另一个则是隐蔽战线上的情报战。
我党在情报工作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很多紧要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元帅曾直言不讳地称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短短一句话，足以看出我党在情报工作取得的伟大成绩。
当然，国民党方面也在情报战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先后成立中统、军统，负责打击或镇压政治反对派，搜集军事情报和秘密行动。
1943年4月，刚过了15岁生日的王庆莲考入了军统局。只读过六年小学的她并不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只是因为家中贫困，快连温饱都满足不了了。于是，母亲给她报了名。
虽然受生活所迫当上了特务，但王庆莲心中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痛恨，因为她从小便见过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很快，王庆莲便跟其他十九个人一起被带到了重庆，她被分配到了位于乡下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另外十个人则被分到了军统局本部的译电科。
一年后，王庆莲被调到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这里是军统最高机密部门。这里大多是江山人，因为军统局的戴笠和毛人凤都是江山人，知根知底，很难混进来奸细。
调入译电科后，王庆莲主要负责华南地区的电报，内容涉及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人的。有的内容很复杂，译起来并不容易，如果完不成就继续加班做。
因为保密原因，译电员们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他们私下不准交流各自的译电内容，整个译电科的氛围十分严肃，甚至可以说压抑。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开朗的王庆莲，她经常打扮得十分漂亮，还偷偷跑出去跳舞。当然，她也很有分寸，虽然认识了几个外面的朋友，但她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工作情况。
在军统工作的王庆莲自然也认识戴笠，她和其他人一样，称呼戴笠为“戴老板”。在她眼里，戴笠在穿着打扮方面十分讲究，对军统局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有要求，男的要穿中山装，女的要穿蓝色的旗袍。
因为公务繁忙，王庆莲并不能够经常见到戴笠。但每周一的军统例行会议上，戴笠只要在重庆，必会来参加，在台上分析国际形势。
正如章士钊所说，“是非留待后人评”。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局不只搞反革命工作，不可否认，它也为抗战出过力，无论是收集情报，还是暗杀叛徒、汉奸等，都立下过功劳。
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腾冲的电台被炸，戴笠派去了手下得力干将祝仁波安装新的电台。祝仁波也不负所望，完成了这一任务，为腾冲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笠领导的军统是当时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情报机关，其电讯破译技术也相当先进。比如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就是由军统译出来的。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亡，消息传出，引起极大震动，军统的工作人员听后，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4月1日，在戴笠的追悼大会上，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赶来参加。当时，在台上讲话的蒋介石声音都哽咽了，他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而感到痛心。
戴笠去世后，军统日渐没落，并改为“保密局”。因与上级领导关系不好，王庆莲决定离开军统。毛人凤收到她的报告后，问道：“为什么要走？”
王庆莲随口说道：“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
就这样，王庆莲离开了军统，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期间。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还曾向她发出赴台邀请，但王庆莲当时已经成家，加之不愿离开家乡，便选择了留下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掀起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王庆莲因自己军统特务的历史受到了批判，她一五一十地向有关部门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其实，王庆莲深感委屈，因为她当时在军统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有开过一枪，更不用说杀人了。而且，她离开军统时，国共正在进行和谈，内战还没有开始。
尽管如此，王庆莲依旧没能摆脱接受劳动改造的命运。1958年，王庆莲和丈夫一起来到了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乡下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他们与牲口为伴。由于是水乡，每次劳动都要划船出去，孩子没人照管，一个人在家。冬天也不能休息，要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
1979年，随着国家政策逐渐落实，王庆莲一家人的生活处境逐渐好转，并恢复正常。1981年，有关部门为她落实了政策，她在乡下参加劳动的23年也被算进了工龄里。
虽然经历了不少苦难，但王庆莲心中却没有怨恨，她曾明确表示：
“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进入21世纪后，王庆莲的事情通过报道渐渐为人所知，最让她感动的一个评论是“你可以挺起胸来堂堂正正地做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统译电科在大陆的只剩下她了。
参考资料：《法制博览》、新传奇2016年51期、《党史天地》2012年第21期、《文摘报》2012年06月12日、《新快报》2012年3月20日、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5年9期、《钟山风雨》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