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非常喜欢自己的文人身份，他说过：“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用笔杆子，不能动枪。”，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文人。
毛主席也非常善于写文章，作为文人必备的诗词歌赋，他信手沾来；即使作为政治家身份，他撰写指示、命令、报告等文体，也是得心应手。
毛主席这一生的文章非常多产，根据国家档案局记载，毛泽东记录在册的文稿档案共25068件，时间跨度为1912—1976年，也就是说毛主席最起码每天要写一篇文章。我们要知道，毛主席工作非常忙碌，还能保持这种写作频率，是很难得的。
更为重要的是，毛主席文章在多产的同时，质量也非常高，他的文章会区分受众，面向不同的人，文风完全不一样。
一、面向蒋介石，文辞典雅，尽显名家风范
其实在文学方面，蒋介石面对毛主席，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之前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发表《沁园春-雪》，这首词一出品，顿时就是爆款，可谓“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当时国内凡是能看懂文字的人都争先朗诵毛主席这首诗，几乎国内所有的文人都挥毫如疾，争相以词应和其中的韵律，静默如水的文坛瞬间变得热闹非凡，似乎如果当时不谈论《沁园春-雪》，就显得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蒋介石作为全国最高领袖，非常妒忌，召集了一大帮文人，也要写一首沁园春，但无论怎么绞尽脑汁写，就是不如毛主席。
可以说，蒋介石的压力是持续的，几乎每一次毛主席写给蒋介石的信件，都是文采斐然。1936年，毛主席写信给老蒋，劝老蒋抗日，文辞写道：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需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上面这些文字是鲜明的毛氏风格，用了对偶、用典、排比、反问等等修辞，有古典名家的写作风范，读起来也非常有说服力。
二、面向人民群众，则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写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的文章，毛泽东写了关于《对张杨的训词》的评论，后来取名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的文章，来驳斥老蒋的文章。
《对张杨的训词》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蒋介石和毛主席之间一场特殊的“书面对话”，可以说，是两人文风的鲜明写照。
下面截取其中一段双方辩论文段：
蒋介石：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毛主席：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从写文章就能看出来：毛主席是走群众路线，写得通俗易懂，让老百姓都能看得懂；老蒋这边写得文绉绉的，让老百姓看的云里雾里。
比如小细节，蒋介石很喜欢用一些书面语，“我”要写作“余”，“知道”要写作“明了”，“的”一定要写作“之”。反之，毛主席的文章因为要给群众看，直接干脆简单，我们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知道，能写成“的”，绝不会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词。
其实，毛主席的文学水平非常高，完全可以一直阳春白雪，但是毛主席的心里装着的是人民群众，广大的群众其实文化基础还不够，如果太过于文绉绉，用“之乎者也”之类的写法，群众理解起来是有难度的。
因此，如果要以群众为基础力量，那么从写文章开始，就要写让老百姓看得懂的语言，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都很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