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巴地儿是旧京土语，特指前门外老天桥一带。天津三不管和沈阳老北市也有类似叫法。杂巴据说源自“杂拌儿”，本是老北京过年必吃的由多种果脯干果混合而成的蜜饯，演化为杂巴或谓众多行当为谋生计而汇聚之所在，这么看来倒也贴切形象。我常以南城人自居，对天桥不可谓不熟悉，自幼及长的生活半径差不多都没离它太远。昔日天桥五行八作、市井辐辏的喧阗图景如今久已不再，但有些历史遗迹仍依稀可辨，比如香厂街区。
泰安里艺术中心
人们形容老天桥土得掉渣儿，洋得冒尖儿。一边是城市下等阶层的草根底色，另一边是中产富豪的摩登风范，二者就这样奇妙地糅合混搭，共同呈现出旧京南城特异的都市风貌。其中洋得冒尖儿多半专指香厂。
不久前，我参加了由天桥街道组织的一场citywalk，立意在重访香厂地区重要地标及红色遗迹。其实香厂并不在传统天桥市场范围内，而是位居其偏西北一隅。随着时代更迭，民国时天桥早已由一个桥名扩展至一个文化片区，自然也就囊括香厂。活动路线从永安路与万明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起始。永安路如今难得保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街巷旧貌，这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朱启钤先生。光绪年间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时的朱启钤就已萌生改造北京外城市区的构想，但因离任而搁置。辛亥以后他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大刀阔斧进行市政改革。第一板斧改建正阳门，拆除瓮城，打通城市干道；第二板斧将社稷坛改造为京城首座对民众开放的公园——中山公园；第三板斧治理沟渠，改龙须沟西段为暗沟，填平下洼，修筑道路，以昔日河道上永安桥命名新路为永安路。1914年，朱启钤主持的京都市政公所计划以上海外滩为榜样，在北京开辟一块“模范市区”。
之所以选中香厂，朱启钤看中了这里的位置和交通，香厂近临八大胡同、大栅栏和厂甸，虽然此前环境差，浊臭逼人，但极具潜力。于是，一个珠市口西大街以南，东至留学路、西到虎坊路、南至永安路的现代化新型市区在南城市井生根成长。香厂新市区的建设首次引入西方建筑及管理理念，京都市政公所为此多次派员出国考察，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为顾问，并在《市政通告》上刊登西方先进建筑理念向大众传播。朱启钤本人不曾出洋，但眼界胸襟极为开放，认识到旧京现代化之路远必师法西洋，近必仿效上海。随后，他采用市场化运作手段，将土地招商投标承租，吸引大量租地盖房者。于是香厂一带沿街映现众多西式洋房，万明路与香厂路交叉口还有北京最早的交通警察岗和电灯柱。
我们徐徐行进在南北向的万明路上，这曾是香厂新市区的中心街道，道路西侧仍可见几家便利店等小铺面组成的二层小楼，唯有仔细端详才能从斑驳门壁间见出几分海派遗风。再向北的宣武中医院，旧时叫仁民医院，同样始自民初。而后就到了万明路与香厂路的交叉路口，东北角曾有一座新市区头号地标新世界游艺场。如今在它斜对面道边立有一块现代化路牌，上有新世界游艺场旧照和一块玻璃窗框，意在指引路人透过窗口望向对面的三座高层住宅楼，原址就是久负盛名的新世界。朱启钤的寻租招商方案甫一出台便令富商闻风而动，曾在吴佩孚手下当过督军的天津武清人陈光远，出资购得空地数亩，聘请上海人刘宝赓出任总经理，延请英商通和洋行设计，按前一年上海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的大世界游乐中心仿建。1918年春节，一座带屋顶花园的新式高层商业楼在新区中心拔地而起。新商场是当时南城最高建筑，登临顶层可远眺白塔、万春亭，晴明之日还可遥望西郊诸景，集商贸、餐饮、服务、娱乐于一体，一开业便“如云仕女杂流民”，繁华一时，轰动九城。
对比京沪两座建筑，大世界磅礴挺拔，新世界壮阔雄浑，后者如同前者的微缩变形，连经营上也亦步亦趋。同样入门购票，同样在一层走廊陈列过去颇为时兴的哈哈镜招徕顾客。二十世纪初的北京，两层以上又带电梯的摩登高楼凤毛麟角，新世界游艺场以五层之躯傲然矗立于南城市井，堪称京城奇观。目前新世界大楼老照片一概黑白影像，欲察外观唯有爬梳史料。有一段文字介绍新世界一层用青砖砌成，二层以上全部改用红砖，墙柱用暗黄洋灰打面，雕塑花纹。如此看来，现实中的新世界游艺场整体更接近沙滩的北大红楼。两座建筑都在1918年建成，层高相仿，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新世界与北大红楼的因缘，当然不止一处。1919年6月11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为声援“五四”学生运动，来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晚八时许，陈独秀与高一涵等人在东方饭店晚餐结束以后，独自来到新世界潜入第五层屋顶花园，等十点钟四楼的楼台放映露天电影时，他就开始抛撒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号召民众进一步力争主权。传单如雪片四散飞扬，陈独秀随即被捕，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陈独秀在新世界被捕既是革命史的重要事件，也是个人生平中的一次壮举。我有时不禁疑惑，“五四”学生运动明明肇始于市中心，为何陈独秀偏要选择到南城杂巴地儿来散发传单？或许南城百姓天然富于斗争性，又或者新世界的高楼让他回想起创办《新青年》时黄浦江畔的法租界吧。98天后，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释放，不久辞去了文科学长一职，离京赴沪，回到黄浦江边做建党筹备工作。
1928年北京改名为北平，不再是首都后，新世界日渐萧条，最终关门停业。偌大一个商业巨厦就这样人去楼空，后来改作他用，直到1986年被彻底拆除。相较之下，与它一街之隔的东方饭店似乎运气好一些。同样是1918年初竣工开业，东方饭店完全是民营企业，同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并列北京三大高档饭店。那时一个叫邱润初的浙江商人从上海来到北京，在新市区建设招商中，成功地成为东方饭店股东和第一任经理。他把自己在上海开西餐厅的经验移植到东方饭店，从建筑风格、内部装潢到房间陈设、服务礼仪，全部仿照上海。
东方饭店与新世界成为民国初年北京南城的商业中心和繁华之地，有如今天的三里屯太古里。邱润初是成功的，东方饭店开业之初就引领潮流，提供了不少在当时看来十分先进的设施服务。饭店内暖气、上下水设施齐备，卫生间面积极大。饭店提供小轿车接送服务，每日接送车辆达到七辆之多，而彼时北京全市的民用轿车仅有45辆。1925年，有上海报纸评论：“每房间有一电话者，始创于东方饭店，今之上海已有效之者。”可见其引领风尚之先。邱润初还花大手笔在各个报纸不断登广告，引进最先进的服务，短时间内饭店风头一时无双。
东方饭店的出名主要依靠社会名流的力捧。民国初期的北京，天下各方名士汇集于此。当时的军政文化各界名人几无例外地都会和东方饭店发生关联。1922年8月，蔡元培在此设宴招待访华的苏俄代表团。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偕家人在此避难，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一文。1928年白崇禧在这里召开记者会宣布北伐胜利，不一而足。
东方饭店的衰落同新世界一样，在政局动荡、抗战烽烟这些炼狱中逐渐黯淡下去，甚而连房产也支离冰消，最终步履蹒跚地挨到1949年。今日东方饭店主楼是1986年新建的。八十年代后，北京天际线高度成倍攀升，动辄二十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相较之下，原有的三层老楼便显得日渐落寞。但东方饭店是幸运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保全。八十年代的修建过程中，施工现场出土了一方大号柱础，经判定应是万明寺旧物。时间再回溯六百余年，此地有一座明代佛刹万明寺，今天的万明路即由此得名。想来万明寺一定不是等闲之地，柱础上的石刻雕工可见其身份之高，异于凡土。现今的东方饭店由1918年、1953年和1986年三组建筑构成。有几次我和朋友吃饭就在东方饭店开设的老房子1918咖啡厅，雅座旁边的落地窗能瞥见后院饭店老楼（上图），欧陆风格的花园和三层的西式阳台怎么看都比主楼更有味道。
这趟citywalk结尾还提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事件一周之后的16日，来自北大、清华、燕大等多所高校的学生和市民共三万余人齐聚天桥广场集会，其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史称“一二·一六”运动。历史又一次选择了天桥，这块杂巴地儿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了。尽管香厂新市区昙花一现，繁华过后归于凋零，终成遗迹，但仍在城市岁月飘逝中步履留痕。其中仿上海石库门风格的泰安里静立如初，华康里居住区（下图）也焕然一新。老街中的人情味与生活气息总有股经久不散的坚韧精魂。
朱启钤三十年代退出政界创办中国营造学社，专事古建筑研究。学社成员梁思成精于古建史学，1951年撰文称赞北京是无与伦比的都市杰作，这种杰出的都市规划无疑包含历代先贤的种种实验和探索。虽然曾经香厂林立的海派弄堂内外少了绵密细糯的吴语轻音，不过就如乾隆先后移植苏杭园林和西洋建筑于圆明园内，北京自古与各方交融不绝，兼收并蓄，眼界和胸襟的开阔使之不论对胡风、沪风还是西风都一视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