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刘承司这个名字必然是遗臭万年，他是第一个叛逃的飞行员，掌握着很多军事上的核心机密。
而他叛逃后，解放军的高层闻讯后也极为震惊，且与他有关系的很多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可谓影响极大。
手表只是表面原因
在众多同龄人中，刘承司青年时期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从航校毕业后很快就成为了海军航空兵飞行员。
担任飞行员的日子里，国家的经济当时还并不是特别好，手表都属于高档用品，飞行员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经常用到手表，为了满足飞行员对手表的使用需求，部队上也会给飞行员发手表，还是质量比较好的高档手表。
刘承司对手表这样的玩意也充满了期待，飞行员的待遇本身就好，如今又能领取一块手表，他的心里也在等待。
在发放手表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等着领取新手表。
刘承司当时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看着队友们一个个拿着新手表也十分期待，好不容易就要排到自己的时候，却有人告知：“这一批手表已经全部卖完了，没有多余的了。”
这句话让刘承司的心中非常不爽，他马上去询问原因。
对方却说：“等到后面下一批手表到了会把少你的那一块给补上，先不要着急。”
可刘承司还是极为生气，在回到宿舍后，看到其他飞行员队友们都在不停把弄着手表，自己却什么都没有，这更是让他认为无法忍受。
在极度的愤怒之下，刘承司干了一件非常哗众取宠的事情：他找来一个闹钟挂在脖子上，还要带着自己的闹钟上飞机参加训练和作战。
如此行为不仅会影响到队伍训练，更是会影响到当时正在进行的路桥轮战。
有关领导发现了这一行为后，立即要求刘承司停止飞行任务并写检讨，同时他也在找刘承司谈话的时候明确告知：“后续的手表已经在准备的过程中了，希望你能认真想明白，不要去钻牛角尖。”
即便已经被领导谈话，可刘承司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愿意去写检讨。
鉴于刘承司一直抱有抵抗态度，所以当地领导就一直没有让刘承司复飞，依然让他把自己的问题想明白再投入训练，他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停飞3个月”。
在“反思”的过程中，刘承司始终没有真正反省自身的过错，也不考虑自己的任性可能带来什么后果，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听电台，突然有一档电台介绍了台湾地区国民党的相关情况。
那段时间台湾当局的电台节目都是由女播音员陈孟华负责，她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诱人，人送外号：“空军玫瑰”。
国民党在电台中宣传：只要来了这边，会给出非常丰厚的报酬，黄金都是按照千两计算。
宣传中，同样有从大陆前往台湾地区的行动路线，以及避免被国民党空军击落的办法；担心的所有事如今都能解决好，刘承司也自己盘算了这件事的可能性。
最终，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刘承司的脑海里：去投靠蒋介石，过上丰厚的物质生活。
在被停止飞行任务好一阵子后，刘承司突然提交了一份检讨书，内容是“情真意切”，空军领导看到刘承司的这份检讨书后，还以为刘承司已经想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再加上此前工作中确实可能让刘承司产生了心理不平衡的可能性，于是就同意了让刘承司复飞。
这一同意，就彻底为刘承司的叛逃埋下了种子。
此后的日子里，刘承司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平静，只是没人知道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执行飞行训练的过程中，他始终在偷偷打听着敌方电台的情况。
当时的各种技术也并没有那么成熟，因此国民党的电台也并不是那么难以查找，就这样，他成功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对方一再向他强调：“只要你投奔了国民党，金银财宝少不了，美酒美女少不了。”
1962年3月3日，刘承司也像往常那样执行飞行任务，他在出发之前不仅为飞机加满了油，还认真擦拭了一下飞机；这些行为在战友眼中也正常，没人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
再加上由于性格的原因，刘承司与其他人的接触本就不算特别多，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叛逃之后
那天起飞后，刘承司像往常那样跟着队伍行动，不久后就打开了电台和敌方沟通。
确定好脱离队伍后，他就沿着一条直线径直朝着台湾岛的方向飞去，甚至在这一路上并没有隐蔽，让其他战友误认为这就是他的飞行线路。
最终，他驾驶着米格-15抵达了台湾省桃园空军基地。
落地之后他很快就被带走了，台湾当局没有否认刘承司投奔自己的决心，但是也要评估一下他的实际价值；不过，为了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国民党给他奖励了1000两黄金，还把他安排到国民党空军中任职。
对于解放军的空军而言，这件事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打击。
当时培养一个飞行员所要消耗的心力是巨大的，出于考虑到空军防御发展的问题，解放军才培养了大批空军飞行员来捍卫领空；条件的局限性下，一个飞行员都要培养好几年，可刘承司竟然因为私欲而选择逃跑。
这样的行为对解放军飞行事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若是不能采取相关动作，那么将来势必会有其他人选择跟风。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也是首次发生飞行员叛逃成功的事件，海航由此开始了整顿。
很多人都被刘承司牵扯进来，从东航司令到大队、中队的不少领导都被撤职；6师的师当时正在外面学习没被撤职，可他依然从大校被降职为上校，而整个6师都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从路桥被调回上海。
有关领导也表示：“刘承司大事故，政治影响很大，首先军委要负责，没有增加力量、工作帮助不够；今后要改变，要重视。”
刘承司的家人也接受了有关部门调查，由于他的叛逃与家人并没有关系，因此他的家人没有受到牵连。
原本刘承司的父亲是村里的村干部，在儿子选择叛逃后，他就不愿意再干任何领导职务了；刘承司的母亲也在1966年郁郁而终，那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早就使得二老难以忍受。
由于老伴去世，刘承司的父亲也从1970年开始患病全身瘫痪，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在1976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临死之前他还对小儿子说：“今后台湾解放后，你可千万别把你哥哥带到坟头，我做鬼都不想见到他了。”
其实，在另一边的刘承司即便在一开始得到了很多物质条件，但他的心里也没好受到哪里去。
他可能自己也清楚，一个选择叛变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有好下场，也没有人会真正愿意相信这种人。
所以最初刘承司在国民党包装下的“风光”不过是为了满足国民党的宣传作用，国民党为了时时刻刻能监视刘承司，还让女特务蔡健美与他结为夫妻关系。
结婚的时候刘承司根本没有办法选择拒绝，他最初选择的是“美女播音员”陈孟华，还说自己是听了对方的声音才选择叛逃的，可对此国民党压根就不予理会。
而他毫不知情的是：由于他老婆长时间执行间谍任务，最后都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两人在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出生，这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由于蔡健美当时身上也没有任务了，她最后的任务就是观察刘承司的一举一动；平日里她在家中什么事情都不做，每天只想着打牌和购物，因为她背后“有人”，刘承司也不好多说什么，可他的积蓄很快就被妻子花完了。
而且，婚后的蔡健美很快就表现出暴躁的一面，她还要求刘承司将每个月得到的薪水全部交给自己，若是他不同意，蔡健美便会立即打砸家具。
平日的工作里，刘承司明面上是国民党上校副台长，可他的这个职务只有虚权而没有实权。
那些国民党的高官更是看不上他，还经常说他是叛徒。
在这种环境下，刘承司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只不过由于他到了此刻已经彻底没有了选择，所追求的“自由世界”到头来也是在旁人的监视下艰难度过。
大约不到20年的时间，刘承司就变得一无所有，而蔡健美也提出了离婚，这就使得刘承司的晚年是一无所有、一穷二白，非常凄凉。
当初的他在面对镜头时笑得多灿烂，后来就有多可悲。
